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傳媒和文化市場的不斷凸顯和強化下，錢鍾書逐漸被塑造成為世紀末的一個“人文神話”。

 20世紀90年代初，“錢鍾書熱”吸引了更多的中青年學者投入到“錢學”研究領域，形成了一支不斷壯大的研究隊伍，“錢學”研究初見規模。研究者以不同的觀照眼光和不同的研究方法契入到其中，產生了一批比較有學術分量的專著。胡範鑄的錢鍾書學術與藝術思想研究，業內人士評論是頗見功力[9]；周振甫編著《錢鍾書(談藝錄)讀本》，依據舊學闡釋錢著，以實證見長；胡河清對錢人文思想和語言學的研究厚積薄發，言之有物[10]。陳子謙推出洋洋40余萬言的《錢學論》，系統性、綜合性地闡發“錢學”的精髓。李洪巖把錢鍾書放在平行比較的框架中探討其與近代著名學人吳竊、葉公超等人的關系，兼顧事、學、理，自成體系……“錢學”的研究成果墊高了錢著在學術史上的地位，詮釋了其“經典”意義。

 而這種“經典”的符號性意義迅速被市場借用，趁著《圍城》迅速躥紅的勢頭，錢鍾書學術著作的發行創造了中國圖書市場的奇觀。最不具市場價值的錢著竟成了文化市場上一個流行時尚。《管錐編》、《談藝錄》和《錢鍾書論學文選》都接二連三地印刷，給出版社帶來了五六位數的經濟效益。

 20世紀90年代“後新時期”進入了一個在商業化和大眾傳媒支配下的文化消費時代。錢鍾書的第二次接受高潮為市場大潮所裹挾，被納入大眾文化生產——流通——消費的各個環節。錢鍾書在專業學術領域里被充分論證了其經典性，接著被大眾傳媒發現和傳播，塑造成為“文化昆侖”“學術精英”的文化符碼，被賦予了一種可供消費的精致的文化意味，形成流行的學術時尚之一。隨之進行商業化的文化再生產和傳播，“成功”地推向市場，實現其文化價值和商業價值：被某些學術投機分子利用為學術上的進身之階；被不法書商利用為攫取利潤的有利工具；被報刊媒體拿來充實版面，提升文化品位；給讀者提供一種文化消費的快感。錢鍾書的接受和傳播一定程度上成了對錢文化資源的“掠奪”。他的作品及形象在媒體的引導、出版商的炒作、公眾的興趣點的作用下，被一定程度的掩蓋和誤讀。在這個過程中，即使嚴肅的學術研究，有一些也打上了趕商潮、以市場導向為取向的烙印，被商業文化所濡染。

三、說“冷”道“熱”：世紀末“錢鍾書熱”的斑駁風景

從1996年至新千年，“錢鍾書熱”更呈現出斑駁蕪雜的景觀。

 1996年，“錢鍾書熱”綿延不絕的時候，一些新銳學者開始對“錢鍾書現象”提出質疑。該年第六期《當代文壇報》刊載了《錢鍾書熱：世紀末的人文神話》一文，幾位博士生展開討論，指出“錢鍾書在‘錢鍾書熱’中走上了聖壇，由一個學者變成了中國當代文化界的聖人”。錢鍾書不是當代的文化大師，他恰恰代表了中國文化不擅長體系性建構的欠缺。社科院蔣寅研究員也發表文章《請還錢鍾書以本來面目》[11]，指出錢鍾書的“本來面目”已經“模糊”、“不清楚”了；造成此結果的原因是由於“錢學”家們“種種廉價的讚美和庸俗化研究”；主張“解構錢鍾書的神話”，讓錢回到“優秀學者”的本位上去。

 1999年，鬧得沸沸揚揚的《十作家批判書》一書，則干脆對《圍城》的經典地位進行“解構”。稱它是一部現當代的“偽經”，“《圍城》里什麼都有，就是沒有小說”。

 余傑撰文判定錢鍾書“對人生、對歷史、對苦難都有一種冷漠和遊戲的態度”[12]……

 “酷評”之聲不絕入耳……

 這些來自學界或民間的批判站在鮮明的意識形態立場上對錢鍾書的“人文神話”進行解構，批判的殺伐之聲也引起了“錢派”的一片回擊，厚厚一本《為錢鍾書聲辯》趁機出籠，文藝爭鳴竟以至於演變成“干嘴仗”的局面。

 在對“錢學”大批判大爭鳴的文化圖景中，1998年12月19日錢鍾書先生駕鶴西去，第三次在媒體掀起熱潮。國內外最重要的報刊對錢先生的辭世作了重點報道，散見到各種報刊上的悼念、追憶和評論文字不可勝數。其中不乏有真正學術眼光和學理分析的，如季進的《錢鍾書與現代西學》，劉玉凱著的《魯迅錢鍾書平行論》等；但從錢學研究狀況來看，還是談文藝的多，論學術的少；創作談的比較透徹，但把錢的文藝美學思想結合創作實踐談的少。專門研討《談藝錄》、《管錐編》的成績就更少。《圍城》研究者則重點探討它和世界文學的關系。就數量而言，跨越新世紀的幾年是“錢學”的第三個“收獲期”，許多研究者急於搭乘“錢學熱”的“最後一班車”。部分的學術行為演化成一種市場上的文化營銷行為。

 在世紀末“錢鍾書熱”的文化圖景中，這一“熱”一“冷”耐人尋味。說“冷”道“熱”之間實際上代表了20世紀90年代不同的思想話語之間的交鋒，代表了不同的文化立場對錢的解讀策略，值得我們反思。

 前面已經提及，“錢鍾書熱”是20世紀80年代“文化熱”激發的產物，80年代末“文化熱”更進一步衍化成“國學熱”，同時還出現了“陳寅恪熱”、“新儒家熱”等等。“後殖民話語”的“輞輞的危脅”，使研究“國學”、覆興傳統文化成為90年代一部分中國人的價值目標，反映了文化民族主義的某種需求。而且90年代，商潮高漲，拜金主義流行，社會新生的醜惡現象有悖於傳統道德，這都要求重新弘揚傳統文化精神。這是90年代錢借“《圍城》熱”之勢而起，然而久盛不衰的一個原因。另一方面，誠如李澤厚指出的那樣：“九十年代學術風尚特征之一是‘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80年代思潮林立、主義風行，多元文化的碰撞交織成時代無比激動的狂想曲。像錢鍾書這樣“寂寞投閣”的學者不太引人注意。然而80年代末，對歷史與文化的批判突然間墜入低谷，強大的市場經濟推動了文化的急劇轉型，精英文化與世俗文化之間的界限，越來越被“後現代主義”思潮抹平。這一切導致了90年代知識階層啟蒙精神的弱化。在這樣的背景下，學問家受到了知識界的重新重視，錢才真正熱起來。學者以追求真理為己任，以潛心研究為價值依托，錢鍾書代表了20世紀90年代崇尚的學術人格。

 這些都是“錢鍾書熱”在90年代凸顯出來的深層原因。而對於另一部分堅持“新批判主義”立場的知識分子，他們明顯把價值的天平更傾向於西方人文思想，要求以批判現實的方式深刻地界入社會事務。這些具有超學術的功利興趣的知識分子，很難認同“國學熱”的思想立場，認同錢氏學者“白首下書帷”的事業。所以他們以西方人文思想為參照，向以錢鍾書構築的“人文神話”發出沖擊。針對“錢鍾書熱”中充斥著不少空洞的讚美之聲和吹捧氣氛，批評者的某些預言發人深省：錢鍾書可能成為“錢鍾書熱”的犧牲品。但是從“捧殺”到“棒殺”，學理性的討論常常被人身攻擊來代替，部分文章則完全是商業包裝的策略，借“批”錢為招牌，嘩眾取寵，自我炒作。

 總的來說，世紀末的最後幾年，對錢鍾書的說“冷”道“熱”正是在反思與重構文化與學術的大的時代背景下產生，呈現了當代文化語境的多元共生和精英文化在世俗文化沖擊下的多向度分化。無論是“冷”是“熱”，還是忽“冷”忽“熱”，它實際上是一種文化力量在起作用，昭示了特定時期的不同的文化需求與動機，代表了主流意識形態和市場意識形態不同的解讀策略。

尾聲

盡管錢鍾書一再拒絕、反對被研究和采訪，執意隱藏在公眾視野的背後，可是文化的選擇和歷史的選擇不以他個人的意志為轉移，於是在20世紀的最後20年里，一個純粹的學者不期然地成為大眾傳媒和文化市場中的熱點人物，構成了90年代文化地形圖中一個重要的座標。原本應該寂靜的“錢學”，也成為堪與“紅學”、“魯迅研究”相比肩的“顯學”。在如火如荼的熱潮中，錢鍾書被完成了一個當代“文化昆侖”、“學術精英”的書寫：經由傳媒和文化市場的介入，演變成大眾文化視野中的“文化符碼”和流行時尚。並且被意識形態借用，成為90年代不同的文化立場和思想“話語”的精神資源。在意識形態操縱、傳媒引導和商業化運作的合力作用下，錢鍾書的原型形象發生了很大的改寫和誤讀。

 20年的研究歷程，三次高潮疊起，在錢鍾書漸行漸遠的身影中，我們可能才驚覺對他的認識還是“霧里看花”。而熱潮正漸漸散盡，學術會慢慢歸於本位。對於錢鍾書，真正的接受應該是穿越蔽障，摩挲經典，進入其話語空間，融入全部的生命體驗和思想情感，這樣才能使一個真實的錢鍾書浮現在我們清明的視野中。 

 【參考文獻】

 [1]舒展.普及錢鍾書[J].文藝學習，1986，(1).

 [2]王國清.研究錢鍾書勢在必行，王若：普及“錢學”的一點看法[J].隨筆，1987，(2).

 [3]舒展.關於刻不容緩研究錢鍾書的一封信[J].隨筆，1986，(5).

 [4]溫儒敏.《圍城》的三重意蘊[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9，(1).

 [5]解志熙.人生的困境與存在的勇氣——論《圍城》的現代性[J].文學評論，1989，(5).

 [6]胡河清.錢鍾書與後結構主義[A].撩動繆斯之魂[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7]倪文尖.女人圍的城與圍女人的城[J].上海文論，1992，(1)；舒建華.論錢鍾書的文學創作[J].文學評論，1997，(6).

 [8]李洪巖.智者的心路歷程[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9]胡範鑄.錢鍾書學術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

 [10]胡河清.真精神舊途徑——錢鍾書的人文思想[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11]蔣寅.請還錢鍾書以本來面目[N].轉引自李洪巖，範旭侖.為錢鍾書申辯[M].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

 [12]余傑.昆德拉與哈維爾[A].想飛的翅膀[C].中國電影出版社，2000.

 [13]季進.錢鍾書與現代西學[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愛思想網站 2015-09-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