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無處不在的政治正確，就是科拉考斯基（L. Kolakowski）所說的由“完全的權力”（total power）所維持的“完全的意識形態”（total ideology）：“完全的權力和完全的意識形態是相互緊綁住一起的。意識形態具有一種最強程度的‘完全’，任何宗教信仰都達不到這個程度。……它的目標不只是要宰制和管制每個人的私人生活，而且根本就是替代私人生活，把人變成意識形態口號的覆制品。換言之，它根本就消滅了生命的個體形式”。[xv]生活在這樣一種徹底被控制狀態中的個人，無論是作為國民，還是教師，他們的行為都不能看作是普通意義上的那種由個體意志和選擇決定或影響的個人行為。就他們而言，普通意義上的“謊言”、“假裝”、“假面”也不足以解釋他們政治正確行為的性質，因為普通意義上的“謊言”、“假裝”、“假面”也是需要由個體意志指導的，是一種知道自己在作假的作假。但是，在極權統治下，人連這種主體意志也不能充分形成。正如科拉考斯基所說，在完美的極權中，謊言不是謊言，“如此完全的意識形態使得完美極權社會中的‘謊言’有了一種特殊的功能和特殊的意義，這種功能是如此特別，如此具有創造性，以至於連‘謊言’這個字也詞不達意了”。[xvi]

三生活在謊言中的教師們

生活在這樣一種真誠的謊言狀態中的老師們，他們會條件反射地與黨保持一致，在一些問題上甚至顯得比黨還要黨化，比他們的領導還要正確，還要先進，因為他們的政治正確是完全沒有自覺尺度的，也不敢有任何的靈活性。一位德國人這樣回憶他兒童時代的一位“思想先進”的A老師：“A老師教的是5年級班，他班上有10個學生是天主教少年俱樂部的成員。他們在俱樂部裏已經有好幾年了，學校成立希特勒青年團的時候，他們還是不願意離開俱樂部，為此吃了A老師許多苦頭。……盡管帝國青年的最高領袖再三重申，不得強迫學生加入希特勒青年團，但A老師對俱樂部的孩子們施加了難以忍受的壓力。例如，上星期三，他為他們布置了一篇作文，要他們寫的題目是《我為什麼沒有參加希特勒青年團》，而班上其他同學都沒有回家作業。在布置作文的時候，A老師對那幾個學生說：‘如果你們不寫作文，我就要把你們痛打一頓，叫你們坐都不能坐’”。

這位學生回憶道，還有一次，“一位希特勒青年團員參加了天主教青年俱樂部，A老師聽說了，就威脅他說，要是他在希特勒青年團遊行時缺席，必定有一次罰一次，甚至還揚言要體罰他。這之後，他就自動回到我們希特勒青年團來了。A老師還說，對天主教俱樂部成員要寫‘很壞’的評語，讓他們升不了學，等等。有人問A老師，怎麼總是懲罰天主教俱樂部的學生，他說：‘那些穿褐色榮譽制服的學生是打不得的’”。 [xvii] A老師逼迫他的學生參加希特勒青年團，是出於真的進步，還是要表現進步，外人無從知曉，連他自己也可能說不清楚。重要的是，A老師在學校裏有效地發揮了黨化教育者的作用。他對“政治落後”的學生頤指氣使，對政治上過硬的學生遷就討好，他知道誰可以得罪，誰不能得罪，根據的完全是納粹的那一套政治正確的標準。A老師的師德很差，但是，他的所作所為並不完全能用“師德”來解釋。他知道自己在學校裏該怎麼做，這是他謀生的需要。討好權力是極權統治下一般國民由生存本能驅使的行為習慣和生存之道。

政治落後的學生不能升學，政治過硬但學業不佳的卻照樣可以升學，這些都不是A老師自己發明的，也不是他自行其是，整個國家和社會就是用這種標準決定誰是人才，誰應該優先得到個人發展的機會。黨國權力控制了社會所有的機會分配，甚至連兒童體育活動都不例外。帝國青年最高領袖施拉克（Baldur Benedikt von Schirach）與帝國體育領袖於1936年7月達成協議，所有14歲以下青少年的體育機會全部由希特勒青年團掌管和分配，後來擴大到18歲以下所有的青少年。[xviii] 更不要說是想要進入精英的“國家政治教育學院”和“希特勒學校”了，所有的學生都必須具有光榮的希特勒青年團員身份，這和擁有雅利安血統是同樣重要的。

教師在學校裏的行為只是國民行為的特殊折射。在極權國家裏，國民必須有相同的正確表現，教師在學校裏的行為被完全模式化了。教師們都忠於黨，按黨的要求去做，他們在學校的行為並不僅僅是“好教師”行為，同時也是“好國民”行為。當一個“好國民”，就是像所有其他國民一樣對領袖、黨和黨國表現絕對的忠誠。“好國民”即便生活在因恐懼而造成的沈默和順從中，忍受著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監視和不信任，他們也不覺得這種生活有什麼不好，他們甚至還會有一種幸福感。

這種麻木當然不是沒有清醒的時刻，但是，就算清醒，也必須把真實感覺自覺地壓抑到心底，不受它的攪擾，也不讓別人看出來。誰要是做不到這個，誰就一定得為此付出代價。卡羅·施密特（Carlo Schmid, 1896-1979）是德國著名學者和政治家，二戰後曾經擔任社會民主黨黨團主席，參加起草德國的基本法。1933年，他在圖賓根大學擔任編外講師時，多次在大街上被人發現用脫帽禮來回應希特勒問候，因此被給予“禁升職稱評語”。在納粹德國，一個人只有對希特勒問候禮不夠熱情，便足以讓別人對他是否與黨國和全體國人保持一致產生懷疑。有一位當時還是學生的德國人回憶道，“我們熟知每一個老師對納粹黨的態度。這跟他們佩不佩戴納粹徽章並沒有多大關系，相反，只要看他們是否按照規定行希特勒問候禮，你就能清楚地知道端倪。比如施托茲老師，盡管他擡起手臂，作出一個可以善意理解為向希特勒敬禮的動作，但是沈默片刻之後，他說出口的卻是‘早晨好’。” 施托茲老師內心的自卑和煎熬，反映在了他姿勢和語言的扭曲上。還有的老師，雖然高高地舉起手臂，但卻羞愧地垂下目光，或者手指間夾著一支粉筆行禮，然後順勢就開始在黑板上寫字。要不然就是走進課堂時，故意在胳膊下夾著一摞書，像是擡胳膊不方便的樣子。這些林林總總的“妥協行為”中，都反映出社會制度的強制性與構成自尊的道德準則之間被撕裂的痛苦狀態。老師這麼做，看在學生眼裏有一種特別的教育效果，這麼做很滑稽，甚至愚蠢，我們不能像他那樣，我們應該誠心實意地舉起我們的手臂，高呼“希特勒萬歲”。[xix]

像卡羅·施密特和施托茲老師這樣的人，他們之所以被納粹國家中大多數人視為異類或與大家不充分一致，是因為這個國家存在一種只有極權才能營造的“同一”與“和諧”景象。這種表面的同一與和諧隱藏著社會必須為之付出的沈重道德代價：誰都不能相信誰，誰都不敢相信誰，信任機制的瓦解導致社會中彌漫著冷漠、虛偽和犬儒主義。黨國制造的和諧一致是一種依靠精心包裝的、程序化的符號化演示（如敬禮、升旗、遊行、檢閱、佩戴像章、讀某種書、唱某種歌），它極大地強化了每個群體成員在心理上感受到的共性壓力。在極不自由的狀態下，每個人都參加的公開表現是每個人必須作出的正確行為和忠誠表演，它使得即使那些在內心最不願意合作的人，也必須做出合作的樣子來。一旦從心理、人格和自尊上摧毀了一切可能的抵抗，社會中就再也不可能出現真正的勇者——那些能夠在自己心裏擡得起頭來的反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