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7年9月，參加費城制憲會議的本傑明·富蘭克林在離開最後一次會議時，碰到一位婦女。她問：“富蘭克林博士，你們給了我們一個什麽樣的政府? 共和制還是君主制？”富蘭克林答道，“夫人，是共和制，如果你們能夠守住它的話。”制憲會議只是“制定”了一個共和，而不是“建立”了一個共和國的實體，只有守住共和，共和國這個實體才算建立起來。

如何守住共和？守住什麽樣的共和？又由誰來守住共和？這是每一個被稱為共和國的國家民眾必須回答的問題。他們需要知道，自己要守住的是一個什麽樣的共和？他們在接受一個為自己制定的共和政體的時候，是否已經有知識，已經在民主政治上足夠地精明和能幹，來守衛這個制度？如果要獲得這種能力、知識和智慧，又該從哪里去接受這樣的教育？…

這樣的公民受到過兩個方面的教育：第一是知道自己的權利，第二是對暴政保持高度警覺。人民之所以需要一個政府，一個政府之所以具有合法性，乃是因為政府能夠保障個人的自然權利。受過教育的公民具備關於政府形式的知識，了解那些既能夠制衡政府權力，又能使政府運行的政治制度。他們清楚地知道，即便是“最佳”的政府形式，對於民眾的自由權利也不是充分安全的。因此，全體民眾要隨時對政府保持一種明達的、不松懈的警覺，否則不可能把政府權力關進籠子里去。

與美國公民的“受過教育”相比，智利和肯尼亞公民的“精明”更具有自我教育和自我啟蒙的含義。美國有比較健全的政治、社會制度、公民社會文化，學校公民教育也為美國人成長為民主公民提供了方便的教育環境。與美國相比，智利和肯尼亞的外部教育條件就要遜色得多。在這些國家里，公民更有必要通過自己的努力變得聰明起來。…

與智利和肯尼亞這樣的國家相比，美國的民主制度和民主公共生活要健全得多，具有民主知識和素養的公民有一個歷史更悠久，更為人們熟悉的名號：“受過教育的公民”。2009年11月奧巴馬來訪中國時，在給《南方周末》及其讀者的題辭中寫道，“我希望繼續維護我們兩國間的關係，並祝賀你們在分析及傳遞關鍵政治信息上的貢獻。受過教育的公民是建立一個有為政府的重要前提，而出版自由對這一有智識的公民社會大有助益”，其中“政治信息”（知情）和“受過教育”（因有知識而聰明和精明）是聯系在一起的。

民主理論中的“知情的公民”（informed citizen）概念在美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從建國時期即已如此。1780年的馬薩諸塞州憲法中就這麽寫道，“與德性一樣，普遍存在於人民中間的智慧和知識對於維護人民的權利與自由是必不可少的”。…

智利“精明公民基金會”的宗旨是縮小公民與政府之間的信息差別、打破政府的信息壟斷和控制、提高政府權力的公開性和透明度、鼓勵公民們進行知情的獨立思考並積極參與、幫助公民們增強集體行動的能力、保護公眾利益不受少數權貴階層的侵犯。公民們因知情而變得精明、能幹、積極參與，這符合智利社會發展的需要，也符合享有普遍共識的世界民主潮流和人權價值標準。“精明公民基金會”的宗旨和許多活動很快獲得了智利國內和國際間的認可和讚賞。

在非洲東部國家肯尼亞也有一個叫“精明的公民”（Smart Citizen）的公民組織。肯尼亞是非洲一個政治比較穩定，民主制度比較有共識的國家。1963年獨立後，肯尼亞民族聯盟長期一黨執政，1991年12月肯尼亞改行多黨制後，又連獲1992年和1997年兩次多黨選舉勝利。2002年12月，由14個反對黨組成的全國彩虹同盟在第三次多黨選舉中擊敗民族聯盟上台。…

  “精明的公民”（smart citizens）是那些堅持自我治理和能力自我優化，並努力具備與之一致的知識與素質的公民。做精明的公民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積極、有效地進行民主參與，真正成為“人民政治”的主人。民主不僅是一種政治制度，而且也是一種公共生活方式。一種生活方式的誕生和存在總是伴隨著一種新類型的人的出現。相反，一種生活方式的衰亡也總是伴隨著某種類型的人的消逝。精明的公民往往是在政治民主的開端時期和公民文化的成長環境中有待充分形成的一種新型公民。

精明的公民通過自我教育獲得有關政治民主的必要知識，擺脫政治愚昧，而變得善於運用自己的頭腦。他們不那麽容易被權力操縱、愚弄，不會像群眾社會中的群氓那樣，輕易就相信蠱惑家們的動聽言辭和信仰表白。他們能夠自由而理性地思考，對事物有自己獨立的看法和判斷。具備了這樣的素質與稟性，公民才稱得上是精明的或聰明的公民。…

邁耶記錄的小人物常識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常識是否可以在“皮奧里亞”之城里真的提升人們總的智力水平。常識也許是有破除假象、堅持真實和真相的作用，但是。常識也是很容易被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的。所謂常識，應該是指那些能夠不證自明，可以不言而喻，直至眾所周知，最終心領神會的日常觀念。觀念是一個學習與接受的過程，觀念無法自動進入人的頭腦和想法中去，需要通過經驗或教育來逐漸形成。如果某些觀念不能從日常生活的直接經驗中習得，那就不妨從他人那里借用過來，其中的知識越普及，觀念就越可能以“正確看法”的形式變成常識。在階級鬥爭知識極為普及的“文革”期間，常識讓普通人滿眼看到的都是“階級敵人”、“黑七類”和“顛覆破壞”。…

普通人憑借常識本能，害怕自己與別人在想法或行為上有什麽不同，害怕言行會給自己帶來麻煩。這種害怕來自“不確定性”，“不確定性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而且隨著時間推移，它不是有所減少，而是增加了。在外面、在街上、在普通的社區里，‘每個人’都很開心。一個人聽不到抗議聲，顯然也看不到任何抗議。”人們在私下聊天會說，“還不算太壞”，“你都看到了”，或者“你是杞人憂天啊。”盛世景象使人們選擇將害怕隱藏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