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慶炳:《文心雕龍》“感物吟志”說(3)

這種文化精神在詩學上的體現,就把詩定義為承也、誌也、持也。詩首先是政治,必須承載統治者的禮教;其次,詩是個人意願、志向、感情的表達;其三,詩的社會作用是持人性情,順美匡惡。這三者是一個整體。這是最全面的古典的詩的定義(僅僅說“詩言志”是不全面的)。應該看到,這樣的一種對詩的定義,其意識形態性是非常鮮明的,是為奴隸社會和封建時代的政治統治服務的。魯迅在《摩羅詩力說》一文中說:“中國之詩,舜云‘言志’,而後賢立說,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無邪所蔽。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強以無邪,即非人誌。許自由於鞭策羈縻之下,殆此事乎?”魯迅還接著指出這是“無形之囹圄”,使作者“不能抒兩間之真美”。魯迅在這里揭露了中國古典詩的定義的矛盾性,是一針見血之論,就是說,這種詩論,一方面是給予,給予言志的自由,可另一方面是收回,即通過“承”與“持”的要求而把言說的自由收回。不但收回,而且還要按他們的意識形態標準去“順美匡惡”。劉勰雖然沒有超越歷史,但他走進歷史,具體地揭示出詩的古典意義的多層次性,其價值就是把詩的古典意義的矛盾性不自覺地呈現在讀者的面前。由此看來,我們不可把“詩言志”孤立起來理解,並給予過高的評價。中國古典文化的確是一種充滿矛盾的文化,但這種矛盾又是被掩飾起來的,表面看一切都很圓通、統一。中國詩的古典定義,就是這樣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的矛盾體。既然講“詩言志”,那麽各人有各人的情與誌,不是有什麽情都可以抒,有什麽誌都可以發嗎?但是他們又規定詩又是“承”,詩又是“持”,這樣的“詩言志”就變為皮鞭下的“自由”,強制下的“意願”,禮教束縛下的感情抒發。這就是中國古典詩的定義的實質。

 

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詩言志”論與西方浪漫主義時期的“表現”論是很不同的,“表現”一詞的原意是你內心有一種隱秘的活動,會立刻在你的表情上自然流露出來。例如,人感到羞愧,於是就臉紅,這就是“表現”。文學上的“表現”論,也是這種由內而外的情感的過程。19世紀初英國浪漫主義詩人華茲華斯、柯爾律治所說的“詩是人感情的自然流露”,與“詩言志”,相去甚遠。所謂中國表現、西方再現的比較,也是無的放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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