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青年組織的另一個分支倒退到了30年代。它強調工人階級和黑人，而不是青年，應該作為革命的先鋒隊。在“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副主席卡爾·戴維森（Carl avidson）、麥克爾·克朗斯基（MichaelKlonsky）和鮑伯·埃維肯（Bob Avakian）的領導下，這一組織痛斥新左派的美國觀，而代之以毛派和斯大林派的人物及第三共產國際的政策，也就是說，采取與社會民主黨和左派自由黨對立的態度。黨的組織形式也遵循相應的路線。這是對早期新左派的徹底反駁，是進步工人黨的鏡像。組織里沒有任何自由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的位置；它故意不動聲色地吹捧老左派自以為是的風格。有一段時間，我們像是看一部重拍的老電影，但像所有的重放電影一樣，它已經失去了原始的語境。

在1969年分裂之前，業已存在的主流派作為第二個傾向逐漸回到了左派自由主義政治，雖然當初他們吸收了新左派的思想。下面這些人是社團的組織者：麥克·安撒拉（Mike…

作了一年的計劃開發者之後，我成了下東區就業計劃的負責人，作為一個社區活動分子和行政管理人員，我又打發了隨後兩年的時光。黨派或工會組織陶醉於激進派的道路，我選擇的是取而代之的另一條道路。作為公民的行動，下東區不能夠沿著同樣的路線進行組織，其大多數活動已經在白人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選民中組織起來。當我們為抵制戴維·洛克菲勒在曼哈頓下區建設高速公路而展開鬥爭的時候；當我們試圖在貧民區開展合作公寓運動並在60年代末的一個炎熱的金季里與警察搏鬥的時候；當我們向城市當局和聯邦政府施加壓力，為年輕人爭取更多的就業機會而奔走的時候，所有活動以當地的意大利人為同盟軍，以窮人和工人階級的波多黎各人為基礎的。組織者是從分散於社區各處多個社會機構中招募來的。這是社區活動的黃金時代，我們通過為尼克松設計窮人收入保障計劃以取代約翰遜漫天邊際的反貧窮運動，促使莫尼漢（Daniel PatrickMoynihan）就社會混亂和下層社會組織問題發表了講話。…

然而，在60年代以後，林德和海登不再是知識分子，而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政治活躍分子。像其他很多人一樣，他們看不破激進運動兩派日益擴大的分歧，最終傾向於當時流行的反知識主義潮流，我們則變得日益以對理論的需求來解釋一切。對海登來說，理論貶低了具體的經驗。另一方面，我們對自己所稱的理論到底是什麽也不甚了了。維因斯坦幾乎算不上一個理論家；基諾維斯關於理論話語的觀念又太過傳統，不足以讓對手嚴肅對待。事實上，左派研究的大部分作家都是經驗主義的歷史學家。不過，雜志也的確刊登過真正理論方面的文章。詹姆斯·奧康納（James O’Connor）有兩篇文章是關於作為新社會鬥爭形式的社區聯盟的，它們極大地推動了我們對當時形勢的認識。哈羅德·克魯茲（Harold Cruse）對共產黨在黑人中的作用提出了雖然片面但卻精彩的歷史性的批評。馬丁·斯克拉盡管已不再參與雜志的日常事物，但他的幾篇文章中仍然從歷史的角度成功地闡述了社團自由主義。…

林德和海登與舊左派有分歧，主要不在於具體問題，而是在於後者依賴政府行動、立法方法以及機構組織等等。此外，同其他的很多新激進分子一樣，他們更感興趣的是新型的社會文化關系，而不是重組經濟所有制原則。在這一點上，他們是早期的政治經濟權利下放、創建非官僚形式、“讓人民決定”與他們生活息息相關的事物，以及用“社團”代替“社會”報p遵循托尼斯對於這兩個詞的著名的界定的倡導者，政府應該被視為一個為爭取社團、和平以及有關“人民”的其他問題而奮鬥的場所，而不是一個達成社會公正和平等的工具。不過，最終的目標仍然是在最大程度上廢除政府的權力。…

這一項目歷時七年，以提綱挈領的方法對美國歷史和現代政治進行的一次具體的考察。維因斯坦擔任領導，其中一部分是因為他幾乎為雜志提供了所有必需的金錢，另外也因為他對威廉斯和米爾斯起草和制定的主要原則最忠誠。在他所研究的美國社會主義歷史的領域里，他采用了這些思想來研究歷史上團結的和分裂的左派：選舉與直接行動，蘇聯的問題，階級與區域政治，民主黨內的社會主義運動與改革鬥爭，群眾黨與先鋒黨。雖然他以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但是，也許正因為此，他發現左派右派對戴伯斯黨的背叛導致了美國左派的失敗。態度堅決地抨擊戰前老一輩社會主義者的立場。確實，從一開始，《左派研究》就試圖在美國重建一個多傾向的社會主義團體，以便能夠成功地爭取到選區席位，為教育和文化的發展提供天地，在今日和平事業以及公民權利和其他社會運動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在60年代的語境中，美國左派分裂為兩派。一派想恢覆列寧主義，使列寧主義人道化；而另一派則認為社會主義過時了，希望以不折不扣的民主來取代它。威廉斯一米爾斯一線因斯坦的立場似乎是一個嚴肅而又站得住腳的選擇。…

這是一代人的運動，而不是一個階級、一個種族或具體利益、具體問題的運動。這是由他們父輩塑造而成的一代人，是戰後流向郊區的移民和職業社團鄰近大城市造就的一代。在那兒，幸福成為經濟安全和最大量消費的同義詞。作為一種反應，新的一代試圖創造多種不同的政治，試圖創造一個烏托邦社區；事實上，人們可以認為新的政治是這種公有社會沖動的產物。一些人在南部鄉間的貧民區里尋找這種社區，而另一些人就在北部城市的移民區里尋找。一個小的但是重要的群體在中心城市里建立了一種反文化：東村的藝術，弗吉尼亞、加利福尼亞和佛蒙特的農業，明尼蘇達和紐約州的手工業。這些先鋒派運動有很多形式上革新的痕跡，但是，他們深信，改革制度的努力注定會被對手所吸收。因此對自由社會的批評便采用了這一運動的形式，在生活、工作和性的空間里尋找藝術和生活之間的聯系，在自給農業和小手工業的基礎上，保持一種互補的經濟。…

“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並不同情美國共產黨和蘇聯，但是這一代人是從人所共知的麥卡錫時代那些政治壓迫、知識審查的黑暗日子中誕生的。據信，美國共產黨受到的迫害並不全是因為它同蘇聯的關系，還因為它在美國主要外交政策方面與政府持有不同政見。在這一意義上，“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成為一支“反對”反共的重要力量：它堅持冷戰應對民眾參與民主的機會遭到破壞負責，它是中央控制和管理日常生活的一種表面現象，是將美國人的夢想歸納為一致性儀式的一種隱喻。在對一種新的民主理想的追求中，在對麥卡錫時代恐怖政策所尋求的政治補償中，“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只是不得已才為共產黨的權利辯護，它也明白，共產黨本身對民主制度並無威脅，因為這個黨還很弱小，事實上，為了生存，它還不得不維護這些制度。…

約克維勒（York Ville）曾經是德國的機械師和匈牙利的勞工們居住的地方，是和美國塞斯特斯各普一樣的工廠。50年代初，我就曾經在里面工作過。這里很快就變成了一個很時髦的東區。該區在議會中的利益是由溫和的洛克菲勒共和黨來代表的，但該地區仍然有一個工人選民支持的很有實力的民主黨地方組織。這些地區來了一個年輕的左派律師，他同約克維勒領袖們以及黨的老戰士哈靈頓一起從事改革運動。他就是刑事案件律師馬克·雷恩（Mark Lane），專門代表黑人和拉丁美洲裔人去打那些看來毫無希望的刑事案。他對引起公眾注意有著準確無誤的感覺，能夠憑第六感官敏感地抓住公眾的政治想像力，他擁有一種非凡的才華，這使他走上了成功的職業政治生涯。但是，他不是生來就有一種特別生氣或超然毅力的人。在私下的交談中，他是害羞的，只有在面對廣大聽眾的時候，他的言辭才會激烈起來。在約克維勒的萊克星頓大街，他在貧民屋中租了一間房，這種地方現在已經差不多完全消失了。他最近也與他那作演員和流行歌手的妻子瑪莎·施拉姆（Martha…

麥卡錫時代（the McCarthy era），勞工運動鬥爭性的明顯衰退，消費者社會的出現——這一切都沒能嚇倒這為數不多的激進分子，他們每星期五都在白馬酒吧灌上幾加侖啤酒，與披頭士們和過去文學激進運動的老兵們在擁擠的房間里推推搡搡地走動著。那是惟—一場沒有被30年代反蘇浪潮摧毀的文學激進運動。當然，其最後的休息地是所謂的“文化自由議會”（the Congress forCultural Freedom），而它的刊物則是《遭遇》（Encounter），但卻不是50年代的《評論》或《黨派評論》。伊斯特曼（Max Eastman）也許是一切記者和編輯中最偉大的人，最後竟然成了極端保守的雜志《讀者文摘》的撰稿人。…

我所指的60年代是從1962年開始的。我曾經生活在一個與現在截然不同的世界，工會運動，紐瓦克的和平與社區組織，以及改革民主黨的政治，這些都是50年代後期的“現代”。那個時代，南部新的公民權利運動崛起，北部黑人社會為爭取權利而進行的鬥爭爆發，類似於我們今天核裁軍運動的中產階級和平運動也愈演愈烈。那時，公民權利運動已經進人對抗階段（絕食靜坐和爭取自由的遊行），盡管馬爾科姆·艾克斯（MalcolmX）受人尊敬，但他的聲音此時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引起重視，離黑人爭取權利運動的高漲也還有五年的時間。…

邦紮爾宣稱他支持原則政治，但是跟著就用一種使事物看起來可笑的、被誤導的、讓人無法認同的方式闡釋我們歷史上偽所有事例。在這種解釋過程中，他歪曲了那種歷史的一大部分。最突出的例子是他對平民主義者的解釋。邦紮爾把他們的領袖描寫為被一種“陰謀理論”迷住了，說他們反問米特人，恐懼盎格魯人，是恐英的和鄉土主義者，還說他們專心致力於空洞或不適合或二者兼而有之的改革計劃。在這種描寫中除了真理，什麽都寫到了。邦紮爾把他對平民主義的理解建立在十到二十年前風行一時的舊模式上面，但這種理解很快就被有效地粉碎了……因為邦紮爾既沒有意識到近來的學術發展，也不願意承認對他論美國左派歷史的簡單化觀點所提出的挑戰………

喬治·肯南（George Kennan）的文章《沒有計劃的叛亂》（《紐約時報》星期日雜志，1968年1月21日）是令人震驚的。里面幾乎沒有一個句子不是虛妄的指控，自我封閉的觀點，不合時宜的憤慨。它是對校園激進左派的全盤歪曲——完全是那種居高臨下、肆意歪曲的敘述，這種敘述認他們的角度出發認定20歲的人，認為“自由主義者”不能理解新的一代，也不能理解社會擺在我們面前的新問題。不止於此，該文還是一篇危險的文章，因為它用了通常羅納德·里根才用的觀點和措辭，從而使肯南這個名字有了一種特別的分量……

我難以相信肯南看過多少立場鮮明的報紙，這種報紙經常由“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發行，而這一全國性的組織代表著校園激進左派的立場。如果他讀了的話，他不可能提到他們“巨大的確定性”，他們“尖叫的脾氣發作”，他們對“唯暴力主義”充滿了興趣。因為他們相信世界會變得更好，差一點使他們變成了“烏托邦主義者”。…

現在正是在“機械化”進程這方面，曼德爾將把60年代新殖民主義者對第三世界的改造和第一世界中出現的似乎風馬牛不相及的諸如消費社會、後工業社會、媒體社會之類的稱呼聯系起來：

晚期資本主義並非代表了一個後工業社會，而是歷史上第一次構成一種“廣義的普遍工業化”。機械化，標準化，勞動力的過度專門化和分工化，這些過去只是決定了實際工業中的商品制造領域，現在卻滲透進社會生活的所有部門。晚期資本主義的典型特征就是農業一步步被工業化，流通領域（諸如信用卡之類）就像生產領域一樣；娛樂休閑行業如同工作組織一樣，都被工業化了。…

重返“最終決定性實例”…

在梅斯特拉（Maestta）群嶺中

如果我們不能揭示其中明顯的動力（機制），並通過對這一實驗室境況的某種人為簡化，在完全不同並且遙遠的社會實踐領域中發現強烈的相似之處甚至相應關系的話，所有這些將不過是圍繞著一個非常專門（或“高雅”）領域的冗長的題外話。我們現在在第三世界60年代的革命實踐和理論這類完全不同的現實中看到的正是對一種共有歷時節奏或“遺傳密碼”的覆制。

從一開始，古巴革命就申明自己的獨創性，聲稱它完全不同於傳統形式的革命實踐，是一種全新的革命理論。實際上，與切·格瓦拉密切相關並在里吉斯·德布雷（Regis…

現在問題集中在“自律”這一術語及其經過阿爾圖塞限定後的悖論性“半自律”概念。這里的自相矛盾性在於，本身就是一個“自律”的統一體的符號，作為一個與指涉物相分離的領域，可以保持當初的自律性，以及它所要求的統一和連貫，惟一的代價是須得保留一個虛幻的指涉物，使其幽靈般地暗示一種外部存在，因為這可表明一個閉合空間，一種自我限定，以及一條主要邊界。馬爾庫塞自己那痛苦的辯證法把這點戲劇性地表達為一種有趣的來回波動：他那自律性的美和文化之域既回到某種“現實世界”來對它進行評判和否定，同時又把自己與此現實世界徹底分開，變為一靈虛幻景，一些軟弱無力的“理想”、“無限性”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