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黨化教育中的“歷史”…

將生物法則運用於解釋歷史上一些民族歷史的發展，並不是希特勒一人，但他的唯意志論卻與那些主張自然決定論的歷史學們全然不同。例如，瑞士歷史學家布克哈特（Jakob Burchhardt，《文藝覆興文化史》作者）認為，民族興旺的歷史周期約為1200年。希特勒認為，一個民族之所以衰微，完全是因為這個民族忽略了“它的生存所必須遵循的自然法則”。他還認為，一個民族只要有數千成員願意為之犧牲，不怕把獄底坐穿，它就不會衰亡。納粹德國的教育，它的首要任務就是向人民傳播納粹的這種血的價值，黨國對社會的徹底掌控使得這種教育宣傳成為完全可能的現實。在納粹還沒有奪取到政權之前，戈培爾就在日記中記錄了他與希特勒對教育宣傳的討論，這種宣傳或教育必須是全方位的，包括對學校教育、電影、廣播、出版、和所有“公共啟蒙”途徑的徹底掌控。[xxxi] 這種極權式的徹底、全面的宣傳教育不僅在納粹德國加以實行，在其他極權國家也無不如此。…

五 日常行為配合黨化教育

納粹不只是在教材讀本中向兒童灌輸對元首的絕對忠誠，在日常行為上也是如此。幼兒園和學校成為演練希特勒問候禮的培訓中心。南巴登地區的一個幼兒園竟然讓孩子將裝有早餐的袋子掛到女教師伸出的手臂上，以此來訓練孩子們掌握希特勒問候的姿勢。在“上課和下課時必須說‘希特勒萬歲’”的規定下，一年級的新生在他們的初級閱讀課本的最初幾頁就沈浸在一種深入持久的、通向新問候語的社會化過程中，這些書頁上畫著聚集在街上，興高采烈地向希特勒致敬的人群，而這幅場景，同樣成為繪畫課上最受歡迎的題材”。[xxvi]…

在黨國的政治正確和它高度強制的一致性所完全覆蓋的生活環境中，學校不過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黨國教師和黨國國民的身份必須是一致的，行為也必須遵從同樣性質的規範。在這樣一個世界裏，人們開始習慣性地模仿別人的行為，即使在毫無必要的場合（如家人和朋友之間）也會習慣性地謹言慎行，在人與人之間形成一種習慣性的相互欺騙，連品行善良的人也不能例外。人們無法從道德上去評判這種狀態，因為要抵抗這種生活方式的道德是一種幾乎“超人”的要求。這要求一個人為了某種操守原則，而必須鼓起勇氣同周圍所有的人隔絕，這是任何一個有自我保全本能，要竭力活下去的人都非常難以做到的。

四 黨國教育的課程和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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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無處不在的政治正確，就是科拉考斯基（L. Kolakowski）所說的由“完全的權力”（total power）所維持的“完全的意識形態”（total ideology）：“完全的權力和完全的意識形態是相互緊綁住一起的。意識形態具有一種最強程度的‘完全’，任何宗教信仰都達不到這個程度。……它的目標不只是要宰制和管制每個人的私人生活，而且根本就是替代私人生活，把人變成意識形態口號的覆制品。換言之，它根本就消滅了生命的個體形式”。…

這種國家主義在德國浪漫主義的“狂飆突進運動”（sturm und drang）中表述為崇尚原始樸實的美德、粗曠無序、原始的生存競爭。赫爾德（Johann Herder, 1744-1803）把人類和自然的成長與衰頹看成是依循相同的法則，因此，歷史是一種有機演變，顯示於各民族特有文化的發展中。他主張各民族（國家）本土文化的發展，產生一種表現於藝術與文學的“民族精神”或“國家精神”。費希特（Johann Fichte, 1762-1814）宣揚早期德國人（他所謂的“土著人民”Urvolk）的生命力與奮鬥精神。弗裏德裏希·路德維希·雅恩(Friedrich Ludwig Jahn，1778-1852) 立志復興德國民族的道德，他組織青年，以訓練體操、野外遠足為名進行愛國主義活動，成為德國的政治體育之父。納粹讚揚雅恩是“第一流的政治教育思想家”。納粹教育理論家包姆勒（Alfred…

正值2015年“兩會季”，讀到一篇題為《上海政協委員:“裝逼”“屌絲”等流行詞猥瑣下流》的報道。上海市政協委員張懷瓊對“裝逼”“屌絲”這樣的流行詞提出批評。不過，他並沒有否定所有的網絡流行詞，對諸如“中國大媽、老虎、蒼蠅、躲貓貓”或“蠻拼的、萌萌噠”等網絡語言，張懷瓊表示理解和接受。

對兩類不同的網絡流行語，這位批評者給出兩種完全不同性質的理由，以主張該反對或不該反對。一種理由是“猥瑣下流”，這是一個道德的理由。另一種理由是產生於“因新的事物或社會發展”，這是一個現實需要的理由。兩種不同理由的解釋會有“雙重標準”之嫌。這是因為，雖然"裝逼"和"屌絲"聽上去不雅，但同樣也是因為新事物或社會發展而產生的流行詞語。…

2014年12月社會科學院某頭面政治學者做了“不能把人治妖魔化”的講話，這個講話是作為對中國當下政治的看法而不是在專業政治學理論層次上的問題提出來的。因此，講話雖然是他的個人觀點，但卻因為迎合了某種正在變化的氣候而受到普遍關注。人們有理由納悶，社科院（號稱“亞洲第一腦”的國家級智庫）的學者公然為人治辯護，哪怕用的是拐彎抹角的方式，要釋放的是一種什麼樣的信號呢？在要人治還是要法治的問題上，大多數中國人不是早已有了充分的共識嗎？

在中國，“文革”後人們對於憲政、法治、民主有了強烈的認可，這是因為剛剛經歷了“文革”政治造成的全面災難，人們普遍認識到，那場災難是在憲政、民主、法治、公民權利的缺位下發生並肆虐的。要改變政治專制不只是需要批判和否定專制，而且還需要提出代替專制的正面主張，這便是人治與法治問題的產生。…

德國的教育體制可以追溯到中世紀，除了在納粹時期的急劇惡化之外，一直是歐洲最好的教育制度之一。德國在一次大戰（1914-18）中戰敗後，帝國改制為魏瑪共和國，戰後政治混亂，經濟蕭條，通貨膨脹，失業嚴重，盡管如此，德國的教育仍然可以說是歐洲最好的之一。德國教育一直貫穿著國家意志，國家主義成為德國文化的主導因素，從中世紀的日耳曼帝國到1806年以後有名無實的“德意志帝國”，再到希特勒雄心勃勃的“第三帝國”，“帝國”代表的是一種具有強烈國家主義誘惑的文化理想。理查德…

2014年11月，一篇《建國初期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歷史必然性》文章引起了人們對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遭遇以及何種“歷史必然性”的關註。這個時候閱讀陳徒手的《故國人民有所思》和楊奎松的《忍不住的“關懷”》便對我們更有溫故而知今的意義。

1949年以後，中國知識分子在一波又一波“思想改造”的暴風驟雨中無助地接受命運的擺布，他們遭受的厄運——那種來自生存逆境的批判和羞辱，以及以此如影相伴的驚恐、迷茫、順從、自虐、進退失據和不知所措——一直在今天的各種回憶文字中被敘述。但是。歷史家不能滿足於單純的事件敘述，他們所關心的不只是“發生過什麽”，而且還更要追問“為什麽”。“為什麽”是歷史學家所需要特別貢獻的深度思考。陳徒手研究1949年後中國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故國人民有所思》，它的“有所思”應該是一位歷史研究者在敘述“過去事實”之外的心之所系。…

這幾天美國不少媒體都報道了“心願嬰兒”（Bucket list baby）的事。Bucket list 是一句美國俗語，意思是“一系列想做的事情”。這個嬰兒名叫肖恩·邁克·海利（Shane Michael Haley），誕生前就被醫院診斷為部分大腦和頭蓋骨缺損。有這種殘疾的兒童一般出生後只能存活幾個小時，頂多幾天。但肖恩的父母，一對年輕的賓夕法尼亞州費城夫婦還是堅持要把他生下來。還在媽媽肚子裏的時候，肖恩的父母就帶他去看了費城費城人（Philadelphia Phillies）職棒球賽，登上了帝國大廈，與父母一起分享了奶酪蛋糕。這些開心的事情都是父母為肖恩計劃的“想做的事情”。在肖恩出生前，父母帶著他，和他一起完成了這些心願。…

8月4日有一篇《男子冒充重慶公安局副局長詐騙財物獲刑12年》的報道說，一位名叫王月林的騙子2010-2011年間屢次行騙得逞，被判有期徒刑12年。王月林的騙術得逞，是因為他冒充了“重慶公安局副局長”。2010年12月，他虛構為情婦購房急需用錢，說自己能為吳某兒子讀軍校一事找到關系，騙取了吳某100萬元。2011年7月，他謊稱自己能幫漆某承接到土石方工程，騙了他5萬元。2011年6月，他以可以幫助史某妻子減輕處罰為由，騙取被害人10萬元。2010年12月，他以單位給其配備的車輛太差為由，向被害人吳某索要近70萬元的奔馳越野車。車輛掛在吳某的公司名下，一直交由王月林使用。…

讀到一篇《美專家：中國人看出美國言行不一 美一直在撒謊》，這個題目看上去是“美國專家”的看法，其實是報道者自己的意思。這個題目本身就是一個誤導。

報道開頭就引用了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領導人為什麽撒謊：國際政治中關於謊言的真相》(Why Leaders Lie: The Truth About Lying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11)一書中的見解：由於國際政治中幾無信任可言，尤其是高端政治中，所以也基本沒有謊言，因為說謊沒什麽作用。文章從這句話錯誤地引申出“美國領導人不說謊”，然後以駁斥這個說法來為自己立論，指出“美國一直在撒謊”。…

大學教育應該以提高學生的智識，而不只是增添一些專門知識為主要目標，在美國大學裏，人文教育提供主要的智識教育課程（說理寫作和經典閱讀）。智識又稱“智性”（Nous），是從希臘語的νοῦς來的，經常被作為智能（intellect）和智力（intelligence）是同義詞。它被認為是人類心智中所具備的一種能分辨對與錯的直覺能力，所以特別與價值判斷有關。

在柏拉圖那裏，智識（nous）常指“見識”（good sense）或“明智”（awareness），是人的“心智”（mind）的特殊能力，也是智慧的一種體現。在《克拉底魯篇》（Cratylus…

人們注意到，許多網絡匿名發言暴戾囂張、尖酸刻薄、粗魯下流，這樣的行為經常對他人造成很大的傷害。因此有人提出網絡實名制的主張，認為惟有如此才能改變不良的網絡行為。

毋庸諱言，網絡匿名發言是一種黑暗中的行為，而其不端往往由黑暗而生。19世紀美國文學家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在《人生行為》（The Conduct of Life，1860）中就說過，“瓦斯燈是最好的夜間警察，世界也必須由最無情的公開來保護。”（當時街道照明用的是瓦斯燈）這個比喻被用在2010年初美國《心理科學》雜志發表的《好的燈是最好的警察》（Good Lamps are the Best Police）一文裏。這是心理學家鐘承博、萬麗莎·邦士（Vanessa K. Bohns）等發表的一篇研究論文，他們指出，黑暗與不端行為有關，但是，黑暗對不端行為的掩護作用並非惡行出自暗處的唯一因素。不少美國媒體都報道了他們的一些實驗。…

網上有一篇題為《張藝冬：我建議全國人民都整容成雷鋒》的訪談。看到題目，我先以為是誰在搞笑作怪，沒想到是正兒八經的對談。事情的主角是擁有“安徽好人”、“中國好人”等眾多榮譽稱號的安徽籍青年張藝冬，今年2月20日，他在安徽合肥某醫院接受了微整形註射手術。3月3日，他召開新聞發布會，身著軍裝，以雷鋒形象公開亮相。張藝冬說，整容能使他“照照鏡子就想起雷鋒，起到督導作用”。他表示還要將向公安部門遞交申請改名雷鋒，“以後大家請叫我雷鋒，或者喊我雷哥”。

這則“政治整容”的消息讓我想起倫理寫作班上學生們討論過的一篇文章《來自柳葉刀的自信：整容外科的倫理》(Self-Esteem from a Scalpel: The Ethics of Plastic Surgery)，作者是美國口腔外科醫生博巴特(Richard J. Poupard)。…

當今中國大學的主要功能是為勞動力市場提供“專業”生產者，也就是所謂的專門職業者，許多本來屬於職業訓練的學習由於進入了大學而變成“高等教 育”，這使得高等教育的含義發生了異變。“職業教育”原本是一種中等教育，由於職業的積累和高科技化，職業教育向大學轉移本未嘗不可。但問題是，大學裏的 職業教育與一般中等的職業教育究竟有什麽樣的特征區別，才能成為一種比較而言是“高等”的教育呢？

 “高等教育”的特征應該是在職業知識傳授之外的人文教育，即那種可以被稱作“人的自由教育”的人文教育。遠在11世紀出現大學這個體制之前，人 類已經有了高等教育的原初概念。在高等教育中，人接受的是“成人”教育，不僅是年齡上的成人，而且是個人與社會關系中的成“人”。

成“人”涉及的是關於什麽是人的德行、什麽是人的幸福、什麽是人的價值的知識。人的自由的、有意義的存在取決於,也體現在對人文知識的探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