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如此，在20世紀初期多次科技變革的感召之下，人文領域也急切地探索更為「科學」的方法。一直以來，詩性都承載著尼采精神的不羈和瘋狂，也正因如此，形式主義和結構主義文學批評都曾嘗試挑戰這種無序，用各種理性規則來闡釋原本毫無章法的文學文本。在某種程度上，《詩性語言的革命》也是這樣一種嘗試，克里斯蒂娃選擇了馬拉美和洛特雷阿蒙這兩位19世紀法國詩人中風格最為飄忽，語言最為陌生化的詩人的文本作為研究對象，卻同時將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現象學、心理分析等理論引入對先鋒詩歌的研究。

在對詩性與思辨理性之間微妙關係的探索之中，克里斯蒂娃巧妙地繞過了形式主義架設的樊籬，通過將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實踐的概念引入對詩性語言的分析而另辟蹊徑地將這兩股力量結合並引向開闊之地。如果說形式主義將詩性語言視為靜止的、孤立的、藝術品般的結構精巧的陌生化語言裝置，那麼對於克里斯蒂娃而言，這種語言是動態的，它不斷與主體互動並處於變化之中，從而也蘊含著改造和超越現實的可能。在克里斯蒂娃對詩性語言的語言學闡釋中，最為重要的一點便是語言的這種唯物主義特征。

換言之，語言不僅僅是以靜態的、固定的象征態而存在，更是與主體息息相關的語言實踐。主體不斷否定和拋棄對象從而帶來了一種主客體的分裂，這種分裂所引發的缺席便是語言作為一種符號產生的源頭。相對於主體而言，這一套符號系統作為一種異質性存在通向外部和社會，並成為實踐的關鍵環節。基於這一理論基礎，不難想象，克里斯蒂娃眼中的馬拉美和洛特雷阿蒙的先鋒詩歌遠非簡單的語言和文體實驗，而有著更廣泛意義上的革命色彩。至此，在詩性與理性的博弈這條暗線之外，我們可以窺見另一條線索，即文學與現實的糾纏。

之所以再次回到這個老生常談的話題，是因為克里斯蒂娃在創作《詩性語言的革命》之時，法國社會正處在一個政治思潮湧動的時期，文學、哲學乃至藝術領域與社會和政治的互動空前活躍。即使放眼世界，20世紀六七十年代也是一個意味深長的歷史時期，不僅法國經歷了「五月風暴」，大西洋彼岸的美國，甚至亞歐大陸另一端的日本也都經歷了一系列學生運動甚至社會轉型。此時的中國正身處在另一種形式的「革命」之中，「文革」為法國知識分子們帶來了某種程度的啟發，也讓他們看到了另一種可能性。

克里斯蒂娃、索列爾斯所處的「原樣派」中的眾多成員都一度加入法共；在這一時期，研讀毛澤東理論成為法國知識分子圈中的風尚。克里斯蒂娃不僅學習了中文，而且在《詩性語言的革命》中涉及實踐的部分，運用了毛澤東的實踐與經驗的理論。很明顯，對於克里斯蒂娃而言，把詩歌從「純文學」，以及形式主義、新批評、直至結構主義的語境中解放出來，不僅僅是一種學術觀點，更是呼應了當時的社會思潮。

然而，回溯彼時社會運動和思想史交織的風起雲湧，我們也隱約可以體會到革命衝動背後的非理性因素；如此一來，不難看出在克里斯蒂娃精心佈局的理論迷陣的背後隱藏著類似的時代印記，即一種知識分子強行「介入」社會，改造社會的衝動。於是，我們看到了馬拉美極為碎片化和具有實驗性質的詩篇，連同洛特雷阿蒙囈語般的《馬爾多羅之歌》（Les Chants de Maldoror），都在克里斯蒂娃筆下具有了一種革命意識。

（作者：王小姣；作者單位：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譯本：《詩性語言的革命》，克里斯蒂娃著，張穎、王小姣譯，四川大學出版社，2016；來源：《中國圖書評論》微信公眾平台 2017-04-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