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慶炳：《文心雕龍》“感物吟志”說（6）

列寧的“反映”論，也說反映雖然不是“等同”被反映者，但“反映是對被反映者近似正確的復寫”（注：見列寧《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30頁。），無論是忠實的“摹仿”、“再現”，還是“近似正確的復寫”，其結果是偏重客觀知識的獲得。

但中國古人所說的其中也包括劉勰所講的“感”，則並不是“再現”、“復制”、“復寫”、“摹仿”的意思，而是由對象物所引起的一種微妙神秘詩意的心理活動。中國古代並不像西方那樣把文學藝術歸結到“知識論”的范疇內，而主要歸結為“人生修養論”范疇，因此古代文論中雖有“再現”的思想，但並不突出，突出的是劉勰這里所說的“感”——感應、感發、感悟、感興等。

有的學者用陸機《文賦》的如下的話來解釋“感”：“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懍懍以懷霜，志緲緲以臨云”，也就是強調對象物的形狀與內心的感情相對應，這是比較合理的。

其實《文心雕龍·物色》篇提出“陰陽慘舒”的說法也許更能說明中國古代的“感”的內涵：“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況清風與朗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哉。

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沈吟視聽之區。”這些說法更具體說明了東方的“感應”與西方的“反映”是不同的，“感應”不是像反映那樣忠實地復制外物，它不是鏡映過程，而是在對象物的引發下的情感的對應、搖動、活躍、興發過程，這是詩人接觸到對象物之後一種比反映活動更為廣闊更為無限更為微妙更為神秘同時也更具有詩意的心理活動。

例如，“陰”與“慘”相對應，“陽”與“舒”相對應，一片葉子發芽或凋落足以引起詩人的遐想，微小的蟲聲也足以引起詩人感情的波瀾，這不是一種很有詩意的又很神秘的心理活動嗎！中國詩學注重“興”這個范疇就是與東方式的心理活動“感”有很大的關係。

前文所引傅亮的“感物興思”的說法，也可以理解為強調感物與“興”的關係。在情、物與志中間有一個“感物”的中介環節。有了這個中介環節，詩人的審美心理被激活，出現了“聯類不窮”的活躍狀況。

劉勰說：“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就是說詩人的“情”受對象“物”的引發而產生的心理活動，生成了“誌”，這是詩的創作的自然的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