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是20世紀中國一位睿智超群的學者和天才作家，他以學者的筆鋒書寫自己的文學世界，又以自己的文學世界體現了學者深摯的人間情懷。在近20年里，他的影響從知識界和學術界逐步擴大到大眾文化領域，形成了“錢鍾書熱”這一獨特的文化現象，並且經歷了三次接受高潮。特別是在上個世紀90年代文化語境中，錢鍾書成為一種“文化昆侖”、“學術精英”的符號與象征，代表了某種流行的學術時尚。這一現象的文化成因值得關注和反思，為什麼一個純粹的學人能在特定的時間里進入公眾的文化視野?產生“錢鍾書熱”的深層文化——心理機制是什麼?本文旨從接受史的角度，通過回顧近20年的錢鍾書研究的歷史和現狀，“錢鍾書熱”的發展和流變的過程，來思考一些諸如文化生產、文化傳播的若干問題，剖析與描述其中所編織著的當代中國對文化英雄的想象性圖景。

一、“文化熱”中浮現出的“文化昆侖”

錢鍾書接受的第一個高潮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文革”後撥亂反正的時期。錢鍾書首先在文學視域中“現身”。一個標志性的事件是《圍城》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於1980年11月重印出版。因為錢鍾書著述的題材、風格以及欣賞趣味，都與時代大背景相遊離，所以從建國到“文革”的30年的中國新文學史上，錢鍾書一直湮沒無聞，他的作品在國內沒有重印過。

 思想解禁的社會歷史條件重新召喚出了錢鍾書，而對錢及其《圍城》的關注是20世紀80年代“出口轉內銷”的獨特的文化現象之一。從20世紀60年代起，《圍城》在國內銷聲匿跡的同時，在大陸之外的漢語界，它卻一直受到人們的注意。美籍學者夏志清在其名著“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中以十幾頁的篇幅對錢鍾書進行專章介紹，稱《圍城》是“中國近代文學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經營的小說，可能亦是最偉大的一部。”開啟了美國漢學界對錢的研究。1977年產生了兩部以錢為對象的博士論文。在台灣、香港，20世紀70年代已經有人開始系統評介錢鍾書。大陸開放之後，域外的聲音深刻震蕩了國內的學術界，《圍城》成功地破“城”突圍，其先決條件還在於1979年錢鍾書政治身份的被澄清。隨著《圍城》的再版，海外研究成果陸續介紹到中國來，引起了文學史家對《圍城》好奇的打量和關注，首先引發了一場學術爭鳴。其爭鳴的重點是給這一“新生事物”以恰當的文學史定位。研究者主要站在社會歷史批評的角度評價了《圍城》的政治立場和社會認識價值，因為沒有脫離原有的“反映一時代”的理論框架，所以在論述上難免削足適履。但是一些研究者沖破了當時僵化的意識形態的教條，作出了極富學術勇氣的高評，肯定《圍城》是“一部充滿尖銳的社會諷刺的批判現實主義傑作”，李健吾、郭志剛、敏澤的研究代表了初期的評價高度和認識水平。

 新時期隨著改革的深化，思想的禁錮在慢慢打破，理論界提出了種種消解文學的意識形態性的觀點，開始轉而強調文學的審美本質和功能，一批疏離政治堅持個性創作的作家張愛玲、沈從文等重新走進研究者的視野，漸漸得到了人們的欣賞和喜愛，錢鍾書的覆出也得益於這樣的文藝思潮的影響。再加上柯靈、鯤西、鄭朝宗等人為錢鍾書唱響了“歸來的歌”，以歷史見證人的鮮活的記憶向研究者展示了一個淵深博雅、才情橫溢的錢鍾書，引起文藝界越來越多的關注。

 在剛剛接觸到它的研究者面前，封塵了三十年一旦解禁的《圍城》，的確給人一種藝術的沖擊力。它俏拔尖新的比喻，超凡脫俗的思想，洞察人生世相的智者風範，喚起了讀者全新的審美感受。受20世紀80年代“方法熱”的影響，初期的評論者往往被小說獨特的藝術技法、修辭手段、喜劇精神所吸引，以展開審美批評為主，柯靈、金宏達、何開西、胡範鑄等對小說的藝術風格、語言特色等方面的研究給錢鍾書創作的審美研究作了最初的奠基工作。除此之外，《圍城》研究還較多地涉及到其主題意蘊、方鴻漸的典型性格這些重要課題，基本上沒有脫離“社會歷史批評”和“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的理論框架，但這些研究已經呈現出多樣化的景觀，隱約讓人們感受到《圍城》含藏多向度解讀的巨大潛質。

 一個新的時代開始，總要對歷史重新加以審視。20世紀80年代，“重寫文學史”已成為不容忽視的歷史任務。1984年，在黃修己編撰的《中國現代文學簡史》和唐 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簡編》這些影響頗大的文學史著述中，開始用幾百字的篇幅介紹《圍城》，肯定其傑出的諷刺藝術和心理描寫手法。而延至1987年，由錢理群、溫儒敏等學者合寫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中，錢已經被作為一個重量級的作家更加全面、更加深入地加以評述。20世紀80年代，《圍城》逐漸越出專業人士的圈子，成為知識界人士的案頭讀物，不斷擴大影響。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的《圍城》，到1987年，共印五次，累計數量達到273，200冊。《圍城》同時譯介到海外，進一步獲得了世界聲譽，已經有七種譯本在世界流行。隨著《圍城》聲名日隆，吸引了熱心的出版社急於向錢鍾書挖掘“文墓”，20世紀80年代中期後，錢鍾書早年的創作陸續重新刊行於世，他的所有著作都一一被重印。

因為抱定“但開風氣不為師”的宗旨，再加上長期以來學問清通的學問家反而得不到社會的尊重和認可，錢鍾書一直是藏之名山的大儒。特別是由中華書局在“文革”後期出版了錢鍾書最重要的學術著作《管錐編》五卷六冊，這部著作被譽為“體大思精，包羅萬象”。有鑒於此，錢鍾書的同門、廈門大學鄭朝宗教授20世紀80年代初首倡“錢學”研究，並在國內高等學校首次開設錢學研究課程，指導研究生向這“一座中國式的魔鏡”的《管錐編》發出了挑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後，“錢學”研究得到舒展、陸文虎、陳子謙等人的大力提倡和疾呼。作家舒展提出要“普及錢鍾書”[1]，又撰文盛讚錢先生為“文化昆侖”，並倡議成立錢學研究所，“刻不容緩地研究錢鍾書”。其高聲吶喊，引來一片回響，普及“錢學”的呼聲隨之高漲。[2]

 為什麼要主張研究和普及“錢學”?這其中的文化心理機制耐人尋味。普及“錢學”是在20世紀80年代“文化大討論”的背景下凸顯出來的。進入20世紀80年代，中國現代化進程全面啟動，舉國上下掀起了空前的文化討論的熱潮。走出了“文革”陰影下的人們愴然面對著一個本土文化的“荒漠”，西方強勢文化的輸入，構成對中國本土文化強勁的沖擊，國人對文化的焦慮感異常深切。這要求知識界亟需擦亮眼睛去重新發現被遮蔽的“文化綠洲”，為斷層的文化尋覓再鑄的思想資源。而錢鍾書學貫中西，以淵博和睿智著稱，重新呼喚出這一“國學大儒”，樹立一面華夏傳統文化的旗幟，在當代文化語境下具有非同一般的意義。舒展等人對“錢學”的推波助瀾正適應了時代的這一文化心理需求。對於倡導者，研究“錢學”目的很明確：①向世界宣布“中國並不是沒有對人類作出了巨大的舉世為之矚目的貢獻的大學者”；②“增強對封建遺毒與資產階級文化中腐朽部分的抵抗力”。[3]耐人尋味的是，從一開始，“錢學”就有一種鮮明的意識形態訴求，它不是“二三素心人在荒村野老屋中”培養之事，不是鎖在“象牙塔”里的純學術，而是納入到20世紀80年代一場具有廣泛群眾基礎的覆興文化的運動之中。

 當然，整個紅色80年代高潮疊起，眾聲喧嘩，相比90年代，“錢鍾書熱”還處在一個醞釀期。而此時，錢鍾書首先在專業化的領域內獲得了文化身份和價值依據，以“文化大討論”為契機不斷擴大了影響。在學術界、知識界他正在被悄悄完成一個“博學鴻儒”的建構，塑造成一個“高山仰止”的“文化昆侖”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