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的教育體制可以追溯到中世紀，除了在納粹時期的急劇惡化之外，一直是歐洲最好的教育制度之一。德國在一次大戰（1914-18）中戰敗後，帝國改制為魏瑪共和國，戰後政治混亂，經濟蕭條，通貨膨脹，失業嚴重，盡管如此，德國的教育仍然可以說是歐洲最好的之一。德國教育一直貫穿著國家意志，國家主義成為德國文化的主導因素，從中世紀的日耳曼帝國到1806年以後有名無實的“德意志帝國”，再到希特勒雄心勃勃的“第三帝國”，“帝國”代表的是一種具有強烈國家主義誘惑的文化理想。理查德 ·塞繆爾概括了這個概念可能具有的所有含義:“帝國構成了一種超級國家的觀念。在理論上它可以包容所有德國人，同時還可以為包容非日耳曼族的少數民族提供歷史依據。那種語言學的念頭從來沒有正視過這樣一個事實：在德國的許多邊境地區，德語與其他語言已交揉在一起，要想分辨清楚只是枉費心機。”帝國的觀念與日耳曼民族的神聖使命感聯系在一起，希特勒用極權統治、戰爭和種族滅絕的方式來建立偉大的第三帝國，“按照古代的傳說，第三帝國應該是一個永遠安寧、和諧的時代，卻被扭曲成一個死亡和毀滅的時代”。[i]

1933年納粹取得政權，對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進行全面的納粹政治意識形態控制，這種全方位（total）的統治也就是極權（totalitarianism），德國成為一個納粹的黨國。黨國政治要求黨化教育，黨化教育是極權政治的支柱。希特勒的教育部長魯斯特（Bernhard Rust）宣稱，取得政權絕不是納粹的唯一任務，取得政權只不過是一個更重要的事業的開始，那就是從此啟動一個用教育改變人民的過程，“這個過程將使得人民的全部生活（total life）都按照國家社會主義（納粹）的哲學得以重新塑造”。[ii] 為了強有力地統治德國和爭霸世界，為了牢牢地控制教育和利用教育，希特勒及其納粹政府極力將德國的青少年培養成堅定而極端的德意志國家主義者。這種極權的國家主義並不單純是德國傳統國家主義的傳承，而是國家主義的變異。它把極權政黨的利益放置於國家利益至上，並將這兩種利益混為一談，成為一種實質上的黨國主義。在魏瑪政府之後到二戰結束的十幾年時間裏，納粹德國建立起了一整套適合專制統治的法西斯黨國主義教育體制。這種教育體制為納粹德國的極權統治和侵略戰爭提供了黨國所需要的那種特殊的“德國人”。

一 從國家主義到黨國主義

一開始，納粹德國實質性的變化是在普魯士帝國到魏瑪時期的傳統學制似乎沒有變化的表象後面發生的。十九世紀普魯士鐵血宰相俾斯麥對外戰勝了丹麥人、奧地利人和法國人，對內戰勝了主張議會政治的政敵，他在戰場上的勝利“是在學校課堂裏奠定的”。俾斯麥的成功離不開德意志國家主義的教育，“而勞苦功高的則是那些終年在課堂裏任勞任怨的教師們，他們領取的是微薄的薪酬，卻培育了普魯士-日耳曼特有的‘愛國主義’”。[iii]

在普魯士帝國崩潰之後，教師們仍然是帝國之夢的傳承者。1918年，新建立的魏瑪共和國號仍然是“德意志帝國”，當時，許多教師雖然在政治上支持社會民主黨或其他中間派的政黨，但在思想上卻是不折不扣的國家主義者，學校也仍然是培育國家主義的溫床。德語語言文學教師們共同為學生選用的教材是漢斯·格林（Hans Grimm）的《沒有生存空間的人民》（Volk ohne Raum）。這是格林於1926年出版的一部小說，轟動一時，銷售超過70萬冊。[iv]“沒有生存空間的人民”成為魏瑪時期和納粹時期的政治口號，表達了德國人因凡爾賽條約失去海外殖民地的絕望心情：德國已經成為一個貧窮、悲慘、人口過剩、無以生存的國家。納粹用這個口號來作為侵略波蘭和蘇聯的借口，“我們需要土地和疆域來維持我們的人民，需要為過剩的人口進行殖民”。[v] 德國人覺得自己的生存空間是被猶太人奪走的，德國學童玩耍的“牛仔和印第安人”遊戲被叫做“雅利安人和猶太人”。1931年，納粹還沒有上台，反猶太情緒就已經在社會中湧動，德國猶太人已經明顯感覺到了普遍彌漫的敵意，他們的社區報紙上刊登一些不太反猶的學校名單，讓猶太家長把子女送到那裏去上學。[vi]

納粹德國的國家主義，它的“國家”是以“民族”來表述的，這與用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一類的政治意識形態來確定國家性質是不同的。“民族”（nation）與“國家”(state)之間有一種看起來“自然重疊”的關系，是現代“民族國家”神話得以建立的根本條件。[vii] 在納粹那裏，這兩個概念極其曖昧地混合在一起。希特勒所許諾的“社會主義”既是國家主義（statist）的，也是民族主義（nationalist）的。希特勒的納粹黨，全名叫“國家社會主義黨”，也有翻譯成“民族社會主義黨”的，為了方便起見，這裏簡稱為“國社黨”或“納粹”。納粹統治德國，依靠的不僅是完全由納粹控制和操縱的國家機器，政府、各級納粹黨組織、黨衛軍、沖鋒隊、警察等等，而且更是無處不在的納粹意識形態，它滲透到德國社會、文化、教育和家庭生活的每一個角落，確保納粹政黨成為德國主權的內核。正是由於納粹政黨實際上已經成為德國主權的內核，德國的國家主義才會按照納粹的意志轉變為符合納粹黨利益，並為它的利益服務的黨國主義。

納粹黨人喜歡將詩人恩斯特·莫里茲·阿恩德特（Ernst Moritz Arndt）視為他們自己的國家主義精神先知，因為阿恩德特為納粹的國家（第三帝國）範圍是什麼提供了一個語言學的答案。對於“德國人的祖國（國家）在哪裏”這個問題，他的回答是，“有人說德語的地方，就屬於德國”。[viii] 顯然，這是一個刻意保持國家與民族曖昧關系的回答。國家主義使得納粹能夠和平、順利地從魏瑪共和過渡到法西斯專制。納粹是利用魏瑪共和的民主選舉制度獲得權力的，這和革命政黨領導“革命”，通過殊死的流血內戰奪取政權，建立革命新朝代是不同的。建立革命新朝代的首要任務便是斬斷與前朝的文化聯系，但是，替代魏瑪共和的納粹卻不必如此。在德國平緩過渡到納粹統治的過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正是德國的國家主義及其國家主義教育傳統。

[i] M. 裏奇：《納粹德國文學史》，孟軍譯，上海，文匯出版社，2006年，第5-6頁。

[ii] Quoted from Gilmer W. Blackburn, Education in the Third Reich: A Study of Race and History in Nazi Textbooks.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12.

[iii] Richard Grunberger, The 12-Year Reich: A Social History of Nazi Germany 1933-1945.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lson, 1971, p. 285.

[iv] Robert Solomon Wistrich, Who's Who in Nazi Germany. London: Routledge, 2002. p. 85.

[v] 25-Punkte-Programm der NSDAP. DHM. Retrieved on 9. April 2009.

[vi] Richard Grunberger, The 12-Year Reich, p. 285.

[vii] 參見，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吳叡人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viii] M. 裏奇：《納粹德國文學史》，第5頁。

（徐賁(Xu Ben)，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畢業於復旦大學，獲麻薩諸塞大學文學博士。曾任教於蘇州大學外文系，現任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提倡民主、法制、公民教育等普世價值。著作包括Situational Tensions of Critic－Intellectuals（1992）、Disenchanted Democracy（1999）、《走向後現代和後殖民》（1996）、《文化批評往何處去》（1998）、《知識分子和公共政治》、《人以什麼理由來記憶》（2008）、《統治與教育：從國民到公民》（牛津大學出版社，2012）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