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文化精神在詩學上的體現，就把詩定義為承也、志也、持也。詩首先是政治，必須承載統治者的禮教；其次，詩是個人意願、志向、感情的表達；其三，詩的社會作用是持人性情，順美匡惡。這三者是一個整體。這是最全面的古典的詩的定義（僅僅說“詩言志”是不全面的）。應該看到，這樣的一種對詩的定義，其意識形態性是非常鮮明的，是為奴隸社會和封建時代的政治統治服務的。

魯迅在《摩羅詩力說》一文中說：“中國之詩，舜云‘言志’，而後賢立說，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無邪所蔽。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強以無邪，即非人誌。許自由於鞭策羈縻之下，殆此事乎？”魯迅還接著指出這是“無形之囹圄”，使作者“不能抒兩間之真美”。

魯迅在這里揭露了中國古典詩的定義的矛盾性，是一針見血之論，就是說，這種詩論，一方面是給予，給予言志的自由，可另一方面是收回，即通過“承”與“持”的要求而把言說的自由收回。不但收回，而且還要按他們的意識形態標準去“順美匡惡”。


劉勰雖然沒有超越歷史，但他走進歷史，具體地揭示出詩的古典意義的多層次性，其價值就是把詩的古典意義的矛盾性不自覺地呈現在讀者的面前。由此看來，我們不可把“詩言志”孤立起來理解，並給予過高的評價。中國古典文化的確是一種充滿矛盾的文化，但這種矛盾又是被掩飾起來的，表面看一切都很圓通、統一。中國詩的古典定義，就是這樣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的矛盾體。既然講“詩言志”，那麽各人有各人的情與志，不是有什麽情都可以抒，有什麽志都可以發嗎？但是他們又規定詩又是“承”，詩又是“持”，這樣的“詩言志”就變為皮鞭下的“自由”，強制下的“意願”，禮教束縛下的感情抒發。這就是中國古典詩的定義的實質。 

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詩言志”論與西方浪漫主義時期的“表現”論是很不同的，“表現”一詞的原意是你內心有一種隱秘的活動，會立刻在你的表情上自然流露出來。例如，人感到羞愧，於是就臉紅，這就是“表現”。文學上的“表現”論，也是這種由內而外的情感的過程。19世紀初英國浪漫主義詩人華茲華斯、柯爾律治所說的“詩是人感情的自然流露”，與“詩言志”，相去甚遠。所謂中國表現、西方再現的比較，也是無的放矢的。

童慶炳：《文心雕龍》“感物吟志”說（1）

童慶炳：《文心雕龍》“感物吟志”說（2）

童慶炳：《文心雕龍》“感物吟志”說（3）

童慶炳：《文心雕龍》“感物吟志”說（4）

童慶炳：《文心雕龍》“感物吟志”說（5）

童慶炳：《文心雕龍》“感物吟志”說（6）

童慶炳：《文心雕龍》“感物吟志”說（7）

童慶炳：《文心雕龍》“感物吟志”說（8）

童慶炳：《文心雕龍》“感物吟志”說（9）

童慶炳：《文心雕龍》“感物吟志”說（10）

童慶炳：《文心雕龍》“感物吟志”說（11）

童慶炳：《文心雕龍》“感物吟志”說（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