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報道說，淮安柴米河最近幾年河水越來越臟，發綠的河水常年散發著陣陣怪味。2014年4月25日，省市政風熱線聯動直播走進淮安。住在河邊的陳女士帶著一瓶河水走進了直播現場，當著在場的環保局局長面下跪，請求盡快治理柴米河汙染。有一篇以《“跪求治汙”一定管用嗎？》為題的評論，對這麼做是否“管用”提出了疑問，題目中“一定”二字其實是多余的，因為文章的實際結論不是“不一定有用”，而是“肯定沒用”。

這大概也是絕大多數人看了“跪求治汙”報道後的真實想法。他們會覺得這位陳女士很傻，跪求治汙除了自取羞辱之外，肯定不會有任何結果。確實，陳女士的“跪求”本身就是其他形式的“要求”或“請求”都無效、都沒用的結果，她不會一開始就跪求，必定是試過了其他方法。正如評論所說，“如果不是問題解決無門，誰會當眾下跪呢？”

柴米河邊的民眾深受汙染之害，如果為了解決與他們健康和生命息息相關的汙染問題，必須非下跪不可的話，如果他們還相信跪就能解決問題的話，那麼，去跪的也許不會只是陳女士一人。他們為什麼都沒有這麼做呢？是因為這麼做太沒有公民的尊嚴，太沒有做人的體面？還是另有別的原因呢？

人們從自己以往的經驗發現，再怎麼求也不會起作用，所以天大的事也只好忍受，不再有所要求或希望。在心理學裏，這叫“習得性無助”（learned helplessness）。陳女士的跪求之所以成為新聞，是因為她很“傻”，做了絕大多數人都不會做的事。嘲笑她傻的人們，其實是受了習得性無助的支配。

“習得性無助”是美國心理學家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1967年在研究動物時偶然發現的，後來為此設計了專門的實驗。研究人員把狗關在籠子裏，在響起蜂音器時，給狗做非常痛苦的電擊。籠子裏的狗逃避不了電擊，一遭點擊，開始會在籠子裏狂奔，屎滾尿流，驚恐哀叫。多次實驗後，蜂音器一響，狗就趴在地上，驚恐哀叫，但不再狂奔。後來實驗者在電擊前， 把籠門打開，此時狗並不逃跑，而是不等電擊出現，就倒地呻吟和顫抖。它本來可以主動逃避，但卻絕望地等待痛苦的來臨，這就是習得性無助。

這樣的實驗當然不能在人身上進行，但是，心理學家們在對人類的觀察實驗中，也有與狗習得性無助類似的發現。正如實驗中那條絕望的狗一樣，如果一個人總是在一項工作上失敗。他就會在這項工作上放棄努力。甚至還會因此對自身產生懷疑，覺得自己“這也不行，那也不行”，徹底無望。典型的例子是，學習成績經常不好的學生會怪自己“天生就笨”，所以不再努力；經常失戀的人會責備自己“天生令人討厭”，所以幹脆放棄找對象的打算。他們都是因為有屢屢受挫的經驗，所以陷入了無為無助的絕望之中。

在過去幾十年裏，許多心理學家對塞利格曼的習得性無助理論進行了修正和補充，提出了一些“歸因理論”（attribution theory），其中有一條是更多地考慮了當事人的個性、素質條件對行為的影響。在同樣的逆境裏，有的人比別的人更容易產生習得性無助，而有的人則不那麼容易。那位因“跪求治汙”而看上去很傻的陳女士，她顯然比其他鄉親們更不願意輕易放棄。就算是用跪的，她也要試一試到底有沒有用。就憑這一點，她就並不像許多人認為的那麼“傻”。

“歸因理論”還區分了“普遍”與“特殊”，“穩態”與“非穩態”環境對人們形成習得性無助的影響。如果人們覺得某種情況到處都一樣，一直都是如此，那他們就更容易放棄希望，並陷入絕望。可以設想，如果許多別的地方有汙染，民眾要求改善後，就有了積極的效果和解決，而淮安柴米河民眾的屢求無效只是個別、特殊的情況，那麼，他們也許還不會那麼普遍地受到習得性無助的影響。同樣，如果連陳女士這麼執著的哀求都不能對治汙發生效用，那麼，她的失敗就一定會對其他地方的民眾產生習得性無助影響，使他們對官員為民辦事誠意的懷疑變得更深，不相信也變得更嚴重。

法國作家加繆在《西西弗的神話》中說，“失去了希望，而且知道自己無望的人，在未來中是沒有位置的。”不管我們如何非議陳女士的“哀民求告”方式，她畢竟是一個還沒有放棄自己和子孫後代在未來中位置的人，就此而言，不管有用沒用，求與不求，尤其是要求與不要求，還是有區別的。


（徐賁(Xu Ben)，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畢業於復旦大學，獲麻薩諸塞大學文學博士。曾任教於蘇州大學外文系，現任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提倡民主、法制、公民教育等普世價值。著作包括Situational Tensions of Critic－Intellectuals（1992）、Disenchanted Democracy（1999）、《走向後現代和後殖民》（1996）、《文化批評往何處去》（1998）、《知識分子和公共政治》、《人以什麼理由來記憶》（2008）、《統治與教育：從國民到公民》（牛津大學出版社，2012）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