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工資收入和政治忠誠度的關系

回憶錄的多數作者都提到他們的經濟收入在運動前後的變化，由於這些回憶錄的作者多是“小人物”，原來的工資就較低，當他們在成為“反革命”“右派”或“反社會主義分子”後，他們的工資又被大幅下降，有的只發十幾元到二十多、三十多元的生活費，這也就涉及一個大問題，即工資收入和政治忠誠度的關系問題。

新國家是根據政治忠誠度來進行經濟利益的分配的，這在1957年後大致確定了下來。…

兩年後，在反右運動時，又提出，對大人物中的右派，對社會科學方面的要“放手進行，鬥深鬥透”，而對一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學家和技術工作人員，除個別情節嚴重非鬥不可者，其他應一律采取保護過關的方針。

具體策略有許多：有的是“鬥而不狠”；

有的為了將來能夠使用，應采取控制新聞報道的方法，有的不登報，有的“小鬥登報”；

對有重大作用的科學家，采取“談而不鬥”；

對科學界中的“老右派”，即民主革命階段的右派，在鳴放期間沒有表現或很少表現反動言行的，“當然不要排隊，也不好批判”。…

1953年後，1949年前舊中國學校培養的知識分子總體被劃入了“舊知識分子”的範疇，他們被一般視為“不純”階層，其主要依據是，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並曾為舊社會服務。在這群人中，“歷史不清分子”和“不純分子”占有相當的比例。…

三，在城市進行“統合”的方法和步驟

新國家特別關註在城市的“統合”，它的基本內容是摸清“民情”，對廣大城鎮居民進行細致的政治分類，以了解每一個城市成年人口的政治面貌，新國家很快就建立起對全社會人員，特別是城市人口的“政治忠誠度的識別體系”。新國家對社會狀況的廣泛調查，也包括工人，但是出於意識形態的考量，新國家對工人比較寬容，調查和“排隊”的重點對象是資產階級，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因為這些人群被認為和舊中國有較多的歷史聯系和思想聯系。這也和蘇聯的方式不同，蘇聯是依靠專門機關的調查，在中國主要是依靠建立黨委領導下的人事保衛制度，是對蘇聯經驗的發展。…

回憶錄作者之一的喻明達，在建國初只是一個14歲的少年，已離開家鄉在外地讀中學，以後又考入華中農學院的中專部，但是他家鄉的鄉政府拒不同意為他“轉戶口”，其理由是他是“大地主的細崽子”，“應留在農村，老老實實接受勞動改造”，以後當地的鄉政府的工作人員還寫信給華中農學院，要把他帶回家鄉，充當“地主”。這種現象在50年代初並非個別，一些地區的縣、鄉領導為了表示站穩“階級立場”，習慣性地采取“寧左勿右”的方針，大面積擴大被管制人群的範圍。…

上述回憶錄的共同的特點是：

1，14個人是親歷，只有1人是今天的年輕人，他主要是根據他的父母的回憶來寫他的“家族史”。

2，這些回憶錄的作者都是普通人，不是社會名流。

3，作者中有4個大學生，其中2個是在新中國的大學畢業的，其他多數人是小知識分子，也有普通工人，革命軍人，後兩類作者原先只有初等文化，是通過長期的自學，才能寫書的。

4，只有1個人在1949年前在國民黨的黨務部門及軍隊工作過，是低級人員。

5，多數人出身於非無產階級的家庭。…

二十世紀50年代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新時代的開端，“統一”，“改造”，“社會主義工業化”，“農業集體化”等都是構成50年代歷史的重要內容，也是那個時代的基本面相，但是新國家究竟是通過什麼具體的方式和路徑實現它對全社會的“統合”的？這個問題長期以來在一些宏大的詞語下被高度簡略化了，本文所要探討的就是50年代新國家是怎樣進行社會“統合”，如何實現高度一體化的？

本文所稱的“統合”，是指建國初新國家依著某些重大理論和概念，通過一系列政治運動，把某些被認為是敵對、異己或偏離新國家的思想和組織原則的人群加以清除、治理和整頓的過程。…

1955-1956年的肅反運動對新中國歷史的影響很大，民主人士等對肅反運動偏差的批評帶來嚴重的後果，他們中的多數人在一年後都成為“右派”。肅反運動的“主觀化”、“擴大化”是普遍存在的。據曾任廣東省委“肅反五人小組”組長的文敏生回憶，廣東第一批開展肅反運動的單位有410個，“由於種種原因”，“運動開展不到一個月，竟揭發出上百個”小集團“。回憶錄《如歌歲月》的作者章正邦當時在四川省峨眉縣參加肅反，該縣將所有肅反對象集中歸口，統一安排住宿在禮堂和大會議室，為時一個月。為激發參加者的階級鬥爭的警惕性，每天在讀文件和報紙後，還安排專人讀肅反小說和報告文學，”以此來推進肅反運動的深入“，最後“抓了七八個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一段時間後，這些人又回到原先的工作崗位。…

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 1899-1961）美國小說家。生於鄉村醫生家庭，從小喜歡釣魚、打獵、音樂和繪畫，曾作為紅十字會車隊司機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長期擔任駐歐記者，並曾以記者身份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和西班牙內戰。晚年患多種疾病，精神十分抑郁，經多次醫療無效，終用獵槍自殺。他的早期長篇小說《太陽照樣升起》（1927）、《永別了，武器》（1927）成為表現美國“迷惘的一代”的主要代表作。三、四十年代他轉而塑造擺脫迷惘、悲觀，為人民利益而英勇戰鬥和無畏犧牲的反法西斯戰士形象（劇本《第五縱隊》1938），長篇小說《喪鐘為誰而鳴》（1940）。50年代後，他繼續發展二十年代短篇小說《打不敗的人》和《五萬大洋》的寧折不彎主題，塑造了以桑提亞哥為代表的“可以把他消滅，但就是打不敗他”的“硬漢性格”（代表作中篇小說《老人與海》，1950）。在藝術上，他那簡約有力的文體和多種現代派手法的出色運用，在美國文學中曾引起過一場“文學革命”，許多歐美作家都明顯受到了他的影響。…

我們還睡在床上的時候，他走進屋來關上窗戶，我就看出他象是病了。他渾身哆嗦，臉色煞白，走起路來慢吞吞，似乎動一動都痛。

“怎麽啦，沙茨？”

“我頭痛。”

“你最好回到床上去。”

“不，沒事兒。”

“你回床上去。等我穿好衣服就來看你。”

可是等我下樓來，他已經穿好衣服，坐在火爐邊，一看就是個病得不輕，可憐巴巴的九歲男孩。我把手擱在他腦門上，就知道他在發燒。…

纜車又顛了一下就停了。開不過去啦，大雪給風刮得嚴嚴實實地積在車道上。沖刷高山裸露表層的狂風把面上的雪刮成一層堅硬的雪殼。尼克正在行李車廂裏給滑雪板上蠟，他把靴子塞進靴尖鐵夾裏，牢牢扣住夾子。他從車廂邊跳下，跳在硬邦邦的雪殼上，來一個彈跳旋轉就蹲下身子，撐著滑雪杖，一溜煙滑下山坡。…

哪怕是一清早就下山，走進山谷也很熱。太陽把我們隨身帶著的滑雪屐上的積雪融化了，把木頭也曬幹了。春天來到了山谷，但是，太陽十分熱。我們沿著大道來到加耳都爾，隨身帶著滑雪屐和帆布背包。我們經過教堂墓地時，那兒剛剛舉行過一場葬禮。一個神甫從教堂墓地出來，經過我們身旁，我對他說“感謝主”。神甫哈一哈腰。

“奇怪，神甫總是不跟人說話，”約翰說。

“你以為他會說‘感謝主’吧。”

“他們從來不答腔，”約翰說。…

他剛才遊過泳，走上山以後就在盆裏洗腳。屋裏熱，德奇和盧曼兩個都站在一邊，神色緊張。尼克從衣櫃抽屜裏拿出一套幹凈內衣，乾凈襪子，新吊襪帶，白襯衫和衣領，一一穿上。他站在鏡子前打領帶。德奇和盧曼使他想起拳擊賽和橄欖球賽前的更衣室。他喜歡他們那副緊張相。他真想知道要是自己臨刑，他們是不是也這模樣。八成是吧。萬事都是事到臨頭才能明白的。德奇去拿瓶塞起子，進屋打開酒瓶。

“好好來一口，德奇。”

“你先喝，斯坦。”

“不。有什麽關系？盡管喝。”…

從霍頓斯灣鏡去湖邊的小石子路上，中途有一口清泉。水是從埋在路邊的一個瓦溝裏冒起來的，漫過瓦溝邊上的裂口不斷往外淌，一路穿過密密叢叢的薄荷，直流到沼澤地裏。黑咕隆咚中尼克把胳膊伸進泉水裏，可是水冷得胳膊簡直擱不住。水底的泉眼裏還有沙子噴出來，打在指頭上覺得好像羽毛輕輕拂過。尼克心想：我要是能全身都浸在裏邊該有多好呢。那肯定是挺過癮的。他縮回胳膊，就在路邊坐下。今天晚上是夠熱的。…

尼克拐進穿過果園那條路時，雨停了。果子都摘了，秋風吹過光禿禿的果樹。路邊枯黃的野草裏有只瓦格納蘋果，給雨水淋得透亮，尼克停步撿起了蘋果。他把蘋果放進厚呢短大衣的口袋裏。

那條路出了果園，直達山頂。山頂有小屋，門廊空蕩蕩的，煙囪裏冒著煙。屋後是車庫，雞棚，二茬樹象堵樹籬，挨著後面的林子。他放眼望去，上空的樹給風刮得遠遠倒向一邊。今年秋天還是頭一遭刮大風呢。

尼克走過果園上面那塊空地時，小屋的門打開了，比爾出來了。他站在門廊上往外看。

“哎呀，威米奇，”他說。

“嗨，比爾，”尼克說著走上臺階。…

早先霍頓斯灣是座木材業城市。住在城裏的人沒一個聽不見湖邊木材廠裏大鋸子的聲音。後來有一年再也沒有木頭可做木材了。運木材的雙桅帆船一艘艘開進湖灣，把原來堆放在場地上那些廠裏鋸好的木材裝上船。全部木材堆都搬走了。大廠房裏凡是能搬動的機械都搬出來，由原先在廠裏幹過活的工人搬上其中一艘雙桅帆船。那艘雙桅帆船出了湖灣，駛向開闊的湖面，裝載著兩把大鋸子、往旋轉圓鋸口裏拋木料的滑車，還把全部滾軸、輪子、皮帶和鐵皮都堆在一船木材上。露天貨艙蓋著帆布，系得緊緊的，船帆鼓滿了風，駛進開闊的湖面，船上裝載著一切曾把工廠弄得像座工廠，把霍頓斯灣弄得像座城市的東西。

一座座平房工棚、食堂、公司找房、工廠辦公室和大廠房都空無一人，留在湖灣岸邊草地上遍地鋸木屑堆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