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項目歷時七年，以提綱挈領的方法對美國歷史和現代政治進行的一次具體的考察。維因斯坦擔任領導，其中一部分是因為他幾乎為雜志提供了所有必需的金錢，另外也因為他對威廉斯和米爾斯起草和制定的主要原則最忠誠。在他所研究的美國社會主義歷史的領域里，他采用了這些思想來研究歷史上團結的和分裂的左派：選舉與直接行動，蘇聯的問題，階級與區域政治，民主黨內的社會主義運動與改革鬥爭，群眾黨與先鋒黨。雖然他以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但是，也許正因為此，他發現左派右派對戴伯斯黨的背叛導致了美國左派的失敗。態度堅決地抨擊戰前老一輩社會主義者的立場。確實，從一開始，《左派研究》就試圖在美國重建一個多傾向的社會主義團體，以便能夠成功地爭取到選區席位，為教育和文化的發展提供天地，在今日和平事業以及公民權利和其他社會運動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在60年代的語境中，美國左派分裂為兩派。一派想恢覆列寧主義，使列寧主義人道化；而另一派則認為社會主義過時了，希望以不折不扣的民主來取代它。威廉斯一米爾斯一線因斯坦的立場似乎是一個嚴肅而又站得住腳的選擇。

在最早的幾期里，斯克拉寫了一些關於威爾遜時代的精彩文章。在這些文章里，他探索了公司自由主義的根源。斯克拉認為作為對公司經濟活動的規範，這些改革表達的決不是大眾對資本的權力，相反，它是國家和大企業重新結合的信號。在18世紀90年代以後，由國家操縱的州際貿易委員會、鐵路委員會和其他政府機構是競爭理性化的手段，是加速重要領域壟斷進程的手段，其結果不會出現更多的大眾權力，相反，只會更少。

威廉斯、科爾克（Gabriel Kolko）和維因斯坦等作家合寫的《共同理想和自由國家》（1966）發展了斯克拉社會福利政策的觀點，形成了美國20世紀的新觀念。“共同自由主義”可能成為60年代美國歷史學界最有影響的信條。此外，20世紀的平民黨、工會、社會民主黨和其他團體不是有意無意地被當成客觀的社團主義者就是被斥之為受到嚴重誤導，拒絕明確選擇社會主義道路代替社團政治。通過顯示社團本身也需要改革——雖然這一點已被證明在某種程度上有些誇張——新左派歷史學家還希望說明人民陣線政治毫無意義，而共產主義者卻根據這種政治認為民主黨可以成為社會主義者切實可行的政治舞台。因為，舉例說，如果新政只是脫離軌道的極端主義更好更有效的方式，那麽，30年代共產黨的成功無疑是社團自由主義的左的面孔。斯克拉和威廉斯為傳統的左派智慧提供了有力的平衡，在冷戰摧毀它之前，用反共的左派的話來說就是在共產黨受到了來自斯大林主義的致命傷害之前，共產黨一直是一支推動社會進步的英雄的、強有力的力量。他們認為就算可以無視共產主義對工業聯盟的貢獻，那麽不管工業聯盟是否從工人的觀點中獲益，它都與社會主義的觀點毫不相幹。《左派研究》並沒有走得很遠，並沒有對勞工哲學進行抨擊，因為它的大多數編輯仍然相信工人階級的主導作用。但是，盡管它們經常罷工，經常與個別雇主發生糾紛，它確實認為美國工會是社團自由組織的一部分，而不是它的對手。

在維因斯坦到東部去了以後，因為大部分的編輯留在威斯康辛或分散到美國和加拿大的一些大學里去了，所以他和李·巴克桑達爾（Lee Baxandall）以及海倫·克萊莫（Helen Kramer）開始尋找新的編輯。在他們到達後沒多久，《左派研究》組織了一個歡迎會，我也在被邀之列。在40年代後期，當我還是紐約一個中學活動組織者的時候就認識維因斯坦了。我是立足於東北地區的石油、化工和汽車工人的國際代表。他邀請我加入《左派研究》編委會，我答應了。在那之後的三年時間里，直到它消失之前，我一直都是編委會的活躍分子。吉恩·基諾維斯（Gene Genovese）也加入了編委會；同年，美國作家諾姆·伏魯西特（Norm Fruchter）也接受了我們的聘請，他在英格蘭居住時曾是《新左派評論》的編委。此外還有作家兼批評家、伏魯西特的大學朋友阿蘭·楚茲（Alan Cheuse）。此時的海登呆在紐瓦克，歷史學家林德則剛剛離開了耶魯大學。

編委會從一開始就因思想路線的不同而有了內部的分裂。看到一個由知識分子和活躍分子組成的組織出現了分裂是會感到有些離譜，但是ig65年以後的每一次會議都反映了這一組織在某些方面存在著類似的爭端。最主要的問題是60年代新的社會運動和團體有多麽重要，他們應該如何對待。維因斯坦和基諾維斯幾乎不掩示自己對學生、反傳統文化群體和公民權利組織的輕視。充其量不過居高；閑下地對他們作出一到和藹可親的姿態。其主要任務是針對當時的重要政治鬥爭提供不間斷的社會主義分析，用武斷而又尖銳的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對美國的過去進行評估。在刊物的政治態度方面，我基本上與維因斯坦站在一起，堅持認為社會主義必定會否定壟斷資本主義，刊物應該用具體的社會主義思想傳統代替美國的激進主義。同時，作為各種新運動的參與者，我擔心基諾維斯的老左派主義會摧毀刊物對各派創新精神能夠很快接受的特點。不幸的是，與在美國左派問題上的很多其他爭論一樣，這些爭論太過經常地形成對立：不是新的社會運動，就是意識形態的政治（雖然有人尖銳地批評僅左派的立場）。

最後，大家都同意對各種組織以新聞報道和調查的形式進行批評。我為《左派研究》撰寫的催—一篇署名文章是關於勞工運動和社團組織的，是從社團自由主題的角度寫的。其觀點總是向改革派清楚地顯示沒有采納日晚的社會主義或反壟斷觀點的激進組織和社團的本質。經常得到伏魯西特支持的林德和海登認為運動就是一切。雖然林德在50年代曾是一個托派分子，出身於一個有名的左翼學者家庭，但他深受馬斯特激進的反戰主義觀點影響。由於歷史學家們奇怪地低估了馬斯特思想的重要性以及他領導的組織的重要性，所以，對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他的某些活動進行回顧還是值得的。

在其早期的生涯里，馬斯特是衛斯理教派一個傳播社會福音的牧師，但到了30年代，他成了一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組織了美國勞工黨。這一組織在1934年托勒多那場著名的汽車工人罷工中起了關鍵的作用，那場罷工是為產業工會聯合會的成立鋪平了道路的三場鬥爭中的一場。在一次嘗試問托派分子進行合並的災難性的慘痛經歷之後，馬斯特向著宗教左派的立場後退了半步。從30年代後期到1968年逝世，他組織和領導了一系列和平主義組織，最有名的是和解聯誼會（TheFellowshiP on Reconciliation）、戰爭抵制者聯盟（WarResisters League）、種族平等聯合會（CORE）。一戰期間，地勸告一些應征入伍者從良心上反對戰爭。這些人中就有後來成為和平運動中反戰派的繼承者秋林格（Dave Delinger）。50年代和60年代，他幫助明確了核裁軍運動的目標並抵制征兵。在他去世前不久。他正為制定反戰聯盟的無例外原則而奮鬥，以使共產黨人、托派分子和其他激進派都能同獨立的左派、自由黨，甚至是社會民主黨一起戰鬥。在這一原則下，將沒有任何人被排除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