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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學泰:天橋雜憶(下)

1954年上初中以後,我去過幾次三角市場的相聲場子。54年的秋天我考上北京師大附中,同學中有位叫鄭繼宗的,他家住天橋,經常給我講天橋的故事。如天橋的惡霸“四霸天”作惡和被鎮壓的故事。有一天,他帶著孝來上學了,他對我說,他的父親突然去世了,以後家里就要靠他了。後來鄭繼宗為了早些參加工作、減少家里的家庭負擔,他考上了警察學校,我們便分手了。鄭繼宗曾經約我到他家去玩,我曾到三角市場的相聲場子聽相聲就是從鄭繼宗家去的。鄭的父親是天橋賣藥的,賣蟲子藥、眼藥之類。天橋這樣的攤販很多。那時北京的下層社會的窮苦人,有病一般不去醫院(不僅是醫院費用高,也因為沒有這種習慣,現在北京人有病就去醫院是解放後公費醫療制度養成的習慣),而是到藥鋪或藥攤買點藥對付。鄭繼宗的父親長期在天橋賣藥,自然就在這里買了一塊地皮擺攤,面積大約有四五十平米。他去世了這塊地空了下來,鄭的母親就把它租給了說相聲的。收入是二八開。也就是說,相聲場子一天掙了十元,就有鄭家二元。平時相聲演員就在鄭家歇息,老太太給他們燒燒水,熱熱飯。鄭家住的房子也不大,就三間小北房,還是一間屋子半間炕。那些演員橫七豎八地歪在炕上,喝茶聊天。這些演員多是青年…See More
Ja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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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學泰:天橋雜憶(中)

夏天是一身白紡綢的中式褲褂,顯得干凈而利落。他站的只是一個凳子,但卻使人感到他是站在大舞台上,躊躇滿志,微笑著接待每一個看洋片的和聽他演唱的人,沒有一點寒酸氣。不管是誰,只要你在這里駐足片刻,你就會感到筱金牙對你報以的微笑,這個笑容是永遠的,不論你什麽時候來,不管他的生意好、還是不好。他永遠那樣開心。他沒有某些天橋藝人的汙言穢語和損人挖苦人(這套語言很巧妙,甚至可以說發展得很“藝術”)那一套。他唱的調子類似蓮花落,唱完四句就有一個“嗨——”的拖腔。每當唱到這里,筱金牙的面部所有的大大小小的皺紋都集中在面部的中心,仿佛是包子的小折聚集的中心,然後這些皺紋慢慢地舒展開來,展現出一幅孩子般滑稽的笑容,並露出亮晃晃的兩顆金牙,真是富於感染力。不知道筱金牙一天能掙多少錢,但在我眼中,他是天橋的成功的藝人。只要到天橋從不忘記到筱金牙的場子走走。 說評書的趙某是我眼中不成功的藝人。他並非是筱金牙的反面,許多方面他與筱金牙一樣。他同樣干凈利落,同樣謙虛敬業、同樣沒有汙言穢語;他的不成功可能與他不是行內人有關。天橋的黃金營業時間是下午兩點到五點,而這位趙某只能在早上九點到下午兩點以前開書營業。暑假某天上…See More
Ja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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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學泰:天橋雜憶(上)

小時候家住西西河沿,1949年搬家至菜市口以南的米市胡同南口。從和平門一帶搬到這里居住仿佛下鄉一樣。學校也轉到城隍廟街小學,從城隍廟街再往東走就是“四面鐘”(現已經拆掉,其位置就在友誼醫院南面),過了四面鐘就進入了天橋的範圍了。自五十年代以來天橋市場核心只是東、西兩個市場了(五十年代以前其範圍要大得多)。西面是“三角市場”,東面就是四九年以前所說的“公平市場”。現在天樂劇場的北面一帶。四面鐘距離在它西南面的三角市場還有一里左右,過了四面鐘就有零零星星的卦攤和其它小攤了,稀稀落落的生意人和偶而駐足的行人使得這塊本來荒野的地方有了些市場的氛圍。 一、便宜…See More
Ja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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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學泰:關於“暴民”問題的幾點思考(4)

泛濫的暴力也在制造著暴力文化,這里統治者的行為起了導向作用。雖然說國家、政權本身就是以暴力為基礎的,但政權以哪種意識形態指導權力的運作還是對被統治者思想有深刻影響的。例如秦始皇統一天下後,以政治秩序替代一切秩序,而且其“政治秩序”就是用強有力的規範去限制老百姓的一切行為。秦統治者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他們信奉的是法家學說,法家把一切人都看成壞蛋,只有在嚴厲法律的統治下才能遵紀守法,不干壞事。為了推行嚴刑峻法,便借助於暴力。因此在戰國期間,秦就被其它國家的人們稱為“虎狼之國”(有虎狼之國,必有虎狼之民)。從這個稱呼就可想見其國中暴力文化泛濫和“暴民”充斥的情景。與之相反,儒家雖然不完全否定暴力,但是,在政治操作中他們更強調“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注重“德治”和感化作用,倡導人和人之間的和諧關系。這樣,在孔子、孟子的家鄉鄒魯一帶就形成了尊重禮樂的風氣。劉邦統一天下的戰爭中,進兵圍魯,城中的儒生尚在講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雖然在今人看來不免有點“迂”,但可見儒家風習對民間的浸染決非暴力文化。一千年以來,對於民間和下層社會影響更大的乃是廣泛流傳的通俗文藝作品。阿Q連的圈也畫不圓,但是他會唱“悔不…See More
J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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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學泰:關於“暴民”問題的幾點思考(3)

有人認為“群眾運動是天然合理”的,就是因為群體具有簡單幼稚的本質。群體易於被一些眩人眼目的說詞所左右,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論(越簡單越好)、一些激動人心的口號就可以使群眾怒發沖冠、慷慨赴死。從中獲利者,讓群眾為自己火中取栗的人們,當然要廉價讚美群眾運動。另外一批慷慨地讚美“群眾運動”的就是“看客”。魯迅也說,中國多的就是“看客”。這些人抱定“看熱鬧”的宗旨,惟恐天下不亂。他們不懂得真正的“大熱鬧”出現的時候,很少有人逃脫,復巢之下,豈有完卵?真正身處於這種大動蕩中、而又無所適從的廣大老百姓絕不會再有“看熱鬧”的雅興。二十世紀對中國人來說是有太多悲哀的世紀。如今我們走到初步穩定和發展這一步已是很不容易的了。不僅是經濟和國家整體面貌的巨大改變,更重要的是有更多的人逐漸相信了還可以通過非暴力的形式爭取和保護自己的權益,相信了社會能夠實現有序的、漸近的變革,從而選取了比較平和的態度爭取社會的進步。現在人們可以心平氣和地討論“暴力”負面價值和“非暴力”的正面作用了。這在二十年前還是不可想象的。人們在這個問題上與主流意識稍有差異,輕則為人所笑,以為是太迂;重則被指為別有用心。最重要的是專制壓迫制造著“…See More
J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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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學泰:關於“暴民”問題的幾點思考(2)

如果我們心平氣和地想一想,“民”至是與“官”相對的一個群體,皇室、貴族、官僚以外都是“民”。一為群體,其中自然是形形色色,良莠不齊,因此,談到“民”可以與性質不同的形容詞相連接。良民、刁民、順民、莠民都是成立的,“民”中有英雄豪傑,當然更不乏疲軟分子,“暴民”只是眾多類型“民”中的一類,決非全體,更沒有藉此貶低“人民”之意,還請有不同意見者垂注。 另外,探討問題要關注參與者的本意。我提出“暴民問題”,一是有感於現在通俗文化中具有暴力傾向的作品太多,武俠作品充斥於文化市場和與普通人關系至密的聲像作品之中。人們打開電視到處都是打打殺殺,許多人物都是“一言不合,拔刀相向”。這是不是在培植人們的“暴民意識”?另外,在社會轉型期間,矛盾叢生,如何理順這些,是各階層的人們都要考慮的。多年的社會教育和文化熏染使得許多青年認為只有暴力才能解決問題。我不否認歷史上暴力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身處今天更無權利否定過去人們的歷史選擇(當然,更不是責備),但是會不會有更好的方法解決社會矛盾、從而推動社會發展呢?這確實是關心社會進步的人們所應該思考的,當前人們對歷史上改良主義的研究、對非暴力文化的研究都屬於這一類。…See More
Dec 24, 2017
Priyatamā posted a blog post

王學泰:關於“暴民”問題的幾點思考(1)

去年初,我在《南方周末》發的一篇短文——《警惕暴民意識》中說:“暴民意識和清官意識一樣,對於中國人來說都是麾之不去的情結。現在,清官意識不管如何改頭換面、冒充新的東西,輿論還是能夠把它識別出來、作為負面的社會現象來批評的,而暴民意識則不然,電視劇《水滸傳》中的一曲《好漢歌》唱遍大江南北。許多處於弱勢地位的普通老百姓從內心里羨慕那些敢於“得出手時就出手”的暴民。把它看作解決社會不公時可供選擇的手段。社會輿論、特別是通俗文藝作品還常常把這些當作‘反抗精神’和‘英雄氣概’加以表彰。聽說,它還被改編為現代民謠,起句為‘下崗大哥你別走’,以‘得出手時就出手’作結。民謠赤裸裸地表達了一些人幻想用暴力的手段改善經濟地位的願望。這些都是值得關注的。”這篇文章本來是有感於目前通俗文藝作品(特別是影視作品)中暴力的傾向發表的意見。不期引起了許多熱心探索社會改革人士的注意。不僅有些讀者在各地報刊上發表了不同的意見,有的還把這篇小文貼在了網上,以期引起了更多人的關注和討論。這是我預先沒有想到的。學術本屬公器,討論更是促進學術發展的動力,何況,關於暴民意識與暴民的問題近幾十年來似乎從來沒有見過系統的討論文字,如…See More
Dec 19,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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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子善:不該被忘記的吳興華(下)

與書信集的個別失誤相比,《全集》詩集分量最重,問題也最大。詩集所收兩百多首詩,明確注明出處的僅40多題50多首,加上詩末注明寫作時間的16題20多首左右,總共約80余首可知發表或寫作時間,其余一概欠奉。作為一部作家全集,這是不能令人滿意,甚至令人深感失望的。當然,可以說其余詩作均來自吳興華家人保存的手稿本和宋淇珍藏的手稿本,但詩集並未作任何明確的交代,唯一的例外是《無題十二首》,注明了“自吳興華手稿錄之”,那麼其他許許多多首詩是根據什麼“錄之”的呢?哪些是從家人保存的手稿本中錄出,哪些是從宋淇珍藏的手稿本中錄出,或者兩者互見的,《全集》編者理應作出必要的說明。這個許多詩作不明出處的問題在《詩文集》中已然存在,《全集》更嚴重更突出了。從《全集》各集看,…See More
Dec 14, 2017
Priyatamā posted a blog post

陳子善:不該被忘記的吳興華(上)

吳興華文學身份多種多樣,說他是詩人、評論家、翻譯家、學者、英美文學教育家,等等,都對,都不錯。若從中國現代文學史角度考察,他是有自己鮮明風格的新詩人,才最為重要。但他又是寫了許多新詩卻在生前沒有出過一本新詩集的詩人,這在現代文學史上頗為少見。對與他一起在1940年代詩壇崛起的穆旦,吳興華在1947年12月26日給宋淇的信中就明確表示:穆旦“從許多角度看起來,可以說是最有希望的新詩人”。穆旦生前畢竟已出過《探險隊》《穆旦詩集》《旗》三本新詩集,而吳興華卻一本也沒有。1949年以後的30多年時間,這位新詩人幾乎被遺忘了。只在1957年曇花一現,在《人民文學》8月號上發表了《詠古事二首》。…See More
Dec 11,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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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銀勝·被冷落的繆斯 (下)

吳興華最值得稱道、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留下重要印跡的,還是他上個世紀的新詩創作。吳興華十六歲時即在全國性詩刊上發表技巧成熟的新詩《森林的沈默》,從而一鳴驚人。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前、中期是他新詩創作的噴發期,從《書樊川集杜秋娘詩後》到《聽梅花調寶玉探病》,從《西珈》到《畫家的手冊》以及大量的十四行詩和無題詩,吳興華對新詩從內容到形式都作了極具啟示的新探索。他在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之外另辟蹊徑,融合中國古典傳統的意境、漢語文字的特質和西洋詩歌多種形式力圖實現中國詩的現代轉化,為新詩開一條新路。正如當時著名評論家周煦良所指出的:吳興華“可能是一個繼往開來的人”,與新詩的路是越走越窄相反,在吳興華筆下,“詩又恢復為明朗的聲音,坦白說出,而所暗示的又都在”,“他的詩是一種新的綜合,不論在意境上,在文字上”。吳興華與穆旦,堪稱上世紀四十年代中國詩壇的“雙璧”。詩人卞之琳曾指出,吳興華以中國悠久的詩傳統為自豪,著力在寫白話新詩時加以傳承,而吳詩在“化古”(繼承中國詩傳統)方面,成就似較大。檢視吳詩,可以發現兩個最明顯的表征:其一,沈迷於格律形式的苦心經營,借鑒古詩形式而建構一種新格律詩;其二,從歷史題材中…See More
Dec 6, 2017
Priyatamā posted a blog post

羅銀勝·被冷落的繆斯 (上)

“我不過是一個做夢的人/日夜遊蕩在緩變的夢里/而不能指示給他人我奇異的夢……可是現在我醒了/我聽見窗外賣花女的喉音/而驚覺自己還是在勞苦的世界里……”吳興華在詩中樣寫道…See More
Dec 4, 2017
Priyatamā posted a blog post

王學泰:話說朱元璋(6)

朱元璋造反的最初的目的只是求得“自存”,後來看到與他爭奪天下者,也不過是些沒有什麼遠謀深慮、“志驕”“器小”的庸庸碌碌之徒,在謀士的勸導下,才確定了奪取天下的“遠略”。至於為了實現自己的目的采用什麼“理論”作為宣傳的工具,這要看當時的需要。早年朱元璋信奉彌勒教,是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的一種選擇。元璋年輕時作過和尚,這更不是由於信仰,用他的話來說只是“托身緇流”(《皇陵碑》),是用以解決吃飯問題的臨時措施(一般說來遊民很難有堅定的信仰,他們傾向把一切都工具化)。當朱元璋參與紅巾軍的造反活動時,他還是個遊方和尚,這時以明教為旗幟的造反活動已經有了相當的規模,此時要生存和發展,投靠紅巾軍是一個較好的選擇,所謂“背靠大樹好乘涼”。在幾年的軍旅生涯中,朱元璋充分表現出其軍事天才與臨時應變的機謀,他逐漸從對郭子興的依附下走了出來。力量壯大了,並且有了足以和割據天下的“群雄”一較高低的力量,朱元璋在有了逐鹿中原的資本之時是否還會遵循明教的規則呢?這主要看這些規則是否符合他的需要?明教、包括其它一些秘密宗教有鼓勵不得志者造反鬧事的一面,但是事情做大了以後怎麼辦,這在它們的經典中很少提到。用現在的話說,就…See More
Dec 1,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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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學泰:話說朱元璋(5)

專制社會只有政府是有組織的力量,人民是分散,除了家族組織以外,他們是無組織的力量。中國小農的特點如歷史學家孫達人先生所說是“小”(生產規模小)“少”(財產少,一貧如洗)“散”(居住分散,與人很少往來)。這種農民是名副其實的小農。遊民則更是散漫的無歸的。他們要想維護自己的利益、或者僅是為了求生而拂逆了統治者的意志都是要付出極大的代價的。如果對此不滿、想要反抗那是極其無力的。長久如此,必然郁積仇恨,早晚會產生造反的要求。當他們有了反抗的要求、又感到自己力量薄弱時,必然產生組織起來的要求。能夠實現這種要求的,當時只有秘密宗教(遊民組織的最高形式——秘密會社是較晚出現的)。而秘密宗教一直就有個松散的組織,那些秘密宗教的傳播者就是把分散農民組織起來串聯人。這種做法在漢末就出現了的,著名的黃巾起義就是利用太平道進行組織和動員的。張角兄弟最初就是職業宗教傳播人。統治者的“神道設教”是追求社會的安定,這有利於保護他們的既得利益;造反者的“神道設教”是強調社會的變革,並向教眾宣傳變革後社會的美好。較早的帶有叛逆性的秘密宗教是彌勒教。早在南北朝期間它就發動過多次民間反抗活動。顧名思義,彌勒教是崇拜彌勒的,…See More
Nov 29, 2017
Priyatamā posted a blog post

王學泰:話說朱元璋(4)

在大災之年,都是先顧自己,寺廟也不能依照佛法的規定,為遊方和尚提供食宿了,而且采取的是“封倉”辦法,十分絕情。作為“百無所長”的朱元璋,此時除了參加遊民組織,依靠組織謀生、似乎沒有其它更好的辦法了。吳晗先生也如此估計,說他在三年的流浪生活中,“接受了新的宗教,新的思想,新的政治教育,加入了秘密組織”(《朱元璋傳•遊方僧》)。當然這里“新的思想”“新的政治教育”雲雲,都是新名詞。他接受除了彌勒教教義外,無非是受到一些遊民觀念熏陶,例如組織起來要保守機密、弟兄之間平等,要輕財重義等等。但更重要的吳晗沒有說,也就是朱元璋養成了遊民性格。也許他不懂得這一點,遊民性格對於造反者的重要。宗法農民是眼界狹小的,他們看到如過去北方農民所說的“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其視野不出本鄉本土。而朱元璋在這三年的遊蕩中走遍淮西的通都大邑,積累闖蕩江湖的經驗。我在《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中講過江湖遊民生活的空間(還有個文人士大夫的江湖,但這與朱元璋無關),它是個冷冰冰的社會存在,它沒有宗法社會中那些溫情,這里是體力、智力、武力競爭之所在。因此在江湖上,他鍛煉了體力,開發了智力,逐漸磨去了宗法人的溫情,增添…See More
Nov 26, 2017
Priyatamā posted a blog post

王學泰:話說朱元璋(3)

第三,無論是盲目的第一階段,還是有了政治目標第二階段,造反運動的領導者首先考慮的是自己的利益、造反領導集團和全體造反活動參加者的利益。這些利益有時與某些階層或群體利益吻合,那是社會運動的結果,並非是造反者特別要作這些階層或群體的代表。當階級意識沒有進化到自覺階段時,不存在誰有意識地代表哪個群體利益的問題。在紛紜復雜的斗爭中,造反者不斷地變換口號和主張,但這些變化都是圍繞著他們的生存和利益的,不用說遊民非常短視,特別重視眼前利益(為了生存,他們不可能考慮更遠的東西,所謂“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就是為史家們熱衷表彰的農民也不會遠離個人利益這個主題。這些我們將在以後還會加以說明。至於農民起義、農民戰爭是否推動了社會的進步,這需要具體問題,作具體分析。一般說來,農民戰爭人為地中斷了經濟發展,持久的戰爭消滅了大量的人口,嚴重破壞了經濟中心的——大中城市,幾百年的經濟積累、文化積累毀於一旦,新的朝代開始後又得從頭開始,重建小農、重建宗法,經過幾十年、甚至百余年的發展與積累,逐漸與前朝差不多了,這時前朝所有的問題又發生了,社會腐敗、政治黑暗,貪官汙吏橫行於世。宗法解體,大量遊民出現,有更多少地的、…See More
Nov 21,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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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學泰:話說朱元璋(2)

3,說“背叛” 過去一個時期里評論“農民起義”歷史論著里,經常用的一個概念就是“背叛”。一個社會下層人士,想通過造反謀求生路,半路被官府招安,於是,歷史學家往往稱這位造反領袖成了“叛徒”,他“背叛”了農民起義;如果他造反成功了,從社會下層、或竟從社會最底層的遊民一躍而成為帝王,如果按照上述的批判招安的邏輯,這應該是革命到底了吧?不,這也不被歷史學家們稱許。把這些小人物最終登上皇帝的寶座說成是他們竊取了農民起義的勝利果實、最終“背叛”了農民起義。例如,吳晗在評價從遊民登上皇位的朱元璋時就是力主此說的(見《朱元璋傳》),許多明史研究者讚成和支持吳晗的意見,只是他們的論據與描述朱元璋的“背叛”的過程與時間與吳晗略有差異。吳氏還提出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朱元璋發表的討伐張士誠的檄文和宣諭徐州吏民的公告是他從革命的農民“轉變”為地主階級領袖的重要標志。他說: 這兩篇文告公開、正式宣告了朱元璋對彌勒教、對紅軍的斥責、背叛,否認了自己和全軍過去對彌勒教的信奉,脫去宗教迷信的外衣,進一步宣稱進軍的任務是為了伐罪救民,是為了使民庶各安於田里,使百姓永保鄉里,公開地取消了階級斗爭的內容,公開地聲明他對…See More
Nov 16,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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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學泰:天橋雜憶(中)

Posted on January 3, 2018 at 12:17pm 0 Comments

夏天是一身白紡綢的中式褲褂,顯得干凈而利落。他站的只是一個凳子,但卻使人感到他是站在大舞台上,躊躇滿志,微笑著接待每一個看洋片的和聽他演唱的人,沒有一點寒酸氣。不管是誰,只要你在這里駐足片刻,你就會感到筱金牙對你報以的微笑,這個笑容是永遠的,不論你什麽時候來,不管他的生意好、還是不好。他永遠那樣開心。他沒有某些天橋藝人的汙言穢語和損人挖苦人(這套語言很巧妙,甚至可以說發展得很“藝術”)那一套。他唱的調子類似蓮花落,唱完四句就有一個“嗨——”的拖腔。每當唱到這里,筱金牙的面部所有的大大小小的皺紋都集中在面部的中心,仿佛是包子的小折聚集的中心,然後這些皺紋慢慢地舒展開來,展現出一幅孩子般滑稽的笑容,並露出亮晃晃的兩顆金牙,真是富於感染力。不知道筱金牙一天能掙多少錢,但在我眼中,他是天橋的成功的藝人。只要到天橋從不忘記到筱金牙的場子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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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學泰:天橋雜憶(上)

Posted on January 3, 2018 at 12:17pm 0 Comments

小時候家住西西河沿,1949年搬家至菜市口以南的米市胡同南口。從和平門一帶搬到這里居住仿佛下鄉一樣。學校也轉到城隍廟街小學,從城隍廟街再往東走就是“四面鐘”(現已經拆掉,其位置就在友誼醫院南面),過了四面鐘就進入了天橋的範圍了。自五十年代以來天橋市場核心只是東、西兩個市場了(五十年代以前其範圍要大得多)。西面是“三角市場”,東面就是四九年以前所說的“公平市場”。現在天樂劇場的北面一帶。四面鐘距離在它西南面的三角市場還有一里左右,過了四面鐘就有零零星星的卦攤和其它小攤了,稀稀落落的生意人和偶而駐足的行人使得這塊本來荒野的地方有了些市場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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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學泰:關於“暴民”問題的幾點思考(4)

Posted on January 3, 2018 at 12:16pm 0 Comments

泛濫的暴力也在制造著暴力文化,這里統治者的行為起了導向作用。雖然說國家、政權本身就是以暴力為基礎的,但政權以哪種意識形態指導權力的運作還是對被統治者思想有深刻影響的。例如秦始皇統一天下後,以政治秩序替代一切秩序,而且其“政治秩序”就是用強有力的規範去限制老百姓的一切行為。秦統治者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他們信奉的是法家學說,法家把一切人都看成壞蛋,只有在嚴厲法律的統治下才能遵紀守法,不干壞事。為了推行嚴刑峻法,便借助於暴力。因此在戰國期間,秦就被其它國家的人們稱為“虎狼之國”(有虎狼之國,必有虎狼之民)。從這個稱呼就可想見其國中暴力文化泛濫和“暴民”充斥的情景。與之相反,儒家雖然不完全否定暴力,但是,在政治操作中他們更強調“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注重“德治”和感化作用,倡導人和人之間的和諧關系。這樣,在孔子、孟子的家鄉鄒魯一帶就形成了尊重禮樂的風氣。劉邦統一天下的戰爭中,進兵圍魯,城中的儒生尚在講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雖然在今人看來不免有點“迂”,但可見儒家風習對民間的浸染決非暴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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