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 語

針對國內社會科學案例分析存在的若干問題，本文希望有六項闡明：第一，案例分析的目標不是講故事，而是產出知識，因此需要遵循認識活動共享的一般邏輯和原則；第二，案例分析可以提供的知識類型不只一種，比如解釋（原因）知識、理解（特征）知識或者規範（原則）知識；第三，案例作為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不是對立關係，而是互補性關係；第四，案例的獨特性有必要和一般性知識建立關聯，從而使得具體案例可以和已有的知識發生對照；第五，案例研究的一個優勢，是系統展現因果機制和過程；第六，零散多樣的獨立案例能夠有意義，原因在於它們產出的知識，在相關知識體系中具有累進性位置。 …

因果過程觀察較有利於通過案例研究呈現，但這不是對其他方法的替代，而是對其他方法的補充。比如一個定量模型可以展示不平等變量對抗議行為的影響值，而每一種結構變量的影響，在經歷不同種類的案例比較之後，都能發現不小的差異：一些影響是已知因果機制作用的結果，有些則不是，那麼，發現這些新的因果機制的知識性價值巨大。在這種情況下，對數值的平均處理會掩蓋要素影響的異質性，進而無法理解，是什麼樣的情況，使得常規要素變得非常重要或沒有意義。 …

全面揭示豐富性不是案例研究的全部目的，也是其能力所不及的任務。這首先是因為事件性質的變化很難確證（identify），案例研究往往只能掌握事實上發生的情況，但對於沒有發生的情況難以取證，更無法對“看不見的”多種動機作出揣測。比如，當我們發現村莊里多人都在離婚，原因是拆遷政策以戶為單位獲得新房的資格，一個家庭算一戶，離了婚就可以分成兩戶計算，於是家人就有資格申請兩套房子，案例研究可以發現這些離婚的“因”，但對於那些面對這種情況，仍不選擇離婚的家庭又如何解釋？換句話說，我們知道了大量離婚事件為何發生，但對類似條件下未發生離婚的現象，我們知道些什麼？這一基本限定的約束，使得任何一項案例研究都無法包含全部豐富性，它只能對一個中心問題進行解答。 …

定量研究通常有明確的目標問題，值得案例分析者學習。他們非常重視組織材料的方向和取值，力圖通過統計分析再現量值的共變關係，這對於描述一些基本狀況，具有難以取代的價值。但數值的意義和特定環境有關，它在不同的條件下往往具有不同含義，而統計分析一般都假定變量的性質、類別和數值在所有案例中的意義大致類似，但事實有時不完全如此。比如，不同社會的政治信任值（political trust）可能涵義完全不同，但定量研究一般不允許隨時改變系統變量的含義，這樣會導致整體的數值比較缺少共同的基準。而定性的案例分析則可以通過目標問題的轉換，發揮互補所缺的作用。比如，當統計分析發現，中國二胎出生率的上升值，大大落後於一胎出生率的下降值時，案例分析就可能發展新的目標問題：既然統計數據表明，是生育行為的變化（而非生育政策的變化），對於中國整體生育率的影響更強，那麼我們就應當解答，是什麼特有的因素推動了中國生育行為的變化，這有助於進一步評估甚至預測二胎政策的未來效用。 …

五、因果機制探索 

社會科學的定量和定性方法，都重視相關關係發現，但案例研究的不可替代性，在於它可以完整展示因果聯系的過程，一些研究者稱之為“因果過程觀察法”。



對於案例研究者而言，他們所關心的問題，不僅是自變量與因變量，或某種發現要素與被解釋要素是否相關。而且，還有二者通過什麼樣的特定機制發生關聯。



在多數情況下，普通相關要多於因果關聯，這就需要研究者有能力，把重要的因果關係，從一般相關關係中摘取出來，通過鑒別因果關係的連動機制，來提升論證的可靠性。



比如，對於不平等和社會不滿之間的關係，研究者想要了解的，不僅是不平等是否產生社會不滿，而且希望揭示，這種影響一般會通過什麼特定的因果機制，發揮作用。 …

高標準的案例分析，實際上包含著向“一般性知識”前進的追求。在研究者手中，案例被看成是代表現實世界的一種事實，它因為隱含著說明一般性知識的可能性，所以具有分析價值。



案例在研究者的處理中，是能夠說明這些知識的經驗材料例舉，雖然看上去它僅特指具體的社會現象，但這些“具體現象”卻是有代表性，或典型性意義的材料，研究者從中發現的，是符合某種條件的一般性特點：這些特點具有非個人化的、行為性的、規則性的特征，可以和其他社會事實的特點進行知識對照。



透過案例，研究者要發掘的不是一個具體的行為、活動和事件，而是隱藏在背後的、具有一般意義的公共行為範型，它要說明的是一般的影響力，在特別情景下的作用及後果，並非僅是針對一些個別事件的描述。力求從具體問題走向它的上位問題，使得一些來自具體場景的問題具有系統的意義，才會體現特殊知識的價值。 …

上述誤解的問題在於，只重視材料的類別，而非證明的邏輯。如果說，材料的作用是提供分析證據，那麼，就不應當以材料的類別劃分研究活動的性質，因為不同種類材料的相互印證，有助於結論趨於準確。



對研究工作而言，更重要的是對材料采取的分析邏輯，邏輯才是“系統分析方法”的內核。很多案例分析的水準不夠，不是因為沒有材料，而是因為缺少組織材料的科學研究邏輯。案例分析既可以運用定量材料，也可以運用定性材料，但無論使用什麼材料作為證據，都不應偏離社會科學研究的一般分析邏輯：觀察現象、描述特征、建立界定、比較類型、展示過程、分析影響、探索機制、尋求解釋、達到證明。 …

二、社會知識的多重形態

案例研究能夠提供什麼樣的社會知識？ 

第一種是解釋性知識，即有關影響、起因或推動力（動力條件和行為、事件的因果關係）的知識。這類知識的作用，在於幫助我們知曉事實、行為及事件因何發生，為何以這樣的形態而非其他形態發生，它們在什麼條件下發生，推動力來自什麼。…

一般知識體系是人類認識自身的階段性成果，一方面，它是共有、公開、開放和變動的，並非任何一個地區、時段、國家或意識形態的獨有產物；另一方面，它又被人類認識活動處理為命題或原理，它們相互聯系、具有系統性、處於認識階梯中抽象性較高的位置、具有相對廣泛的解釋力，這是我們稱其為“一般”知識的含義。雖然，社會科學很少能闡明所有時空都成立的普適性命題，它們表述的多是特定背景下的條件性命題，但這並不等於說，這些特定背景下的條件性命題，和一般的知識無關，或者根本不用加入一般知識的體系，相反，我們闡述特殊性知識的目的，是試圖發現一種可以加入整體知識體系，屬於其中的一種關係、特征或行為類型。作為類型，研究者所追求的並非是具體的場所和時間，而是在這一條件下可以成立的一般性命題。 …

規範性知識可能修正人們的價值觀，比如在市場經濟發展初期，有關商業行為的道德爭議廣泛發生，這是因為大量的商業行為是新現象，商業關係與傳統關係存在不少道德原則上的差異，社會研究經歷了激烈辯論，才確立了“商業盈利”的道德位置，使得受到法治約束的商業行為具有了正當性。



與此類似，指出人身依附關係具有阻礙發展的缺陷，也是包含價值性的知識：對於經濟活動的推動，人身依附不如獨立對等關係更具建設性作用。這些有關社會的研究，不僅包含規範性知識：商業行為具有正當性、依附性對經濟發展具有損害性等，而且它們闡發的價值標準，並非有史以來就存在，而是經濟社會進入複雜階段後的產物。這意味著，隨著人類社會的變遷，規範性知識會發生改變，所以需要不斷研究和認識。 …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案例分析缺乏代表性。確實，案例分析不可能覆蓋全部情況，因為案例資料通常來自時間和空間上的局部領域，是具體情景下發生的事實。即使是數據研究，其數值的獲取實際上也無法避免具體時空的限定，但數據采集的優勢在於能夠呈現一定時空內的總體情況。



與此相比，代表性當然無法是案例研究所長，但這並不意味著案例研究不關心這一點。實際上，高水平的案例研究非常重視社會現象的公共性、可重現性、可預期性、整體性和歷史性，尤其是關注社會行為與特定環境的關聯，以凸顯研究對象的典型性，使其代表一類而非僅僅一次或者單個社會現象。是案例經過研究挖掘出的知識結論，而非案例故事本身具有代表性含義，這樣的案例研究，不僅需要面對事實經驗提出研究問題，更需要面對已有的理論知識提出研究問題。 …

摘要：對案例研究究竟要做什麼，中國學界尚缺少系統的標準。而案例（定性）和統計（定量）研究的所謂“對立”，一直在方法、立場和主題層面爭辯，尚未在研究目標的專業標準意義上得到分析。案例分析的目標不是講故事，而是產出知識，因此需要遵循認識活動共享的一般邏輯和原則；案例分析可以提供的知識類型不止一種，比如解釋（原因）知識、理解（特征）知識或規範（原則）知識；案例作為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不是對立關係，而是互補性關係；案例的獨特性有必要和一般性知識建立關聯，從而使得具體案例可以和已有的知識發生對照；案例研究的優勢之一，是系統展現因果機制和過程；零散多樣的獨立案例能夠有意義，原因在於它們產出的知識，在相關知識體系中具有累進性位置。　　…

不管怎麼說，影片《無雙》是建立在“外生型敘事”之上的一種典型敘事：它首先建立一個範本，然後積極模仿它。不過，在此順便說一句，《無雙》第一敘事中的畫家段落，也有效利用了對於周潤發過往影片的“潛文本模仿”，這種模仿可以說是一種致敬，也可以說是一種商業策略，它雖與本文所探討的“模仿”有某種關聯，但不在本文探討範圍之內。 

結語：電影敘事學與其他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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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生型敘事與亞里士多德 

亞里士多德作為柏拉圖的高足弟子，其理論學說，可說是既批判師說，又繼承師說。以“模仿論”而言，亦是如此。他們都承認“模仿”的存在及“模仿”對於藝術的影響。但相較而言，我們可以看到，兩人對於模仿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立場。柏拉圖貶低詩人的模仿，認為詩人的模仿低於現實，更低於比現實還高的理念，模仿僅僅是“沒有什麼知識”“不能當真”的一種遊戲。而亞里士多德則采取了更積極的立場，認為詩人在模仿現實時，運用各種手段、方式表現事件和人物，將一種形式賦予分散的素材，這樣的模仿實屬於創造性的活動，絕不比現實存在更低。在他看來，文學不僅敘述確已發生的事，而且敘述根據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發生的事，因此，與僅僅敘述確已發生之事的歷史紀事相比，文學的創作活動更具有哲學性。(14) …

在某種程度上，張藝謀的《影》便是這種“內生型敘事”的完美案例，因為這部影片的敘事就是建立在一種“層層模仿”的敘事機制基礎之上的。這部影片中，以“權”為中心的理念，構成了此影片的本質，也就是說，張藝謀首先為影片設置了一個“理念的床”：即“權”(它充斥占據“權力、權謀、權術”等的所有內涵與外延)；而沛國國君沛良作為一名“工匠”，通過自己的書寫(書法)及種種怪異行為，“仿造”出了一個“可見”的“床”——“權床”；最後，沛國大都督子虞作為一個“藝術家”，通過塑造他的替身——境州，完成了對於“權床”的再次模仿。 …

第三，電影敘事學作為敘事學的一個分支，一如敘事學本身，不僅依靠各種其他相關理論，而且在某種程度上，也依靠文學敘事學的研究成果，這使得電影敘事學雖可作為一門學科，但不免總有掣肘。此外，由於沿用了語言學以來的二分法，使得電影敘事學多傾向於表達敘事學的研究，而忽略了姚曉濛所謂的對於表意系統的研究，從而使電影敘事學在很大程度上僅是一種偏技藝性的能指敘事學。因此，當電影敘事學不能充分表達自身的理論訴求時，也便更多淪為電影文化研究及其他研究的一個附屬物。…

 毫無疑問，這一波高潮將敘事學研究，特別是電影敘事學研究，推到了一個非常顯要的位置，而電影敘事學的產生和發展，不僅吸收和運用了語言學的基本概念和範疇，而且第一次開始將電影技術因素作為敘事因素來考慮，改變了傳統的，只把主題和人物性格變化過程作為敘事因素來研究的做法，電影敘事學也進一步擺脫了過去那種把電影敘事作為一種靠主觀想像和領悟的藝術和美學，而是一種進行深入細致的，更加精確的、繁瑣的定量分析和研究。從而不僅推動了電影敘事技巧的發展，同時也極大地影響了諸如場面調度、攝影、機位、景深、景別、燈光、音響等的運用。因而，電影敘事學研究雖然在根本上是理論問題，但它對創作所起到的作用也是十分明顯的。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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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對俄國形式主義進行如此較為詳細的描述，一是因為他們的學術思想直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之後才被重新發掘。而此時，則正是“敘事學”這門學科醞釀、初創之期；二是它一經發掘，便迅速與其他各種思潮或主義相結合，並由此開創了敘事學研究的新熱潮。



其後的塔爾圖學派、布拉格語言學派、結構主義敘事學，以及大衛·波德維爾開展的新形式主義分析等等，都與此有關。



而在俄國形式主義衰落(20世紀20年代末)，至敘事學確立(20世紀70年代初)這段時期，就電影敘事研究而論，影響較大的是愛森斯坦所代表的蒙太奇學派，和巴贊的電影本體論哲學。蒙太奇學派建立在“衝突論”基礎上的各種組合觀念，以及巴贊所推崇的“完整神話”，所由此形成的對於敘事和空間及鏡頭語言的影響，都非常巨大。



由於這是電影史上眾所周知的基本事實，在此略述。…

內容提要：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電影敘事學研究曾一度在全球範圍內興盛一時，但隨著這股熱潮的消退，其研究卻一直處於低迷狀態而未見有任何起色。緣何會造成如此局面？又該如何重新振興電影敘事學的研究？本文從重談模仿說說起，認為在一時難以改變方法論的前提下，重新從“動力學”角度進行探索，或許是一個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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