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生物法則運用於解釋歷史上一些民族歷史的發展，並不是希特勒一人，但他的唯意志論卻與那些主張自然決定論的歷史學們全然不同。例如，瑞士歷史學家布克哈特（Jakob Burchhardt，《文藝覆興文化史》作者）認為，民族興旺的歷史周期約為1200年。希特勒認為，一個民族之所以衰微，完全是因為這個民族忽略了“它的生存所必須遵循的自然法則”。他還認為，一個民族只要有數千成員願意為之犧牲，不怕把獄底坐穿，它就不會衰亡。納粹德國的教育，它的首要任務就是向人民傳播納粹的這種血的價值，黨國對社會的徹底掌控使得這種教育宣傳成為完全可能的現實。在納粹還沒有奪取到政權之前，戈培爾就在日記中記錄了他與希特勒對教育宣傳的討論，這種宣傳或教育必須是全方位的，包括對學校教育、電影、廣播、出版、和所有“公共啟蒙”途徑的徹底掌控。[xxxi] 這種極權式的徹底、全面的宣傳教育不僅在納粹德國加以實行，在其他極權國家也無不如此。

在納粹德國的黨化教育中，希特勒的生物歷史主義思想指導生物教科書的編寫，貫徹在教材內容之中。例如，1942年，中學女生5年級生物課的教材題為《自然和人類法則》，分為三個部分，每個部分都介紹一些與生物學、生物進化有關的知識，然後以“元首教導”作為這些知識的意義結論。[xxxii]

第一部分開始便是“一切生物、植物和動物都處在不斷為生存所作的戰鬥中”，然後介紹自然界植物、動物適者生存的例子，而人類則是在與所有生物的生存鬥爭中獲得“主宰地位”的。教材引述了毛奇（Helmuth von Moltke， 1800-1891，曾任普魯士帝國和德意志帝國總參謀長）的話說：“從長遠來看，只有那些最苦幹的，才是最幸運的”。在自然界裏，有大型食肉動物，也有攜帶疾病的細菌，“想想為了生存，為了戰勝疾病而對細菌的戰爭，人類付出了並將付出多麼巨大的努力！我們每一個人都必須強身健體，多運動鍛煉，保持衛生的生活習慣，提高自己的能力，為人民服務。誰做不到這些，誰就不能勝任這種崇高、不懈的生存鬥爭，誰就會滅亡。元首教導我們：‘要生存，就要戰鬥，誰不想在這個不斷戰爭的世界上戰鬥，誰就不配活著”（《我的奮鬥》，第317頁）。

第二部分講的是生物保存物種的本能強過保存個體，“每一種生命形式都努力保存它這一種類的生存。後代的數量一定要超過父母，物種才會生存。……每一個物種都要占領新的疆域。物種比個體優良”。歷史留給人類的教訓是，“正當羅馬繁榮昌盛的時候，羅馬人失去了多要孩子的願望。他們對維持種類的法則犯了罪。他們的國家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被外來的民族破壞和征服。羅馬人的種族特征消失了。我們的民族也曾遭受過危亡的關頭。國社黨（納粹）恢覆了德國人們多要孩子的願望，把我們民族從沈淪之路上挽救了回來”。結語是，“讓我們牢記元首的教育，‘婚姻不是它自身的目的，婚姻必須有更遠大的目標，那就是保存人種和種族。這是它唯一的意義與任務’（《我的奮鬥》，第295頁）。‘女性教育必須以培養她們當母親為任務’（《我的奮鬥》第460頁）”。

第三部分講的是生物世界中“團結就是力量”的知識，例如蜜蜂和螞蟻，“有的螞蟻種類甚至有專門的兵蟻，為保衛其他螞蟻沖殺在前線，為國家與敵人戰鬥，也需要全體協力”。學生應該從蜜蜂和螞蟻學到五項“真理”：“一、個人的工作只有一個目的：為了整體。二、只有分工，才能成大業。三、每只蜜蜂都會毫不猶豫地為整體犧牲。四、對整體無用或有害的個體會被消滅。五、只有多繁殖子孫，才能保存物種。”這些真理，在元首的《我的奮鬥》中都有論述。元首教導：“誰熱愛人民，只有用為人民犧牲才能證明”（《我的奮鬥》第474頁），“世界是不為懦弱民族而存在的”（《我的奮鬥》第105頁），“種族國家的軍隊，它的任務不是訓練士兵正步前進，而是一個最高學校，為祖國的教育服務”（《我的奮鬥》第459頁），和“誰要是想與自然的規律作對，誰就在與作為一個人的生存法則作對。與自然作對是自取滅亡”（《我的奮鬥》第314頁）。

在《自然和人類的法則》這篇2000字左右的生物學教材中，從希特勒的《我的奮鬥》中引用他的最高指示就有7處之多，每處表明頁碼出處，以便學生查閱。教材通篇貫穿希特勒的種族主義思想，用“細菌”比喻猶太人。希特勒多次稱猶太人是一種細菌疾病,稱讚法國大科學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 1822-1895)對細菌的科學發現(於1862年完成)和德國科學家羅伯.科霍(Robert Koch 1843-1910）發現肺病病菌，為德國人戰勝猶太人提供了科學的根據。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寫道,“發現猶太病毒是迄今世界最大的革命之一。我們現在的鬥爭和上個世紀巴斯德和科霍所進行的鬥爭是一樣的。猶太病毒曾造成了多少疾病!只有消滅猶太人,我們才能恢覆健康。”希特勒消滅猶太人的具體方法也是“科學”的,如把猶太人集中在特殊的收容中心,脫光他們的衣服,讓他們赤身裸體,或者穿著醫用簡易外罩進入“消毒”室,以快速、機動、有效的方法“解決”處理他們的問題。[xxxiii]

在納粹的黨化教育中，元首的指示是“綱”，科學知識是“目”，綱舉才能目張，知識之所以有用，是因為知識證明元首的英明、深刻和遠見。只有領袖的睿見才能真正洞察知識的政治價值和用途。這種政治生物學與政治體育一樣，是為納粹黨化教育服務的，它的目的就是宣傳和灌輸元首的思想。它裏面也隱含著宣傳常用的誤導邏輯。例如，用蜜蜂和螞蟻比喻人類社會，運用的是“不當類比”。從邏輯上說，一切類比都無法確證和從實質上去把握認識對象，人並不是昆蟲，人類社會要比昆蟲社會覆雜得多。在”科學“教科書中，以簡單的、不當的類比教育學生，不僅傳授不可靠的知識，而且使學生的思維和判斷變得簡單、膚淺。這樣的思維、判斷無法勝任分析和思考覆雜的政治和社會問題。

[xxxi] Gilmer W. Blackburn, Education in the Third Reich, p. 24.

[xxxii] Marie Harm and Hermann Wiehle, Lebenskunde für Mittelschulen. Fünfter Teil. Klasse 5 für Mädchen. Halle: Hermann Schroedel Verlag, 1942, pp. 168-173.

[xxxiii]David Bodanis, Web of Words: The Ideas behind Politics. London: Macmillan, 1988, pp. 1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