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4日有一篇《男子冒充重慶公安局副局長詐騙財物獲刑12年》的報道說，一位名叫王月林的騙子2010-2011年間屢次行騙得逞，被判有期徒刑12年。王月林的騙術得逞，是因為他冒充了“重慶公安局副局長”。2010年12月，他虛構為情婦購房急需用錢，說自己能為吳某兒子讀軍校一事找到關系，騙取了吳某100萬元。2011年7月，他謊稱自己能幫漆某承接到土石方工程，騙了他5萬元。2011年6月，他以可以幫助史某妻子減輕處罰為由，騙取被害人10萬元。2010年12月，他以單位給其配備的車輛太差為由，向被害人吳某索要近70萬元的奔馳越野車。車輛掛在吳某的公司名下，一直交由王月林使用。

王月林行騙之所以頻頻得手，是因為他知道如何為自己設計和制作一張在當今社會裏公認“能辦事”的面孔。這個面具必須符合一般民眾的生活經驗和對權勢的期待。被王月林個騙子騙了，是因為花了錢，事情沒有辦成。但是，如果托的是真的副局長，花了錢，事情辦成了，那當事人一定會因為“物有所值”，並不覺得自己上當受騙。

這讓人想起“文革”剛結束不久，劇作家沙葉新廣為人知的作品《假如我是真的》。劇中青年李小璋為求上調冒充高幹子弟張小理，憑借著對官場文化的嫻熟駕馭，到處招搖，無往不利。他憑借的也是一張由“身份面具”所提供的通行證。他後來被識破了身份騙局，在法庭受審時自辯道：“我錯就錯在我是個假的，假如我是真的，我真的是張老或者其他首長的兒子，那我所做的一切就將會是完全合法的”。首長的兒子做的事即使不完全合法，也不會治他一個“騙子”之罪。

在蘇聯文學中，也有一個家喻戶曉的騙子故事《十二把椅子》，說得就是一個靠著能辦事的面孔混跡於世的騙子。故事發生在1927年的蘇聯，那時距十月革命成功才幾個年頭，社會上亂糟糟的。當年的首席貴族基薩，眼下早失去了往昔的威風，只擔任縣戶籍登記處的一名辦事員。一天，他的岳母在去世前告訴他，家裏12把椅子裏藏著鉆石和其他值錢的東西。他決定去尋找這筆巨額財富，而恰巧又認識了一位精明能幹的年青人奧斯塔普·班達(Ostap Benda)。

班達最精明能幹的地方是，他知道，在新的蘇維埃制度裏必須有怎樣的“面孔”才能有效地獲得各色人等的信任，在1927年的蘇聯，那就是用時興的革命語言來說話，蘇聯文化史教授費茨派垂克（Sheila Fitzpatrick）在《撕掉面具》（Tear off the Masks!）一書裏稱之為“蘇維埃語言”。班達還自稱是1905年俄國革命期間塞瓦斯托波爾起義領導人彼得·施密特中尉的兒子，有著傲人的紅色血統。憑著這個本錢，他能夠在需要的時候嫻熟地戴上那副面具，對行騙的對象如魚得水般地予取予求。

《十二把椅子》還有一個後續故事《小金牛》，主角也是奧斯塔普·班達。這兩部小說被稱為“奧斯塔普·班達故事”，二次大戰前，它們合集或分集共發行了20版，魅力經久不衰。在1930年代的蘇聯，除了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半自傳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沒有一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作品的影響能比得上奧斯塔普·班達故事。1970年代，由於改編為電影，《十二把椅子》更是成為一部諷刺“時勢造騙子”的經典之作。

王月林這個騙子也對我們了解今天的社會有某種透視作用。他確實是一個騙子，但卻是一個時勢造就的騙子。他假冒公安局副局長，向受害者允諾的都是“副局長”利用職權可以做到的事情。而且，正是因為“副局長”為了錢，肯替人去做胡作非為之事，他才更像是真的副局長。社會中許多人心目中的副局長就是這個樣子的，所以他們對這個樣子的副局長才會特別相信。

王月林也許是在虛構，自己為情婦購房急需用錢，但是，為情婦撈錢卻並不是他虛構出來的事情。為情婦撈錢的官員在現實生活裏並不少見，民眾也都有所耳或知曉。所以，王月林只是利用了一個他們已經知曉的“現實情節”來虛構騙取他們信任的種種“故事”而已。

王月林說自己有路子，能為讀軍校找到關系，又說自己能承接到土石方工程、能為犯罪人減輕處罰，這些都確實是“副局長”能夠辦得到的事情。而且，一般人也都知道，要辦成這樣的事情，還非得托像公安局裏這樣的“得力人物”不可。王月林並沒有創造“能辦事的副局長”角色，他只是在按現有的腳本扮演這個角色而已。

當今中國社會的犬儒主義也為王月林的成功行騙提供了機會。在今天的社會裏，大多數人既討厭又喜歡這樣的局長，這樣的局長如果被當作老虎或蒼蠅揪出來，老百姓一定高興。但是，他們在需要和有可能利用這樣的局長時，自己也是極願意與之打交道和鉆他空子的，因為不這樣還真沒有其他辦法能辦成他們要辦的事情。有的人一面討厭貪官，一面又千方百計地找機會利用他，賄賂他，雖然他們是官員貪腐的受害者，但其實又何嘗不是官員貪腐的合作者和合夥人？

（徐賁(Xu Ben)，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畢業於復旦大學，獲麻薩諸塞大學文學博士。曾任教於蘇州大學外文系，現任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提倡民主、法制、公民教育等普世價值。著作包括Situational Tensions of Critic－Intellectuals（1992）、Disenchanted Democracy（1999）、《走向後現代和後殖民》（1996）、《文化批評往何處去》（1998）、《知識分子和公共政治》、《人以什麼理由來記憶》（2008）、《統治與教育：從國民到公民》（牛津大學出版社，2012）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