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社會科學院某頭面政治學者做了“不能把人治妖魔化”的講話，這個講話是作為對中國當下政治的看法而不是在專業政治學理論層次上的問題提出來的。因此，講話雖然是他的個人觀點，但卻因為迎合了某種正在變化的氣候而受到普遍關注。人們有理由納悶，社科院（號稱“亞洲第一腦”的國家級智庫）的學者公然為人治辯護，哪怕用的是拐彎抹角的方式，要釋放的是一種什麼樣的信號呢？在要人治還是要法治的問題上，大多數中國人不是早已有了充分的共識嗎？

在中國，“文革”後人們對於憲政、法治、民主有了強烈的認可，這是因為剛剛經歷了“文革”政治造成的全面災難，人們普遍認識到，那場災難是在憲政、民主、法治、公民權利的缺位下發生並肆虐的。要改變政治專制不只是需要批判和否定專制，而且還需要提出代替專制的正面主張，這便是人治與法治問題的產生。

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同日，葉劍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專門談到“發揚民主，加強法制”。他們提出民主法治的原則獲得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正式批準。1979年9月中共中央《關於堅決保證刑法、刑事訴訟法切實實施的指示》規定，對各項法律制度，從黨中央主席到每一個黨員，都必須堅決遵守。絕不允許有不受法律約束的特殊公民，絕不允許有淩駕於法律之上的任何特權。1981年黨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提出：逐步建設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政治制 度，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根本任務之一。建國以來沒有重視這一任務，成了“文化大革命”得以發生的一個重要條件，這是一個沈痛教訓。為此，必須痛定思痛，把逐步建設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作為最重要的政治任務。1977年後對“文革”人治的政治批判不是簡單的否定，而是同時對以什麼來代替人治和作出了嚴肅、認真的思考。正是在這個基礎上，提出了要建立憲政和法治的正面主張。

這位力挺人治的學者之所以為人詬病，首先是因為，我們今天已經有了從歷史上誤國誤民的人治得來的教訓和法治共識，因此為人治辯護在說理的價值觀“訴求”（appeal）先已經處於“理虧”的窘境，成為一種逆向說理。逆向說理不是不能成功的，事實上，許多新觀念的說理開始都曾是逆向說理，其價值觀訴求也曾處於“理虧”的窘境。它們之所以成功說理，是因為本身有根有據、合乎邏輯、真實可信。而這正是今天這位學者的“人治”論所欠缺的，它包含著一系列明顯的，有欺騙嫌疑的說理謬誤，成為一種犬儒主義的強詞奪理，因此無法令人信服。

該學者說，“法治和人治的關系，就好比汽車大還是司機大”，“這無非是一 個實踐的問題。所以不能說車重要還是司機重要，是汽車聽司機的，還是司機聽汽車的”。

人治和法治的區別是不能用汽車和司機的比喻來加以論證闡述的。在說理中，再好再貼切的比喻也不過是一個說明，而不是證明。更何況，對於人治和法治的問題來說，汽車和司機是一個並不貼切的比喻，因此甚至不能起到說明的作用。 “司機聽汽車的”，這本身是虛妄不實的假設，有誰見過傻到主張“人聽汽車”的司機嗎？汽車和司機不是誰大誰小的問題，也根本不存在“誰聽誰”的問題，人開車，當然是汽車聽司機的。用汽車聽司機這個比喻，先已經暗示和預設了“人治”是第一位的。在說理中，這是一個循環論證：用已經設定的結論當作理由來證明已經設定的結論。

就算是司機操縱汽車，汽車必須聽司機的，司機在馬路上開車也不能橫沖直撞，也必須遵守交通規則。交通規則就是制度，不管有沒有交通警站在十字路口，開車的人在紅燈亮起時，都必須停車。人必須聽交通規則的，這就是法治。

這位學者有用列寧主義的觀點來證明“人治”的必要：“如果沒有黨，人民就是一盤散沙，任人欺淩。有了黨以後中國人民才是人民，才能站起來”。著名的馬克思理論研究者俞可平曾指出，“列寧的思想與馬克思的民主觀完全是一脈相承的。”即使在黨內也不應該實行人治，不管一個人多麼位高權重，都不能淩駕於黨的制度之上。眼下“打大老虎“不就是強調這個嗎？將黨的領導與人治等同起來是說理中的偷換概念。

這位學者說，“‘文化大革命’時期，大家要求講法治是可以的。但是不能說法治比人治好，人治比法治壞，不能把人治妖魔化，把法治神聖化。”“文革”中，中國人吃夠了人治的苦頭，有了這樣慘痛的歷史教訓，為什麼還不能要求用法治代替人治呢?如果不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又該得出怎樣的不同結論呢？在說理中，只提出“不能怎樣”是不夠的，還必須提出正面的主張。

而且，在說理中，“妖魔化”和“神聖化”都是“偏見性用語”（loaded words），偏見性用語又叫“情緒性用語”（emotionally loaded words），都是包含了說話者的既定觀點，喜歡的就用好詞，不喜歡的就用壞詞。“妖魔化”和“神聖化”都是壞詞，都是非理性過分誇大的意思。偏見性用語和情緒性用語說理的一個常見謬誤。這位學者說"不能把人治妖魔化，把法治神聖化”，如果倒過來說“不能把法治妖魔化，把人治神聖化”，也同樣是錯的，因為把任何事物“妖魔化”或“神聖化”都是不對的。所以他那句話等於沒說。一個“智庫學者”連起碼的想問題和說道理能力都不具備，還能貢獻什麼可靠的智識呢？問題不在於這位學者說得對不對，而在於我們今天需要怎樣的人治和法治討論。這恐怕才是值得我們大家都好好思考一下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