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傳媒文化走出去中，文化差異影響傳媒產品接受的原因是什麼，它又是如何影響接受的。這就涉及機理研究問題。所謂機理，是指“事物內部的工作原理”。[1]更確切地說，是指“有機體內部的工作原理”。[2]機理具有客觀性、因果性、穩定性和原理性。機理與機制的區別在於，後者是指機體的構造和運作方式，前者是機體內部的工作原理，是純自然體系。機理的這些純自然性，告訴我們，在文化差異對傳媒產品接受的影響中，其阻礙作用只能通過減少或淡化文化差異來規避，無法從根本上消除。這就需要我們在消費、交換、分配、生產各個環節，遵循這些自然規律，采取多元方略，最大可能弱化阻礙效應，實現消費者對傳媒產品的最優化接受。…

二、新奇性趨近機理…

跨文化傳播中，各民族國家在語言、歷史習慣、價值觀、思維方式及所屬文化模式上存在差異。對於傳媒產品消費者而言，就形成一種陌生感，從而有一種本能的排斥。這種排斥不僅是對傳媒產品社會客體的排斥，更重要的是對精神客體的排斥。不同文化模式的人們，有自己的知識地圖與認知圖景，會按照此去認知、理解與評判新事物。一旦新事物超出他們的知識地圖與認知圖景，便有可能遭到排斥。並且，人們對事物的認知還有刻板印象的障礙。所謂刻板印象，是指“人們對某個社會群體以及社會事物的一種簡單而固定的看法，是對認知對象的一種‘先入為主’的印象”。[10]李普曼也說，“多數情況下我們不是先理解後定義，而是先定義後理解。我們傾向於按照我們的文化所給定的，我們所熟悉的方式去理解”。[10]…

六、認同性因應機理…

八、思想場同嘯機理…

二

如果說東漢班固等人對於圍棋的這種全新認識主要是體現在文字狀態的話，那麽魏晉文人則更加廣泛地將這種對於圍棋哲學意識和文化精神的認識運用於生活實踐當中。從《世說新語》的記載可以看到，圍棋是士族文人重要的生活內容和人格修養之一。《世說新語·巧藝》：“羊長和博學工書，能騎射，善圍棋。諸羊後多知書，而射奕余藝莫逮。”可見是否會圍棋，是評價一位名士的修養的重要參照。很多名士的音容笑貌和言談舉止，是伴隨著高雅神秘的圍棋活動而進行的。他們對於圍棋的貪戀已經到了忘我投入的程度。如：

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棋，丞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瓜葛。”[10]（《排調》）…

摘要：從《世說新語》中有關魏晉士人圍棋活動的描寫中可以看到，圍棋經歷了一個從社會的道德教化工具發展演變成為個人才能和人格的展現的過程。正因為有了這樣的轉變，才會使圍棋成為代表個人文化精神修養的形式，躋身於“琴棋書畫”四大修養形式之中。…

天地生於自然，萬物生於天地。自然者無外，故天地為名；天地者有內，故萬物生焉。當其無外，誰謂異乎？當其有內，誰謂殊乎？地流其燥，天抗其濕。月東出，日西入，隨以相從，解而後合，升謂之陽，降謂之陰。在地謂之理，在天謂之文。蒸謂之雨，散謂之風；炎謂之火，凝謂之冰；形謂之石，象謂之星；朔謂之朝，晦謂之冥；通謂之傳，回謂之淵；平謂之土，積謂之山。男女同位，山澤通氣，雷風不相射，水火不相薄。天地合其德，日月順其光，自然一體，則萬物經其常，入謂之幽，出謂之章，一氣盛衰，變化而不傷。是以重陰雷電，非異出也；天地日月，非殊物也。故曰：自其異者視之，則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則萬物一體也。



在阮籍看來，世間萬物的各種形態，不過都是自然的不同存在形式而已。它們的共同本體就是自然。從這個意義上說，人體本身也是自然的組成部分，因而具有與自然相同的屬性：…

摘要：本文認為，與《晉書》等文獻中全盤否定魏晉士人裸袒行為的指責不同，《世說新語》所描寫的作為士族窮奢極欲生活方式表現的裸袒行為與魏晉士人以反禮教為目的的裸袒行為有著本質的區別。後者貌似荒唐的放誕行為有其嚴肅的內涵，是魏晉士人渴望精神和人格自由的表現之一。

世所共知，裸袒之風為魏晉士族名士放誕行為的重要方面。但人們在談到這一現象時往往不加區分地將有關材料視為一體。這就容易使人們忽略不同的材料作者在選擇使用自己的材料時所註入的個人主觀好惡和觀念傾向。而對於作者這種主觀好惡和觀念傾向的把握，恰恰是文學乃至歷史研究的重要課題和切入角度。就魏晉名士的裸袒之風而言，《世說新語》的作者和當時若干禮法之士乃至《晉書》作者在觀念認識上有較大的差異。…

在傳媒和文化市場的不斷凸顯和強化下，錢鍾書逐漸被塑造成為世紀末的一個“人文神話”。

 20世紀90年代初，“錢鍾書熱”吸引了更多的中青年學者投入到“錢學”研究領域，形成了一支不斷壯大的研究隊伍，“錢學”研究初見規模。研究者以不同的觀照眼光和不同的研究方法契入到其中，產生了一批比較有學術分量的專著。胡範鑄的錢鍾書學術與藝術思想研究，業內人士評論是頗見功力[9]；周振甫編著《錢鍾書(談藝錄)讀本》，依據舊學闡釋錢著，以實證見長；胡河清對錢人文思想和語言學的研究厚積薄發，言之有物[10]。陳子謙推出洋洋40余萬言的《錢學論》，系統性、綜合性地闡發“錢學”的精髓。李洪巖把錢鍾書放在平行比較的框架中探討其與近代著名學人吳竊、葉公超等人的關系，兼顧事、學、理，自成體系……“錢學”的研究成果墊高了錢著在學術史上的地位，詮釋了其“經典”意義。…

 二、傳媒•商業化•敘事策略：文化英雄的建構…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人開始走向世界，去西歐，去北美，去東歐，去南非，最不濟也去日本，新加坡什麼的。總之是走向世界的各個角落。如果說“有路就有豐田車”是一句形象的廣告語的話，那麼“有城就有中國人”卻是當今世界地理的客觀事實。然而實現了地域的跨越以後，文化的對話與交流是不是就將成為順理成章的過程呢？地理上的跨越未必意味著文化上的跨越。有些人就是沒有了解和認識非我 文化的願望，他們多少都患有一種很深蒂固的文化自閉癥，我將其稱 為文化的冷感。下面我要談論的是一樁真實的故事，就與這類文化的 盲視和冷感有關。



故事發生在意大利，那時候香港已經回歸了。當我一個人在羅馬城中轉悠了幾天以後，終於覺得這種被地圖和導遊手冊牽著鼻子轉的遊覽有些乏味，於是打電話給一位認識的朋友，請他帶我去幾處遊客不常去的地方。朋友叫喬萬尼•維成侖，此公雖年輕卻非等閑之輩，…

錢鍾書是20世紀中國一位睿智超群的學者和天才作家，他以學者的筆鋒書寫自己的文學世界，又以自己的文學世界體現了學者深摯的人間情懷。在近20年里，他的影響從知識界和學術界逐步擴大到大眾文化領域，形成了“錢鍾書熱”這一獨特的文化現象，並且經歷了三次接受高潮。特別是在上個世紀90年代文化語境中，錢鍾書成為一種“文化昆侖”、“學術精英”的符號與象征，代表了某種流行的學術時尚。這一現象的文化成因值得關注和反思，為什麼一個純粹的學人能在特定的時間里進入公眾的文化視野?產生“錢鍾書熱”的深層文化——心理機制是什麼?本文旨從接受史的角度，通過回顧近20年的錢鍾書研究的歷史和現狀，“錢鍾書熱”的發展和流變的過程，來思考一些諸如文化生產、文化傳播的若干問題，剖析與描述其中所編織著的當代中國對文化英雄的想象性圖景。

一、“文化熱”中浮現出的“文化昆侖”…

我盡管感到尷尬，但還是試圖為自己的同胞辯護，“我是搞人文學科的，他們是搞技術的，不知道總可以理解，巴？”“布魯諾難道不是科學家？”對方的追問更不客氣。這回輪到我無言以對了。善解人意的主人迅速將話題轉向了別處，直至酒酣耳熱，揮手作別。



歸途中，我沿著台伯河西岸往梵蒂岡方向的住處漫步走去。一天暑氣盡退，晚風拂熙，燈影市聲，好一個羅馬的夏夜！然而，一路上的好心情卻不斷為剛才的事兒所襲擾。我其實還有很多理由可以辯護，譬如文革啦，歷史啦，極左思潮什麼的。在海外的中國人大多有個不可救藥的毛病，國人聚在一起的時候，可以把自己的國家批評得一無是處，甚至在港台和海外華人面前也不甚忌諱，然而在非我族類面前卻是聽不得不同意見，有理無理的總要爭上一氣。不過今天我確實無話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