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黨化教育中的“英雄故事”

納粹黨化教育的歷史是以黨國歷史為中心的，然後再作歷史的回溯，往過去倒敘。其他黨化教育的歷史大多也采用這樣的“歷史倒敘”法。這種歷史倒敘是為了突出歷史發展的必然性和最終方向，這當然是由黨國代表的。過去的，更久遠以前的歷史，它的意義是由歷史終結推導出來的，這就像一部戲劇，結尾不同，前邊細節的意義也會完全不同。黨國戲劇歷史的重要歷史人物（“角色”）是“英雄”，其中黨國最大的首領便是最大的英雄，然後是其他值得效法的英雄人物。例如，納粹德國小學一年級課本中介紹了33位歷史人物，前10位依次是希特勒、興登堡、戈林（納粹副元首）、霍斯特·威塞爾 (Horst Wessel, 納粹活動家，於1930年被殺後，被追授為納粹運動的英雄）、諾庫斯（Herbert Norkus，希特勒青年團員楷模，遭共產黨殺害的烈士）、施拉格特（Albert Leo Schlagete，愛國英雄，被法國人殺害）、奧托·愛德華·韋迪根（Otto Eduard Weddigen，1882-1915，德國海軍的一名海軍上尉，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擔任過潛艇艦長，並在一次海戰中以一艘潛艇擊沈敵方三艘裝甲巡洋艦，成為德國海軍史上最有名的戰鬥英雄之一），利茨曼將軍（Karl Litzman，先為一次大戰中的德國將軍，後為納粹將軍，以1914年在波蘭的 Łódź戰鬥聞名，號稱Bschesiny雄獅），薩普·英奈考夫勒（Sepp Innerkopfler, 奧地利軍人，一次世界大戰中在與意大利軍隊爭奪Monte Paterno的戰鬥中犧牲），曼弗雷德•阿爾布雷希特•馮•裏希特霍芬男爵（Manfred Albrecht Freiherr von Richthofen，1892-1918，一次大戰中被稱為王牌中王牌的德國飛行員，共擊落80架敵機之多）。[xlii]

在納粹黨化教育的歷史中，黨國的“烈士”和“模範”與真正的民族英雄一起並列，凸顯他們的偉大。黨國英雄作為對黨作出重大貢獻的人物，理應與歷史偉人同樣享受國人的崇敬和愛戴，這是黨化教育和黨化宣傳所共同堅持的。納粹英雄化、史詩化和浪漫戲劇化的歷史成為黨國文藝創作的題材和主題的源泉。德語教科書裏許多課文都是這一類的創作成果，這也使得黨化教育可以非常自然地在意識形態上把語文（包括課外讀物）與納粹領袖和英雄事跡結合到一起。這種語文所使用的語言總是充滿了激情的口號和豪言壯語，在不斷的重覆、模仿和覆制中形成一種假大空的公共語言。例如兒童讀物《看世界》（Guck in die Welt）中有一篇《元首來了》的課文，主要人物是一個叫克勞斯的少年，開篇是，“克勞斯今天不用媽媽喚他起床，他自己從床上跳了起來。今天是重要的日子”。這是一個引起讀者懸念的引子，接下來便是從這個懸念引出來的“為什麼”：“從窗子裏可以看到萬字旗在飄揚，……櫥窗裏都懸掛著元首的畫像，……男孩子們爬到樹上，……掌旗手們過來了，克勞斯舉起右臂敬禮，突然他聽到遠處呼喊萬歲的聲音。呼喊聲越來越近。克勞斯看到了元首，元首站在車上，向人們親切招手。萬歲！萬歲！克勞斯盡量大聲地呼喊。真可惜，元首已經過去了！但是克勞斯還是一個勁地高呼：希特勒萬歲！希特勒萬歲！”[xliii]

 納粹高調宣傳一位名叫施拉格特（Albert Leo Schlageter）的青年愛國英雄，他的事跡出現在許多課文中，被用來對學生進行黨國需要的那種“愛國主義教育”。1923年，施拉格特在當時被法國占領的魯爾（Ruhr）地區參加地下抵抗，炸毀了一座鐵路橋後，被法軍俘虜，他忠貞不屈，壯烈犧牲。這個故事成為黨化教育的好教材，因為他所為之犧牲的偉大救國事業最後終於由納粹實現了。施拉格特的故事是用這樣的語言來敘述的：得知自己被判處死刑的消息，施拉格特堅定地說：“我從不乞求憐憫，現在也決不會。”“敵人在地上立了一根柱子，命令他跪下。決不！一個法軍軍士從他膝部後面將他踢倒，把他綁在柱子上。施拉格特掙紮著站立起來，即刻響起一陣槍聲。‘第三帝國的第一士兵’就這樣倒下去了，千千萬萬人民在他後面為自由站了起來。”這種描述英勇就義的語言在無數課文中幾乎千篇一律，也成為學生作文的標準語言。

像施拉格特英勇就義這樣的“歷史”，它的主角並不只是一個過去的歷史人物，而是一個被納入納粹神話歷史的神話英雄，他的“獻身”是納粹“政治救世主義”（political messianism）的一個敘事元素。[xliv] 在二十世紀的歐洲，宗教救世主義已經從現代世界淡出，世俗的政治救世主義便乘虛而入，取而代之。早在1923年，希特勒就向失去宗教信仰的德國人展示納粹黨綱的救世主義魅力，他說：“我們的運動應該為廣大的、尋找道路但迷失方向的群眾創造一種新的信仰。他們可以完全信賴並發揚光大，他們從此在這個令人困擾的世界中不再感到孤獨，他們又重新找到了一塊可以讓他們安心的地方，這是多麼輝煌的事業。”曾擔任過克裏克（Ernst Krieck，納粹最顯要的教育哲學家，曾任法蘭克福大學校長)助手的霍爾菲爾德（Andreas Hohlfeld），於1933年，用一種宗教的欣喜描述第三帝國的偉大歷史意義：“第三帝國已經成為無望者的希望，迷茫者的信仰，失敗者的勝利。……它是一個理性所無法理解的（必須由信仰去把持的）神秘對象。與所有的宗教信仰一樣，這種信仰是不信者無法理解的，因此，這種信仰也將信的與不信的、勇敢的與懦弱的、有希望的與絕望的、衰老的與年青的區別開來。”[xlv] 在這樣的政治救世主義的狂熱中，第三帝國不只是一個國家，而是納粹的信仰之國，同樣，國社主義不只是一個關於國家的“主義”，而是唯一偉大、正確的“世界觀”（Weltanschauung）。在這樣的黨國意識形態中，政治救世主義挽救的不只是德國人，而是人類最精華的部分，因此成為世界未來的希望所在。

九 培養黨國事業的接班人

在現代教育中，學校是教育組織化體制的一部分，對學生的作用影響最大。學校的課程、教材、日常教學和活動、師生關系、教師影響等等，直接對學生的教育發生作用。但是，學校並不是唯一對學生起教育作用的體制，家庭裏父母對子女的影響同樣是一種重要的教育力量。與學校不同的是，父母的影響在各個家庭中悄悄發生，在不同的家庭之間差異極大，國家難以像統一管理學校和規範教學內容那樣對待家庭教育。在極權國家，在學校和家庭教育之外，還有另一種教育體制，那就是由黨國權力直接操控的青年政治組織，它是黨的助手，它的骨幹則是黨的後備隊。在納粹德國，這種青年政治組織便是“希特勒青年團”和“德意志女青年團”。這兩個政治性的青年組織滲透到學校裏，與學校形成了一種合作競爭的關系；青年團在家庭外部吸引學生，對不滿家庭的學生特別能展示魅力，加劇了家庭中父母子女的代溝沖突。[xlvi]

納粹主要的教育理論家克裏克（Ernst Krieck）把國社主義青年稱作為德國革命事業的接班人，這個偉大事業將會“造就一個新的國家，一種新的人類和一個新的生存空間秩序”。[xlvii] 為了培養納粹黨國事業的接班人，納粹政府還推行了一系列特殊的校外青年教育，希特勒青年團活動是其中的重要構成部分。希特勒青年團把元首意志和元首崇拜灌輸給青少年，鼓勵他們積極參加納粹提倡的活動，無條件地支持納粹政策，自願為納粹政權獻身。希特勒青年團營造狂熱的政治氣氛，帶領青年們舉行各種會議、集會和遊行，大力進行政治鼓動宣傳，宣誓效忠希特勒。這樣的青少年活動都不是普通意義上的民間青少年活動，而是具有非常明確的政治功能，那就是把青少年培養納粹黨國事業的可靠接班人。

[xlii] Gilmer W. Blackburn, Education in the Third Reich, p. 39.

[xliii] Gilmer W. Blackburn, Education in the Third Reich, p. 42.

[xliv]Michael Walzer, “On ‘Failed Totalitarianism.” In Irving Howe, ed., 1984 Revisite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3, p. 105.

[xlv] Gilmer W. Blackburn, Education in the Third Reich, p. 76.

[xlvi] Lisa Pine, Hitler’s National Community, London: Hodder Arnold, 2007, p. 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