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傳媒•商業化•敘事策略：文化英雄的建構

 20世紀90年代前後，以《錢鍾書研究》的創刊和電視劇《圍城》的成功播映為標志掀起了第二次錢鍾書接受的高潮。1989年11月，在當時任文化部長的王蒙的支持下，《錢鍾書研究》創刊，這是我國第一本專門研究“錢學”的純學術刊物，樹立了“錢學”研究的里程碑，“錢學”成為納入官方意識形態體系內的學術活動。1991年初，由著名女導演黃蜀芹執導、眾多演技派明顯出演的10集電視劇《圍城》向全國播出，一經推出，好評如潮。電視劇的成功播映使全國為之轟動，引發了一場持續的《圍城》熱，極大地激發了讀者閱讀原著的興趣。人民文學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迅速再版了《圍城》6萬多冊，很快被訂購一空。讀者排隊買《圍城》的盛況，成為純文學作品十幾年難得一見的現象。據書市反饋的消息，至1991年1月，上海、天津、武漢等地最大的新華書店都將其列入最暢銷的文學作品的榜首。截止到1995年8月，僅人民文學出版社就已印刷了十四次，總冊數已超過了一百萬冊，其它還有近十來種盜印本。保守估計，《圍城》的讀者也達到了近千萬人。影視藝術迅速擴大了文學的影響，使《圍城》沖出學術“沙龍”，飛入了尋常百姓家。在這一過程中，“圍城”越來越符號化，進入了文化消費領域。前衛的年輕人的文化衫上印有《圍城》中的名言警句；“圍城”成為1990年之後大眾口頭上的一個流行詞匯。人們在評述某種現象時，會自然而然地冠之以“圍城現象”……《圍城》幾乎代表了一個時期社會的文化趣味和格調。

 在國家意識形態和傳媒引導的雙重合力下，錢鍾書和《圍城》被推到了文化舞台的前景。掀起了如火如荼的“錢鍾書熱”。

 《圍城》的大眾接受熱情，激發了學術界深入研究《圍城》的又一次熱潮。當然除了這些外在的動因以外，“《圍城》熱”還有更為內在的原因。20世紀80-90年代之交，中國正在經歷一場艱難的現代性的轉型，人們的審美文化心理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而《圍城》能從具體的人生體驗中超越出來，達到對普泛的人性經驗的冷峻的思考。它所反映的現代意識正好與時代劇變中人們的生命體驗、情感體驗產生某種契合；它所揭示的人的事業圍城、愛情圍城、婚姻圍城等人生萬事的“圍城”現象暴露了現代社會的生命困惑和精神危機，具有現實的認識價值。此外，錢鍾書幽默詼諧的語言、傑出的喜劇精神和非凡的人生智慧都能對讀者和觀眾產生持久的吸引力。

 這一時期的《圍城》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展，它超越了過去單一的“社會歷史批評”的模式，進入人性探查和現代哲學的新層面。關於作品主題意蘊及人物形象的研究更為深入，作品豐富的潛藏意義不斷地被發掘出來。溫儒敏先生提出了小說主題的“多義說”，[4]認為《圍城》的主題意蘊可從生活描寫、文化批判和哲理思考三個層面來思考。解志熙則頗有見地地闡發了《圍城》與存在主義哲學和文學思潮的內在精神聯系。[5]研究者不斷探索新的批評方法，或尋找《圍城》研究的突破，開掘了研究的深度。[6]或透視《圍城》的思想局限，觸及了研究的盲點。[7]隨著錢鍾書文學研究的日益成熟，文學史家對錢的關注越來越多，評價也逐級升高。1990年唐 在《關於重寫文學史》一文中指出，應該適當地提高錢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在90年代頗有影響的楊義撰寫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中，錢以十幾頁的篇幅被專章重點評述。到這時候，文學史家已經充分論證了《圍城》的“經典”意義。

 錢鍾書的知名度由知識界迅速擴大到社會各界，各種報章媒體用重點篇幅介紹錢及其《圍城》，推動了媒體去探求這一位身懷驚世之學的文化名人。然而，錢鍾書本人屢屢拒絕媒體采訪和宣傳的超然態度，進一步墊高了人們對他的好奇、驚嘆和崇敬。值得注意的是，這時候大眾傳媒開始把注意力轉移到錢的人生傳奇上來。

20世紀90年代一個異常顯著的現象是大眾傳媒的勃興與文化市場的形成，這不能不對文化傳播的客體產生深遠的影響。可是傳媒傳遞信息的特質不是原封不動地傳輸，而是有選擇性的凸顯和放大，目的是抓住受眾的文化心理，制造興奮點，或在大眾的興奮點和傳播客體之間尋找遇合點，而傳播客體會在這一過程中發生某種變形和壓縮。對於這位德藝雙馨的大學者，傳媒往往以“風華絕代”、“謎一般神秘而富於魅力”、“大師”、“文化奇人”、“二十世紀中國最偉大的智者”等字眼來形容，凸顯他身上的傳奇色彩，津津樂道其奇聞軼事，鑒賞他的驚人絕技。錢鍾書不是因為他的學術業績而被推崇，普通讀者感興趣的是他這個人，是負載在他身上的傳奇故事和特立獨行的人格。一名女編輯就曾直言不諱地說：“錢鍾書學問怎麼樣，那沒的說，我們也不感興趣；我們只感興趣他這個人!”[8]片言居要。在傳媒建構“文化昆侖”的想象性圖景中，錢鍾書作為才子和學人的豐富性被剝離了，他留在公眾媒體中的形象具有兩大特征：一是“奇”，二是“怪”。“奇”，錢鍾書精通英文、法文，掌握其它五門外語，具有照相機式的記憶力，在現代中國學者中，罕有其匹；淹貫中西古今的博學，學問之大，讀書之多，人所難及，令人驚訝；濃郁的機智幽默，別具一格，一改過去人們心目中知識分子窮酸腐儒的形象，成為中西合壁的現代知識分子的典範。“怪”則“怪”在他視名利為糞土，在“文革”大動蕩的時代始終保持一份平常心和恬淡的學者心態，這種澹泊的學者人格恰與急功近利的世風形成鮮明的對照，令人向往和崇敬。

 對錢傳奇人生的公眾興趣直接引發了20世紀90年代錢鍾書傳記熱的出現。1990年12月，美國華裔學者胡志德著的《錢鍾書》介紹到中國來，這是當時全面介紹和研究錢鍾書的唯一一部評傳。從92年到95年，大陸就有四部錢鍾書傳記問世，分別是孔慶茂的《錢鍾書傳》；愛默的《錢鍾書傳稿》；張文江的《營造巴比塔的智者錢鍾書傳》和李洪巖的《智者的心路歷程》。前三部傳記主要面向一般讀者和文化市場，追求內容上的傳奇性和文字上的可讀性。相比之下，《智者的心路歷程》最好，其特色是以治史者的眼光記錄下了錢鍾書在歷史滄桑投影下的“心靈史”，既以資料的開掘見長，又注重學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