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果過程觀察較有利於通過案例研究呈現，但這不是對其他方法的替代，而是對其他方法的補充。比如一個定量模型可以展示不平等變量對抗議行為的影響值，而每一種結構變量的影響，在經歷不同種類的案例比較之後，都能發現不小的差異：一些影響是已知因果機制作用的結果，有些則不是，那麼，發現這些新的因果機制的知識性價值巨大。在這種情況下，對數值的平均處理會掩蓋要素影響的異質性，進而無法理解，是什麼樣的情況，使得常規要素變得非常重要或沒有意義。 

一個例子是人類學者塔斯的研究。它聚焦印度德里兩個教派的激烈沖突：錫克教和印度教的對抗事件。在一次大沖突中，錫克教的首領被印度教徒殺死。大部分已知的研究結論認為，這是一場典型的種族和教派沖突，在印度宗教之爭中常見，沒什麼新的結論值得挖掘。但塔斯在當地做了長時間田野、經歷大量深入的訪談後，她在參照案例中發現了問題：在相鄰的另一個地區也有相似的兩個教派，卻相安無事，從未發生大的沖突。如果這兩個教派本身就是不能相容的，怎麼解釋這一情況？這說明當地的宗教沖突尚有深藏的生發機制沒有揭示。經過詳細的歷史搜索和案例對比分析後，她發現，事件背後真正的原因不是不同的宗教教派存在，而是持續多年的地方控制權爭奪。歷史上，這里存在長期的地區控制權沖突，地方教派的精英幾乎都卷入其中。圍繞這一競爭，存在著兩個對立的勢力集團，使權力競爭通過教派沖突體現出來：各派都利用宗教組織的內聚力和動員力爭奪控制權。信印度教的人利用教派之間的沖突把競爭對手的領袖除掉，以便減少威脅，控制這個地區。所以，這里發生的教派沖突，並非教義對立之宗教文化現象，本質上是一種政治現象，是地方控制權的競爭，利用了宗教團體這種組織化形式，動員力量導致的教派沖突事件。

這一發現，使得塔斯對因果鏈條的描述不是重復已知的知識，而是探索真實的沖突發生機制。通過搜集更廣範圍的歷史資料，了解當地宗教關係，發現了在殺傷發生之前的三四十年中，該地方歷史上的權力結構和競爭態勢，塔斯描述了它們怎麼發生、在哪些人群之間發生、人們怎樣去動員力量、該地區的社會組織化形態，等等。機制分析使其層層深入，不斷開拓新資料提供的證據支持，揭示了不同以往研究的因果機制進程。 

機制探索要求對事實的敘述，服務於對關鍵時序動因的挖掘。比如，托克維爾對於法國革命歷史的敘述就服務於他對法國社會關鍵性局限條件的發掘：絕對專制、中央集權的官僚體系、觀念的抽象性和政治經驗的匱乏。他使用史實是為了揭示這些關鍵變量，（及其）在塑造革命具體進程中的持續和變化，而不是為了書寫史實本身。可以說，他摒棄了編年的秩序，讓敘事服從於觀念的秩序。

“機制”分析強調時序性及事件的歷史關聯，其因果解釋是對結構性思維的重要補充。在主流社會科學研究中，“結構”關係被直接或間接地視為給定的影響要素或是隱含的不變邏輯。問題在於，這種隱含的因果規律（會）隨時間的流逝，發生突變或者轉型，“它們也有自己的歷史”。這就是展示因果過程的重要性所在，我們不能假設不同的制度——組織——社會關係結構背景下的個人都服從相同的行為法則，因而具體而深入的機制分析能夠提升因果推斷的準確度。重視作為主體的環境對於行為“變異”的影響至關重要，即使案例研究不一定總能做出重大理論發現，但在影響要素的因果機制上有其分析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