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報告首次提出鄉村振興戰略，為解決“三農”問題作出了總體布局，即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來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而鄉村旅遊作為以鄉村社區為活動場所、以鄉村獨特的生產形態、生活風情和田園風光為對象的一種旅遊業態，其發展能夠起到農民增產增收、農業多元經營、農村美麗繁榮的作用，因此已經成為鄉村振興中的重要引擎。近年來我國鄉村旅遊取得了很大的發展，截至2016年底全國休閑農業和鄉村旅遊接待遊客已接近21億人次，營業收入超過5700億元。但是要注意到在鄉村旅遊發展中還存在著如產品形式比較單一缺乏特色、同業競爭現象嚴重；部分地區、標準化品牌性差等諸多問題。為了進一步促進我國鄉村旅遊的可持續性發展，應該關註以下幾個方面。 …

雖然卞之琳談不上是個古道熱腸、樂於助人的仁者，甚至經常還給人以冷寂、漠然的印象，但他也有與人為善、出力援手的難能可貴的事跡，即使是對自己的同輩同事。據我所知，當時有一位老學者正專致於翻譯一種古代經典文學，由於他本來是英文系出身的，自然就不免借助與參考英文譯本，本來，他早年能寫一手漂亮的散文，到了年邁失聰的高齡，文筆也就不那麼潤澤了，為了使他的譯品無愧於原文的經典，卞之琳作為一室之長，慷慨援助，花費了大量的時間，用他那十分講究的文字功夫，為譯稿做了不少加工潤色，真正做了一次無名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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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主義革命潮流不斷湧動，不斷洶湧澎湃的歷史年代里，“翰林院”里安生日子並不太多，書生的書桌經常因大小不同的地震而不安穩，而不平靜。…

當然他建國初期的入黨，則又承續並具化了他自己久遠的革命傳統，要是在別的單位，他恐怕就可以算一個“老革命權威”了，但在當時“翰林院”文學研究所，“延安老革命”成堆的環境下，他的革命資格就顯得“嫩了點”，他不僅不被人視為“老革命”、“老幹部”，而且總被人們有意或無意地劃進“老專家”、“老先生”那一堆，而一到政治氣溫飆升的時候，很自然就轉化成了“資產階級專家”。在研究所里，雖然他身為一個“重鎮”的“首腦”，掌管整個“西方文學”這一大片領地，但從來就沒有進入過全所的領導核心，那才是“老延安”、“老幹部”聚集的“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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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特別是在1957年以前，北大校園里形形色色的社團，真可謂繁花似錦，即使不說是北大校史上的一大勝景，至少在我心里是一段五彩繽紛的回憶。每到每周社團活動的前一天，校園里貼滿了各個社團活動的海報，琳瑯滿目，令人接應不暇……

1954年的一天下午，我們詩社的幾個學生要拜會詩人卞之琳。我並不是詩社的固定成員，因為自己不會寫詩，不敢高攀，只是偶爾見有意思的報告會與活動，就去參加參加。

卞之琳這個名字，當時於大一學生的我，真是“如雷貫耳”。其實，我並沒有讀過他多少東西，但從高中時起就熟知他詩中那膾炙人口的名句：…

12本文無力對現代漢語中“傳統”這一概念的歷史進行追溯，但它顯然是從日本“漢字”詞語中“回歸”的外來詞之一，可參見劉禾《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1900－1937）》（宋偉傑等譯，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的附錄D中相關條目。它在古代文言中的涵義與今天不同，多指帝業的世代相傳，其所具有的“守成”的涵義或許影響了它在現代漢語中的使用。

13卞之琳此處的翻譯也許也構成其誤讀在細節上的體現，“現存性”在原文中為presence(ofthepast)，艾略特所欲表達的“過去的在場”、過去與現在之存在的同時性這一極具哲學意味的時間觀，一定程度上被這一譯語削弱了（可試與[過去的]“現在性”相比較），而這很大程度上與對“傳統”的實體化理解有關。…

這也就是前面曾經提到的，在“中國傳統”和“世界現代感應性”之間，他所偏重的乃是後者。而綜觀卞之琳涉及“化古”的言論，也會發現，較之他分析、評價他和他的師友的寫作中所受到的西方不同時期、不同風格詩人和不同流派詩學的影響時詳盡細致的程度，他談到他們“繼承”中國詩“傳統”的場合都是非常簡略乃至語焉不詳的，這種對比相當明顯，如談何其芳：

現在事實清楚，何其芳早期寫詩，除繼承中國古典詩傳統或某些種傳統以外，要說也受過西方詩影響，那麼他首先直接、間接（通過《新月》詩派）受19世紀英國浪漫派及其嫡系後繼人的影響，然後才直接、間接（通過《現代》詩風）受了19世紀後半期開始的法國象征派和後期象征派的影響。[41]…

其二，艾略特將詩人/作家與tradition應具的關系概括為一種“歷史意識”的獲得，即“不但要理解過去的過去性，而且也要理解過去的現存性”，[13]“要感到從荷馬以來歐洲整個的文學及其本國整個的文學有一個同時的存在，組成一個同時的局面”，是這一意識“使一個作家最敏銳地意識到自己在時間中的地位，自己和當代的關系”，也就是說，在時間的維度上，他強調的是文學實踐由此歷史意識而具備的當代敏感，在tradition之秩序與個人才能之間指向的是後者，是“真正新的”作品的生成，而在卞之琳這里，則更註重“傳統”之於現代的價值。[14]…

在1930年代的“現代派”詩人中，卞之琳的詩所具有的某種獨特的古典韻味很早就引起了評家的注意，廢名在其《談新詩》講義中曾言：“卞之琳的新詩好比是古風，他的格調最新，他的風趣卻最古了”，[1]將其與溫庭筠詞、李商隱詩作比，這開了卞之琳詩歌研究一個先河，盡管“大凡‘古’便解釋不出”，[2]然而對於卞之琳詩與古典詩歌美學之間關聯的討論在此之後不絕如縷，卞之琳晚年大量的回憶、序跋文字中就新詩如何借鑒古詩的論述也為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佐證。這些，連同對他詩藝中西方現代主義詩歌觀念影響的研究，使得他成為我們認識1930年代“現代派”詩潮乃至20世紀中國現代主義詩歌具有典範性的詩人之一，在新詩與“傳統”關系問題上，也已成為一個顯著的例證，以表明新詩在借鑒或“繼承”傳統上的成功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