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青年團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922年，希特勒當時要求建立一個屬於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NSDA）的青年運動組織，這個組織隸屬於沖鋒隊（SA），1922年5月，國社德國工人黨的青年團正式成立。它由蘭克（Gustav Adolf Lenk）領導，為時不長，只維持到1923年的慕尼黑啤酒屋政變。1925年，庫爾特·格魯伯（Kurt Gurber）重振青年團，形成了完整的組織體系，團員開始身著制服，1926年正式改名為希特勒青年團。1931年希特勒任命施拉克(Baldur von Schirach)擔任國社德國工人黨的所有青年行動總領導，施拉克於1933年6月17日成為“德意志帝國青年領袖”，這是一個內政部內的職務。到1932年底為止，希特勒青年團的成員並不算多，約有107，956人。當時參加各種德國青年組織的青年有600萬之多，許多青年組織都是自由青年運動（bündische）的成員，它們以爭取國家獨立和自由為旗幟，不滿軟弱的魏瑪政府，在思想上反對保守，追求新銳。這與其他國家危機動蕩和革命時期的青年並沒有什麼不同。這些組織特別註重於培養志同道合的成員關系，開展各種活動，如登山、野營、唱歌等等。[xlviii]

1933年納粹一取得政權，施拉克便雄心勃勃地開始建立一個全國性的青年組織，把所有的德國青年都整合到希特勒青年團裏來。到1936年底，它已經擁有540萬團員。希特勒青年團從一開始就對青年非常有吸引力，不僅讓他們覺得可以施展抱負，而且還可以擺脫父母的管束。青年組織裏的生活既新鮮又有刺激，讓他們感覺到一種分享共同目標的興奮和自豪，也使他們覺得追求個人目標是一件渺小而不重要的事情。青少年組織在許多國家裏都對青少年有類似的心理影響。但是，希特勒青年團與一般國家中的青年組織是不同的。它不是由青少年自由、自發地組成，也不能確立它自己的目標，它的組織是由黨國政權控制的，而它的目標則完全是由黨國替它規定好的。

1936年12月1日，納粹政府頒布一項關於希特勒青年團的法律，明確規定了它對德國青年的組織和教育作用。具體的條款是：一、帝國境內的所有德國青年都必須由希特勒青年團組織。二、所有的德國青年，在接受家庭和學校教育之外，都必須在希特勒青年團裏接受體能、知識和道德教育，貫徹國社黨關於為國家和共同體服務的精神。三、希特勒青年團教育德國青年的工作委托給國社德國工人黨的德國青年帝國領袖。他的辦公室是最高管理機構，總部設在柏林，他本人對元首和帝國總理（即希特勒）直接負責。四、一切關於執行和補充規則法令的規定都必須由元首和帝國總理親自發布。[xlix]

法令規定所有的德國青年都由希特勒青年團來組織，也就是說希特勒青年團是德國唯一合法的青年組織。極權政體對社會控制的最大利器，就是在把所有的人都納入某種或是官方或是與官方有關的組織裏去，同時，嚴厲禁止他們自行結成組織。1936年，希特勒青年團法頒布時，入團還不是強制性的，但1939年3月25日，納粹政府又頒布了一條規定：“從10至19歲生日的所有青年都必須在希特勒青年團服務”。德國的男孩從10至14歲必須參加德國少年隊，14至18歲則必須參加希特勒青年團。10至14歲的女孩必須參加女少年隊，14至18歲則必須參加德意志女青年團。法令還規定，青少年的家長和法定監護人有責任為孩子向希特勒青年團報名，“任何人如惡意妨礙或阻攔青少年加入希特勒青年團將處以罰款或監禁”。[l] 青少年在入隊和入團時都必須舉行宣誓儀式，宣誓效忠元首。

希特勒青年團用各種“活動”，而不是學校裏的課程和教材，來對青少年進行教育，當然是政治教育。希特勒青年團明確成為黨的教育體制之後，它早先具有吸引力的“青年領導青年”口號就被各種各樣為黨的政策服務的活動口號所代替，每一次活動都要求青少年積極響應黨的號召，例如，“為土地服務”（相當於“學農”）要求青少年下鄉參加收割、餵牛、砍木頭，增加與“血與土”的感情。希特勒青年團發出指示：“土地服務是國社主義的政治任務，目的是讓城市的男女青年回到土地，使農業生產後繼有人，不斷興旺。最優秀的青年應該要求有機會紮根農村。希特勒青年團是為土地服務的唯一執行者。”[li] 1940年2月後，希特勒青年團要求團員每隔一個星期的星期日必須報到一次。紀律越來越嚴，說明希特勒青年團原來的吸引力和號召力已經在減弱。無休無止的組織活動使得一些青年感到厭煩，也感覺到需要有自己可以支配的時間。

在希特勒青年團這樣的強制性組織中，每個人都受到同伴壓力的脅迫，也都處在人人相互監督的不信任關系之中。每個人必須時時看別人在怎麼做，來確定自己該怎麼做；每個人都不需要有自己的想法，或者即使有自己的想法，也必須深深藏起，裝作沒有。這種行為方式正是希特勒青年團要取得的服從和隨眾人格教育效果。它對青少年開始有相當的吸引力，但往往並不能持久，因此必須不斷地，反覆地進行。一個德國人這樣回憶他在少年和青年時期在少年隊和青年團的經歷：

“我喜歡青年團是因為它的團隊精神。我10歲時參加少年隊，充滿了激情。有哪個孩子能不被同伴、忠誠、榮譽這些高尚情感所激動？我還記得我們少年隊的宣誓：‘少年隊的孩子吃苦耐勞、保守秘密、英勇忠誠。少年隊的孩子都是同志，榮譽是他們最高的原則。’這些誓言在我心裏是神聖的。還有那些出遊！還有什麼比跟同伴一起領略祖國的美景更令人開心和振奮的呢？我們經常到K城附近的鄉村去度過星期天。我們在蔚藍的湖邊聚會，收集柴禾，點燃篝火，煮豌豆湯喝，玩得真是開心。……晚上我們圍成一圈坐在火堆旁，唱歌、講故事，真是令人難忘。那些是我們在青年團裏最快樂的日子。學徒和學生坐在一起，工人和公務員家庭的孩子坐在一起，互相認識和喜歡。而且，我真高興少年隊還有體育活動，我們出遊總是帶著球和其他體育用品。遠離城市，在草地上玩手球、踢足球，在湖水裏洗澡，讓我們放松心情，身體健壯。

可是，後來我當上少年隊隊長時，少年隊不好的地方就顯露出來了。我對少年隊的強迫行動和絕對服從感到不快。我知道，在這麼一大群孩子中必須要有秩序、有組織，但那也太過分了。少年隊要求完全放棄個人自己的意願，完全服從。但這種要求無法把孩子教育成具有堅強意志的人。後來，我到Bann的總部去，看到的內情就更多了，開始深深懷疑。少年隊處處都在幹預人們的私生活，誰要有私人興趣，就會遭到歧視。”[lii]

另一位德國人記敘了少年隊給他一生留下的難以彌合的精神創傷。他說，別人可以把兒童時代回憶成陽光燦爛的日子，“可我不行，我有許多令我感到壓抑的記憶。我們的少年隊活動幾乎全都是嚴酷的軍訓。就算活動是射擊或唱歌，也總是先要軍事操練：無休無止的立正、稍息、向左轉、向右轉，……12歲的隊長把10歲的隊員使喚得在學校操場和草地上做這做那，……稍有差誤，衣服稍不整潔，出操稍微遲到，都會受到額外操練的懲罰，受了氣的分隊長就把氣撒在我們身上。還有更瘋狂的。從兒童開始我們就接受不怕苦、不怕死、盲目服從的訓練。只要一聽到‘臥倒’，就算光著膝蓋也得立刻撲倒在沙礫地上。做俯臥撐時，鼻子必須埋進沙子裏，誰在越野賽跑中發生脅部疼痛，就會被當孬種來嘲笑。”他問自己，“我們這四年是怎麼熬過來的呢？是怎麼忍住淚水，咬著牙齒挺過來的呢？為什麼不為自己吃的苦頭向老師和家長訴苦呢？我能想到的唯一解釋便是，我們自己有野心，想在分隊長面前爭表現，想當守紀律、能吃苦和軍紀嚴整的模範。表現好才會被提拔，臂章上可以添杠杠，而且可以帶綬帶，在隊長到樹叢裏方便時臨時替代他5分鐘，對同伴吆五喝六。‘青年領導青年’只是一句口號，實際上是那些在上面的人用靴子在踹你”。這位回憶者對那些政治表現好的同學充滿了厭惡，因為那些在少年隊或青年團裏表現得特別好的，當上頭頭的，“往往在學校裏是品格最無恥、最懶惰的，……老師不敢拿他們怎麼樣，只要思想好，功課再差，混過8年，也照樣能在畢業時拿到文憑”。這樣的優秀青年成為榜樣，“學校的紀律一般都變得很差。”[liii]

[xlvii] Ernst Krieck, Nationalpolitische Erziehung. Leipzig, 1941, p. 48.

[xlviii] Lisa Pine, Hitler’s National Community, pp. 55-56.

[xlix] Lisa Pine, Hitler’s National Community, p. 57.

[l] Lisa Pine, Hitler’s National Community, p. 57.

[li] Lisa Pine, Hitler’s National Community, p. 58.

[lii] J. Noakes and G. Pridham, eds., Nazism 1919-1945. Volume I, pp. 427-428.

[liii] J. Noakes and G. Pridham, eds., Nazism 1919-1945. Volume I, pp. 428-429; 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