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德和海登與舊左派有分歧，主要不在於具體問題，而是在於後者依賴政府行動、立法方法以及機構組織等等。此外，同其他的很多新激進分子一樣，他們更感興趣的是新型的社會文化關系，而不是重組經濟所有制原則。在這一點上，他們是早期的政治經濟權利下放、創建非官僚形式、“讓人民決定”與他們生活息息相關的事物，以及用“社團”代替“社會”報p遵循托尼斯對於這兩個詞的著名的界定的倡導者，政府應該被視為一個為爭取社團、和平以及有關“人民”的其他問題而奮鬥的場所，而不是一個達成社會公正和平等的工具。不過，最終的目標仍然是在最大程度上廢除政府的權力。

盡管林德那種緩慢的道德說教式的西海岸話語有的時候讓紐約人覺得無法忍受，1965—1966年的《左派研究》編委會的內部分歧並不是因為成員的性格各異，而是在新左派的基礎到底應該是什麽這個問題上有著根深蒂固的分歧。維因斯坦和基諾維斯的確是因政見不同而與共產黨分道揚鑣，但是，他們仍然分別是徹頭徹尾的第二和第三國際的社會主義者。而海登和林德則對“運動”這一概念有著極深的宗教式信仰，他們爭論說《左派研究》應該報道正在出現的社會運動中的活動；這一論點得到了其他委員會成員的讚同。論辯的中心議題是雜志究竟有沒有權力和責任去批評這些運動。海登尤為堅持，認為外面的知識分子應該把自己局限在公共事物上，肯定他們在當代政治話語里的中心地位，並置身於普遍的解放運動。

這涉及到雜志作用的中心議題。這些年以來，《左滋研究》也許是數量日益增多的新左派刊物中最有影響以及擁有最多讀者的一種刊物。雖然發行量並不是很大，但它所刊發的文章卻廣為人們所討論。它的編輯都是運動中全國知名的人物。它的觀念被認為是最前衛的。維因斯坦、基諾維斯，還有我都把這本雜志看作是一個公認的新社會主義黨派的理論喉舌，這一新黨派將在運動的主要活動分子中逐漸獲取領導權。放棄了舊有的左派組織在我們並不意味著喪失了組織一個大眾的社會主義黨的希望。這個大眾社會主義黨可以推選自己政府部門的候選人，擔當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並最終在工會和其他工人階級組織中建立影響。海登、林德和伏魯什特認為，這些與現實太過脫節。他們及新的激進的一代並不想把自己局限於主流政治這個圈子里。相反，他們正在尋求一種方式，通過行動去證實他們的社會存在和個人存在，去建立一個在普遍民主而不是代表制基礎上的新的道德秩序。

從這些論戰中，你可以看到導致運動在60年代後期走向分裂的原因的萌芽。維因斯坦認為，沒有政治方式的運動將不可避免地分崩瓦解。但是，他那經常是精確的批評卻沒能應對海登和林德提出的基本論點。在他們看來，要建立運動，必須為好多議題而奮鬥；這並不意味著想要去改變現存的社會，而只是想提供另一種可能性。維因斯坦用政治的重要性代替了舊左派明顯錯誤的經濟決定一切的論調；海登和林德則對政治本身發起了挑戰，認為政治作為一種控制的形式，其壓迫性遠甚於經濟剝削。

我們這些委員會里的社會主義者也沒能駁倒新激進主義的第二條原則：對個人絕對控制權的渴望；個人的權力已經被代表制的政府、工會官僚和非個人的大機構系統地剝奪。新左派意欲將權力重新還給個人（這一提法同通常會混為一談的“還權於民”不同，後者是黑人爭取公民權利運動的口號，其中個人利益是附屬於集體利益的）。在這一方面，海登和林德是最早批判、被後來的吉爾斯·德魯茲（Gilles Deleuze）和菲利克斯·瓜塔利（Felix Guattari）斥責為聚合政治的人。海登和林德倡導一種微觀自由政治來對抗維因斯坦、基諾維斯和我所提倡的宏觀政治。

維因斯坦最終也陷入利益的政治，強化了諸如階級鬥爭、社團又由主義、社會主義革命的傳統概念。林德是不接受馬斯特的妥協立場的，他對萌芽於個體性的、精神恢覆的和愛的運動更感興趣，此時的他對從理性主義的概念，即聯盟、聯合及政黨集團發展而來的政治策略不感興趣。革命將重塑我們的人性、讓我們回歸自己，並且，用馬克思的話來說，重建我們的“人種’L運動必須以尊重其主體尊嚴為基礎、否則它就將不可避免地倒退回傳統的利益團體政治里。激發這種理論的是早期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和新教徒人文主義左的傳統，而不是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林德後來同愛麗斯·林德合寫了一本書《等級和檔案》，他在書中表達了自己的基本觀點。在這本書中，工人們自己站出來談論他們的工作、他們的奮鬥以及他們對未來的希望。

編委會內部的分歧日益擴大。當林德、海登和伏魯西特知道已無法控制維因斯坦的立場時，他們最終還是辭職了。維因斯坦隨後於1967年解散了雜志並遷居到了西部。三年以後，在那里創立了《社會主義革命》（即現在的《社會主義評論》），這是一份尋求一個新政黨的政治刊物。1972年，林德和維因斯坦又走到了一起，組織了新美國運動（NAM）。這是一個民主社會主義的組織，包含了公有社會和傳統激進政治的原則。從一開始，新美國運動就更接近於他那個時代的社會運動而不是議會政治的思想。它有一個相對保守的對手。民主社會主義組織委員會是由哈靈頓、豪和其他人於同一年建立的。事實上，民主社會主義組織委員會反倒比維因斯坦自己的組織更加遵循他最初的思想。

像維因斯坦和基諾維斯一樣，林德和海登也是嚴謹的知識分子。他們都深信不疑的是：左派運動首先必須是一場美國的運動。這種左的孤立主義並沒有影響到他們對帝國主義和全球美國壟斷利益加共同仇恨，也沒有影響到他們對國外民族解放運動如尊重。他們都想在美國傳統之上建立運動；問題是。他們發現的傳統是相互對立的。林德推崇梭羅，而海登在密歇根寫的碩士論文是關於萊特·米爾斯的。雖然維因斯坦從米爾斯的《權力精英》一書中受益良多，並一直饒有興趣地追讀其政治文章，但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馬克思主義者。至於基諾維斯，他一直是一位未經改造過的意大利派的列寧主義者，也就是說，他信仰一個多中心的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推崇葛蘭西（Gramsci）；但是，他也對建立一個有朝一日可以對執政府權力的美國馬克思主義政黨感興趣。1964年，當他還是拉特各斯大學資歷不深的歷史教按時，就宣稱他看好越南的全國解放陣線，從而成為全國聞名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