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古代的“道”不論儒家重在人倫之道，還是道家重在自然之道，都有原初的整體的道理和根據的意思。敘事文學在中國古代的開篇是“史”，所謂“敘事實出史學”(章學誠)。所以文學敘事也必須講“道”，即要說明事件發展過程的來龍去脈、因果根由。事件發展過程中的“突轉”還是“發現”等，都要有“道理”貫穿其間，都要有因果關係使其聯系起來，才能成為一個由主旨貫穿的整體性情節。

對於讀者來說，也才能很好地理解它，並明白其意思所在。正是由於受“道”的影響，中國敘事文學作者要使一篇作品有一個明確的意思，讀者也一定要讀出一個明確的意思來，決不能像某些西方的小說那樣意義朦朧或含混。兄弟不能自相殘殺，要兄友弟恭，這是“鄭伯克段於鄢”這一章的意思所在。要經過長期的磨難和曲折，在許多人的幫助下，一個人才能獲得成功，這是“重耳流亡始末”這一章的意思所在。

要自己和自己屬下的人民都“知義”、“知信”、“知禮”，這才是富國強兵之路，這是“晉楚城濮之戰”這一章的意思所在。這些意思怎麽才能被發現，這就要在事件發展中強化因果關係的描寫，因為在因果關係中，意思才會自然呈現出來。從這個意義上說，以《左傳》為開篇的中國敘事文學，表層是在講“故事”，可更深層則在講“意思”。

二、《左傳》敘事的“演進”

“怎麽講”的問題主要關係到一個故事展開的時間演進問題。任何事件都發生在一定的時間和空間里面。這是普通常識。但在文學敘事中，就出現了兩個時間：一個是原本故事發生的時間，一個是講故事人講的時間。原本故事發生的時間就是故事發生的自然時間，可以稱為“故事時間”；講故事人的時間，可以根據講故事人的需要，把時間打亂，把後面發生的事情放到前面講，或把前面發生的事情放到後面講，這就是所謂的“文本時間”。

文本時間的順序與故事時間的順序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這些都是敘事學的一般道理。問題是中國的敘事文學的時間演進與西方國家敘事文學的時間演進是否各有特點呢？表面看是沒有什麽不同，如中外小說都有順敘(順時序)、插敘和倒敘(逆時序)，實際上因文化的差異各有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