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黨國的政治正確和它高度強制的一致性所完全覆蓋的生活環境中，學校不過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黨國教師和黨國國民的身份必須是一致的，行為也必須遵從同樣性質的規範。在這樣一個世界裏，人們開始習慣性地模仿別人的行為，即使在毫無必要的場合（如家人和朋友之間）也會習慣性地謹言慎行，在人與人之間形成一種習慣性的相互欺騙，連品行善良的人也不能例外。人們無法從道德上去評判這種狀態，因為要抵抗這種生活方式的道德是一種幾乎“超人”的要求。這要求一個人為了某種操守原則，而必須鼓起勇氣同周圍所有的人隔絕，這是任何一個有自我保全本能，要竭力活下去的人都非常難以做到的。

四 黨國教育的課程和教材

在納粹統治時期，德國基本上延續了傳統的三級教育結構，即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在初等教育方面，兒童6-7歲進小學，稱“人民學校”（Volksschule）,所有的兒童都在“人民學校”學習四年，男女生分班，只有在規模很小的鄉村小學裏才有混合班。貧苦的以及對教育不感興趣的家庭的孩子在小學學習8年後，便可以學徒或學手藝，從事體力勞動。其他想在學業上有所發展的學生，4年人民學校畢業後，可以參加考試爭取升學。通過考試的女生進入中學（6年學制），男生進入稱作為Gymnasium的中學（相當於英國的grammar school），學制是8年。1939年後的戰時，學生可提前一年畢業參軍，並獲得Notabitur的學位（不如Abitur那麼正規）。戰後的德國大學不再承認這種學位。

1933年，納粹取得政權後，開始大規模回收魏瑪時代的教材，化作紙漿，代之以小冊子。學校教材朝令夕改，當時有人說，如果把教育部長魯斯特（Bernhard Rust）的姓氏確定為一個時間單位，那麼，“一個魯斯特，指的是一項政策從發布到取消的最短時間”。[xx] 納粹不遺余力地在教材中貫徹和宣傳它的黨國意識形態。書報審查負責人鮑赫勒（PhilippBouhler，任納粹文學保護審查委員會主席）與教育部長魯斯特密切合作審查教材的事項。當局大批銷毀魏瑪時期的教科書，造成教材短缺，開始只是對原有教材作一些修改，再印上納粹的萬字符和口號，隨後便改行使用由魯斯特親自督導完全重新編寫的教材，挑選教材編寫人員必須經由教育部和教師國社黨聯合會批準，以確保完全符合黨化教育的思想可靠要求。

在整頓教科書的同時，納粹立還著手控制出版和出版物，書籍首當其沖成為清查對象，清查采取的是公開演示的手段，以取得最大的宣傳和震懾效果。納粹組織群眾性的“燒書”活動，焚燒猶太作家和其他有礙“政治正確”的書籍，主要由希特勒青年團的成員發動和組織，由教授和圖書館工作人員參加並協助，擬出要清除和銷毀的書單。1933年5月10日，沖鋒隊（SA）和學生團體，手執書單在全德國範圍內沖進圖書館和書店，手執火炬，排列成長隊，唱著黨歌，高呼口號,把清除出來的書籍擲入火堆之中。僅在柏林一處廣場焚燒的就有2萬多冊，包括猶太作家托馬斯·曼（Thomas Mann）, 雷馬克（Erich Maria Remarque)、愛因斯坦和弗洛伊德的著作，也包括非猶太作家的著作，其中有美國作家傑克·倫敦、海明威、辛克萊·劉易斯（Sinclair Lewis），英國作家威爾斯（H. G. Wells），他們被稱為“墮落作家”；盲人女作家凱勒（Helen Keller 1880-1968）的作品也在被禁之列。

 納粹不僅加緊控制書籍和教科書，還直接控制學校裏的課程和教學內容。體育被提升為學校裏的一門主課，成為名副其實的“政治體育”。體育在黨化教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它能幫助學生強身健體，也能使他們四肢發達、頭腦簡單。集體的體育訓練強調的是一致性、整體性、嚴格的紀律、程序化動作和無條件服從。1936年到1938年德國學校每周的體育課時從2到3節增加到5節。體育作為一門課程，它的範圍擴大了，學業重要性也提高了，體育課內容包括越野賽跑、足球和拳擊（拳擊是中學高年級的必修課）。體育成為中學入學和畢業時都必須通過的考試科目。體育成績屢次不及格的學生會被開除或失去升學的機會。體育教員的地位也發生了轉變，從以前的副課教員變成主課教員，學生的成績報告單上由他們寫上品格發展的鑒定。而且，上面有精神，要求各學校由體育教師擔任副校長之職。[xxi]

在納粹黨化教育中地位很重要的科目還有德語、歷史和生物。語文教育是所有黨化教育中最能起到前宣傳作用的，它通過語言對思維方式、說理邏輯和方式、說話和表達習慣的影響，對兒童進行深層意識的潛移默化。[xxii] 納粹從它的種族主義意識形態出發，一方面把日耳曼語文（神話、傳說敘事、日耳曼化的詞匯）作為教學的主要內容，另一方面則直接用官方語言來影響學生的思維方式和語言表達。學生用黨報的語言來寫作文或公開發言，背誦元首語錄和教導，以此作為思想和語言的經典。學生的作文要求體現黨的路線與精神，拔高思想認識，作文題也往往配合納粹的政治宣傳，例如，畢業考的作文題為“論帝國勞動服務的教育價值”。[xxiii] 學生回答問題時也必須突出“思想認識”，突出時時刻刻對元首充滿了無限的崇敬，對第三帝國的未來抱有堅定的信念。在此，沃爾夫岡·諾伊貝爾回憶起自己在柏林的一所公立學校讀九年級時上過的一堂政治課：“老師想聽的答案我已經爛熟於胸，這不得不歸功於我的舅舅。他有過類似的親身經歷。有人問他：‘元首是什麼時候出生的？’‘第三帝國之後的國家會叫什麼名字？’他信以為真地答道：‘叫第四帝國。’考官不客氣地回應他：‘您聽好了，第三帝國是永存不滅的！！那麼你說說看，元首住在哪裏呢？’—‘住在總理府。’—‘不對。’—‘那就是住在貝希特斯加登。’—‘不，也不對。元首住在每一個德國人的心裏。’你看，正因為我知道這些答案，所以政治課從來沒有難倒過我。”由此可見，即使是中小學的孩子們也被灌輸了共同體的意識，而他們的共同體意識僅僅包含惟一一項內容：即對一個無所不能的聖人的期待：“閉上眼，低下頭，想著他——阿道夫·希特勒。”[xxiv]

納粹時期的德語課文中有許多以不同年級學生為對象的閱讀材料，都是富有“思想性”的新讀物。最低年級的學生不只是讀童話、動物故事這一類幼兒讀物，還讀那些具有明顯納粹宣傳內容的讀物。納粹黨化教育是從兒童識字教育就開始了的。烏騰堡（Württemberg）公立學校的插圖開蒙課本就是一個例子，課文總是先是配上一種圖畫，然後有相應的文字。例如，這樣一種圖畫：一輛敞篷汽車裏，站著一位男孩，正在向站在家門口的一位中年婦女行禮，課文是：“這是我們鄰居和他的汽車。艾伯特站在車上，他姑姑手裏拿著他的外套。姑姑，我不需要外套，天氣很暖和。發動機響了。希特勒萬歲！汽車開遠了。再見！”這篇簡單的記敘文，它要突出的便是臨別時的那句“德意志問候”：希特勒萬歲。烏騰堡課本裏有這樣一首題為《少年》的詩歌：“我們在大街上遊行/邁開堅強、穩定的步伐/我們頭上飄揚著旗幟/在空中嘩嘩作響。”配圖是一隊少年在遊行，領頭的扛著納粹的萬字旗。還有一篇題為《阿道夫·希特勒過生日》的短文，配圖是希特勒在會見三個兒童，課文是：“他出生在4月20日，阿道夫·希特勒過生日，但他不在柏林。他坐飛機到遠方去。你看到他身後的森林和高山嗎？那裏有一個房子，他在那裏慶祝生日，艾爾芙、希爾德和西格弗裏德知道那個地方。他們和希特勒一起去那裏，為他獻上一束鮮花。他很高興。”[xxv]

[xv] Leszek Kolakowski, “Totalitarianism and the Virtue of the Lie,” in Irving Howe, ed., 1984 Revisite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3, p. 126.

[xvi] Leszek Kolakowski, “Totalitarianism and the Virtue of the Lie”, p. 126.

[xvii] J. Noakes and G. Pridham, eds., Nazism 1919-1945. Volume I: The Nazi Party, State and Society. New York: Schocken Book, 1983, p. 418.

[xviii] J. Noakes and G. Pridham, eds., Nazism 1919-1945. Volume I, p. 419.

[xix] 提爾曼·阿勒特：《德意志問候——關於一個災難性姿勢的歷史》，孟翰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第86-87頁。

[xx] Richard Grunberger, The 12-Year Reich, p. 296.

[xxi] Richard Grunberger, The 12-Year Reich, pp. 287-288.

[xxii] 參見本書第十章：《公民教育與黨化教育》。

[xxiii] Richard Grunberger, The 12-Year Reich, p. 288

[xxiv] 提爾曼·阿勒特：《德意志問候》，第66-67頁。

（徐賁(Xu Ben)，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畢業於復旦大學，獲麻薩諸塞大學文學博士。曾任教於蘇州大學外文系，現任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提倡民主、法制、公民教育等普世價值。著作包括Situational Tensions of Critic－Intellectuals（1992）、Disenchanted Democracy（1999）、《走向後現代和後殖民》（1996）、《文化批評往何處去》（1998）、《知識分子和公共政治》、《人以什麼理由來記憶》（2008）、《統治與教育：從國民到公民》（牛津大學出版社，2012）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