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花》，風風雨雨中的一枝花，居然也活了三十年！其間曾經死過一次，後來又起死回生，眼下還活得蠻有滋味，今年的訂戶又增加八千。

我和《雨花》是歡喜冤家，難兄難弟。我能發表小說的時候它就刊載我的作品；我不能發表作品的時候它就刊載批判我的文章。這點兒緣份實乃天作之合，並非哪個人作成的。…

上了年紀的人有一個特點，對青少年時代的人和事記得十分真切。我和朱硯馨同學在初中時同班兩年，可是至今對她的聲音笑貌記得還很清晰，當然，我記得的是她的十七歲，用現在的話說是所謂的花季、雨季。不過，我們那一代的人都和花雨無緣，國難當頭，顛沛流離，嚴酷的現實使得我們早早地就思慮國事家事，要用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不是我們要砍人，實在是日本鬼子的大刀在向我們的頭上砍來，我們都親眼目睹日本侵略者的殺人放火。

當我在炮火中讀完小學要升入初中時，已經是１９４２年，那時候的農村裏沒有中學，升學就必須到城裏去，城裏的公立學校都是敵偽所辦，愛國者認為是奴化教育。…

我六歲的時候開始讀書了，那是１９３４年的春天。

當時，我家的附近沒有小學，只是在離家二、三裏的地方，在十多棵雙人合抱的大銀杏樹下，在小土地廟的旁邊有一所私塾。辦學的東家是一位較為富有的農民，他提供場所，請一位先生，事先和先生談好束修、飯食，然後再與學生的家長談妥學費與供飯的天數。富有者多出，不富有者少出，實在貧困而又公認某個孩子有出息者也可免費。辦學的人決不從中漁利，也不拿什麼好處費，據說賺這種錢是缺德的。但是辦學的有一點好處，可以賺一只糞坑，多聚些肥料好種田，那時沒有化肥。

我們的教室是三間草房，一間作先生的臥室，其余的兩間作課堂。朝北的籬笆墻截掉一半，配以紙糊的竹窗，可以開啟，倒也亮堂。課桌和凳子各家自帶，八仙桌、四仙桌、梳桌、案板，什麼都有。…

葉至誠走了，再也聽不到他那爽朗的笑聲了，寫文章來悼念他，他也不知道，或者說我想寫什麼他也早已知道，他會勸我：“別寫吧，你多多保重自己。”他寫了一世的文章，當然會知道我寫這樣的文章時心裏是什麼滋味。他一身一世不肯麻煩別人，從不傷害別人，不想使別人掃興，更不願使別人傷心。他的為人甚至使我產生了一種預感：他的病已經無法挽回了，他很可能在江蘇省五次文代會和作協四次代表會開會的期間去世，因為這時候他的老朋友都要到南京來開會，免得大家再跑一個來回，老朋友都不那麼健壯了，舟車勞累。果然，我下午一時到南京，他在上午十一時便離開了人世……如果一個人最後可以用一句話為自己總結的話，葉至誠可以自豪地說一句：“我不負天下人！”當然，葉至誠決不會說這樣的話，他不會自豪，他總覺得自己除掉文學之外，對一切都是無能為力。…

“你最歡喜吃什麼菜”？

這是個最簡單而又最覆雜的問題，因為這裏所指的菜並非是一般意義上的菜，而是有美食、美味的含意。食物一旦上升為美食，那就成了一種藝術，其功效就不僅僅是療饑，而是一種出於生理需要的藝術欣賞。吃的藝術是一種多門類的綜合學科；是自然科學，人文科學，生理學，心理學的混合體。欣賞美食，就像是欣賞藝術表演。歡喜不歡喜，一是要看藝術的本身，二是要看各人的欣賞水平，三是要看各人的欣賞習慣，四是要看在什麼場合，什麼環境，什麼氣氛，與誰共賞以及欣賞的頻率等等。…

我也曾到過許多地方，可那夢中的天地卻往往是蘇州的小巷，我在這些小巷中走過千百遍，度過了漫長的時光；青春似乎是從這些小巷中流走的，它在腦子裏沖刷出一條深深的溝，留下了極其難忘的印象。

三十八年前，我穿著藍布長衫，乘著一條木帆船闖進了蘇州城外的一條小巷。這小巷鋪著長長的石板，石板下還有流水淙淙作響。它的名稱也叫街，可是兩部黃包車相遇便無法交會過來；它的兩邊都是低矮的平房，晾衣裳的竹竿從這邊的屋檐上擱到對面的屋檐上。那屋檐上砌著方形帶洞的磚墩，看上去就像古城上的箭垛一樣。…

我自幼生長在長江邊上，日日看著大江東去，白浪滔天；成年後又住在蘇州，夜夜聽著小河流水，見石橋下波光閃閃。水伴著我自幼及長，夜以繼日。不過，要說對水有一點了解的話，那還是在見到了大海之後。

我第一次見到大海是在連雲港，這個連雲接天的港口城市，他給了我，也給了千百萬人以啟迪。

據說孔老夫子也到過連雲港，站在如今的孔望山上對大海了望。這位駕著馬車在中原大地上撲撲風塵的老先生，當他見到了大海之後不知有何感覺，也許，他那顆幹渴和焦慮的心會因此而得到一點滋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