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組合由 「後成系統發生」（épiphylogénétiques，這個詞匯是作者自創的）層支撐，或者說「第三持存」（rétentions tertiaires），也就是說知識和能力在物件（objet）或者工具(dispositif)上凝固，而這些物件和工具通過代代相傳成為人類世界的物品（choses）。這些物品具有記憶技術[9]（mnémo-technique，既記憶-技術）的功能，雖然它們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記憶技術。比如一把石鏟或糞叉，又比如我小時用過的點心鏟刀和煤鏟，這些工具本身並沒有輔助記憶的功能；然而，這些工具承載著關於操作（工具）的手勢和（工具）功能的記憶，而這種記憶自然而然地把工具歸到記憶技術的層面。

而真正的記憶技術（la mnémotechnique）則出現於新石器時代之後，並被迅速運用於權力分配。然而，自從古希臘城邦形成以來，以及日後基督教的興起，這些被我稱為保存記憶信息（rétentionnel）的機制（指記憶術）便落入了神職人員的手中（包括法庭、宗教、政治和信仰機構），這些人專門負責制定各種選拔標准（包括制定教會章程、有關教徒措辭、行為，道德、禮貌的規范和秩序，等等）這些標准都被認為是影響個性化（individuation）過程的，這個過程受到神職人員的嚴格掌控，是一個由眾人（multiple）參與的構建單一（l‘un）的過程。

到了十九世紀，記憶科技（mnémotechnologie）第一次正式面世：科技（technologie）不同於簡單的技術(technique)，它意味著各類機械和工業產品，並宣告了影音時代的來臨（照相技術、留聲技術、電影、收音機和電視）。繼而到了二十世紀，計算機的出現（承繼了霍爾瑞斯的卡片穿孔法[10]）

使記憶科技成為了工業生產的支柱，與此同時，記憶科技也完全從屬於全球范圍內的機械化專業分工、財富分配和職位劃分的體系——尤其隨著數碼技術的普及，計算機科技和通訊科技融為一體的局面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文化資本主義」或者「認知資本主義」。在這些通過工業革命重新劃分的社會角色中，一個不曾被人察覺的需求出現了：我們必須把所有的商品都賣出去，首先是熱力學產品，然後是電器，再而是電子商品；商品數量越來越多、種類越來越豐富的同時，產品日趨標准化，所謂的商品多元化其實發生了質的改變。

而這個推銷商品的任務自然落到了市場營銷部門的頭上。自十九世紀起，市場營銷部門就牢牢地抓住了記憶科技（雖然人們一直到二十世紀才真正確立了「記憶科技」這個概念），以確保整個系統的運作，即構成系統的能量（同時也是信息量：這正是問題的關鍵）的加速流通。然而，這里提到的能量已經不再是符號性的流通——參與本身就是符號性的流通，而符號（sym-bole）一詞如果拆開看，即「共同的-碗」，希臘文為sum-bolon,意為分享，不僅是可感知（sensible）的分享，也是精神上的分享（所謂「精神的」是指如同歌曲反復吟唱的橋段一般，在反復中變化，在反復中延續）。而在一個控制社會（在控制社會中，人的情感和精神都被控制了）中，能量的流通是功能性的。因為人是消費的人，所以商品銷售才成為可能，比如伴隨技術進步而不斷推陳出新的商品被消費者所接受。

而這個被我們稱為是現代化的過程將引發符號性參與（participation symbolique）的消失，這同時也是符號和情感的堵塞，即（我會在第三章《巢穴的預言》中繼續討論這個問題）一種個性化（individuation）的結構性缺失（這一點我在《從九一一到四二一：愛，互愛，愛我們》中提到過）。在缺失中被摧毀的是欲望 (désir)的流動[11]（我會在《論符號的貧困 II》中重新談到這一點），或者說欲望本身被摧毀了，因為欲望必定是流動的： 一種禮物(don)的流動線路[12]。 由此，潰散之感蔓延開來，隨之釋放出各種死亡的衝動（pulsion）和奇異的快感（正是由死亡衝動所觸發的），也就是對自己和他人的仇恨，這種心理上的仇恨會引發謀殺的行為，這一點加斯•范•桑特在電影《大象》（2003年）里已經描繪得十分明白了。

（原題：斯蒂格勒·論符號的貧困、情感的控制和二者造成的恥辱；翻譯：許煜；校對：王舒柳；De la misère symbolique, du contrôle des affects et de la honte que cela constitue，本文節選自《論符號的貧困》第一冊：超工業時代De la misère symbolique ：Tome 1. L‘époque hyperindustrielle，Editions Galilée，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