（四）故事是一個“自組織系統”

故事能夠利用自身的結構邏輯，不斷地吸取外部信息，進行自我加工、自動修復、自我完善，從而形成一個具有完整結構和功能的有機體。



山曼曾給我講過一個“驢吃草”的故事：一個農民牽著一頭驢到鄉政府辦事，驢把鄉政府門口的草給吃了，農民遭到了鄉幹部的訓斥，於是牽過驢子，啪啪給它兩耳光，罵道：“你這頭蠢驢，你以為妳是鄉幹部，走到哪里就吃到哪里啊？”





早期的故事到這里就結束了。可是過了不久，故事又出現了一個“加強版”。根據相似的結構邏輯，故事進行了自我加工和完善：驢子轉過身來，反踢農民一腳，罵道： “你這蠢貨，你以為妳是警察，想打誰就打誰啊？”…

豪伊金格說：“遊戲是在明確規定的時間、空間里所進行的行為或者活動。它是按照自發接受的規則來進行的。這種規則一旦被接受就具有絕對的約束力。遊戲的目的就存在於遊戲行為自身之中。它伴有緊張和喜悅的感情與日常生活不同。”



幾乎所有關於遊戲的認識，都適用於故事創作。故事的本質就是一項智力遊戲。而遊戲總是要限定在一個封閉的時空內完成，這里有固定、有限的角色，有特定的遊戲規則，還有規定的結局。具體而言，作為遊戲的故事具有如下五個封閉性特點：

（一）故事角色之間的關係是封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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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所有故事都有明確邊界，都是限定在密閉時空、特定關係之中的虛擬語言遊戲。故事中驅動或約束人物行為的遊戲規則，我們稱之為“驅動設置”。從故事的最簡結構圖看，故事情節的形態標誌就是轉折。轉折意味著主人公現有的狀態和軌跡發生了變化。在民間故事中，引起狀態改變的原因，一定是外在因素的變化，也就是說，在既有條件和主人公希望達成的目標之間，出現了新的“障礙”。障礙成為誘發或促成情節發生發展的主要驅動因素。在故事中，障礙的設置必須同時包括出題和解題兩個方面，我們稱之為“系鈴方案”和“解鈴方案”。無論系鈴還是解鈴，都必須遵循一定的遊戲規則，利用規則來推進情節，實施解鈴步驟。如果按照正常的故事邏輯無法實現轉折，就需要通過打破常規來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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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運用民間故事進行傳統的道德教育，這對於中華民族品格的形成，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國傳統的道德思想，相當部分存在於民間故事之中，並借助民間故事得以傳播。



在民間，傳統道德教育主要是通過民間故事演述的形式得以實施的。道德力量的釋放往往是在故事的演述中實現的，演述者和聽眾共同營造了神秘的訓誡和警示的氛圍。 “故事中的事件被看作他們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與他們分離的或者是發生在別人身上的。我們每個人的身上都存在善和惡的潛能，因此每個角色體現了一個完整的人的某一部分。”



故事戲劇性地表現了這些部分，用形象來提醒人們：應該如何規範行為舉止，可能在哪里誤入歧途。故事演述完後，在場的人會有一番交流和討論，這種演述空間、故事和故事之後的討論都是一個完整過程中的要素。在這個過程中人們（尤其是年輕人）認識到道德的生命意義，從而使人們行為都符合道德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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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哲學家瓦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見圖)在《講故事的人》（1936年）一文中說：“民間故事和童話因為曾經是人類的第一位導師，所以直至今日依舊是孩子們的第一位導師。無論何時，民間故事和童話總能給我們提供好的忠告；無論在何種情況，民間故事和童話的忠告都是極有助益的。”…

月亮在白蓮花般的雲朵里穿行，迎面吹來陣陣涼風，我們依偎在祖母的懷里，聽她講那遙遠的故事，《狼外婆》《狗耕田》《七仙女》《葉限》……構成了很多人兒時的記憶。



一些故事以文字的形式記錄了下來，但大量民間口耳相傳的故事，因為演述人的斷代而漸漸失傳。那些散落在祖國大地上的民間文學“遺珠”，若不能及時得到搶救整理，我們失去的不僅是一個個好聽的故事，更是民族文化的根脈。





《中國民間文學大系·故事》卷，正是舉全國之力延續這一根脈的偉大工程，旨在將那些正在被遺忘的民間故事傳統重新打撈起來，使之成為永遠不會消失的紙質文本，供後人閱讀、保存、研究和享用。…

第九，從文學史的經典闡釋來看，有一個從審美理想主義，向政治實用主義的發展。

文學史研究在20世紀也經歷了大轉型，一個極具有爭議性的問題，是如何看待歷史上形成的文學經典。由於對經典的看法衝突抵牾，形成了兩種針鋒相對的經典觀，或者更準確地說，形成了經典維護派和顛覆派兩大陣營，其爭論、批判和對抗遂演變成為一場狼煙四起的“文化戰爭”。經典維護派恪守文學經典的普適價值和審美趣味，強調經典的既是歷史的時間選擇，也是文學披沙揀金的積澱產物。…

第六，從文學研究基本工作文本解釋來看，有一個從解釋向“過度解釋”的變遷。

文學研究的主要任務就是對文學文本(或相關問題)的意義解釋。但是，在解釋問題層面所表現出來的爭議，遠遠地超出了解釋本身而觸及到認識論、知識生產和文化資本等諸多問題。艾柯提出的“解釋與過度解釋”說法，傳神地描述了從現代範式到後現代範式的激進轉型。…

後結構主義用文本概念來取代作品概念，意在把文學研究的對象，從一個獨立自足的實體概念，轉向一個處於諸多要素關聯中的關係性的相對概念；意在把中心化的作品結構，轉向文本那複雜交錯的網狀結構。



這樣一來，獨立自足而又固定不變的作品，也就轉變為帶有互文性和生產性的文本，恰如一些學者指出的那樣，文本乃是一個“反學科的對象”(19)。假如說作品的概念對應的，是文學理論及其語言模式的話，那麽，在比較的意義上，可以說文本概念則是對應著理論的話語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