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注意到，許多網絡匿名發言暴戾囂張、尖酸刻薄、粗魯下流，這樣的行為經常對他人造成很大的傷害。因此有人提出網絡實名制的主張，認為惟有如此才能改變不良的網絡行為。

毋庸諱言，網絡匿名發言是一種黑暗中的行為，而其不端往往由黑暗而生。19世紀美國文學家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在《人生行為》（The Conduct of Life，1860）中就說過，“瓦斯燈是最好的夜間警察，世界也必須由最無情的公開來保護。”（當時街道照明用的是瓦斯燈）這個比喻被用在2010年初美國《心理科學》雜志發表的《好的燈是最好的警察》（Good Lamps are the Best Police）一文裏。這是心理學家鐘承博、萬麗莎·邦士（Vanessa K. Bohns）等發表的一篇研究論文，他們指出，黑暗與不端行為有關，但是，黑暗對不端行為的掩護作用並非惡行出自暗處的唯一因素。不少美國媒體都報道了他們的一些實驗。

例如，研究者招募了84名學生，把他們均分成兩個組，其中一個組在裝有10個熒光燈的亮室中進行試驗，另一組在僅裝有4個小燈的暗室中進行。學生們各自拿到一個裝有10美元的棕色信封和一個空的白色信封。他們被要求在五分鐘內完成一個簡單的數學任務——在一個數字矩陣中找到相加等於10的數字對。他們每找到一對數字可以拿走50分，而其余的則需放回棕色信封。

研究者收集了實驗後留下的信封，並且回放了實驗最後五分鐘的錄像，結果非常出人意料。大多數情況下，暗室中的被試報告找到了更多對詞組，平均每人有 7.78對。在實驗後進行檢查時發現暗室中欺瞞行為相當普遍，每一對被試所報告的找到詞組的對數平均比他們實際找到的多4.21對。而在明室中，被試僅比實際情況多報告0.83對。其他研究實驗也表明黑暗影響了被試的表現，“毫無疑問，黑暗增加了人們自私自利的行為。”

實驗表明，明室中也同樣存在不端行為，只是程度要低一點。《時代》雜志在對這些實驗的報道中說，研究者“並不建議交易大樓或……政客辦公室裏都裝上大燈來使人們的行為更為高尚……，但是，他們推測，我們用e-mail通信，在房間裏面光線微弱時會比在滿屋陽光時更容易說謊或歪曲事實。或許下次你，或者你的孩子，坐在電腦面前聊天或寫信地時候，最好是把燈開亮些，並且要求對方也這麽做。”

明亮、公開、透明是人們對公共事務和公共人物的基本要求，這樣的要求也是基於不端和惡行出自暗處的認識。19世紀思想家密爾（John Stuart Mill）堅決主張民主投票應該公開，也就是投明票。不但議員該投明票，選民也該投明票。一般人都同意議員應該投明票，從而向選民負責，因為選民有權知道他們選出的議員在每個重大議題上表示何種立場。

但是為什麽認為選民也應該投明票呢？密爾的理由與主張網絡應該用實名頗為相似。密爾認為，遇到事情，我們往往有兩套選擇，“其一是根據個人理由的選擇，另一是根據公共理由的選擇。只有後者是我們願意承認的。人們急於想顯示的是他們性格的最好的方面，哪怕是對不比他們自己更好的人顯示也好。人們在秘密的情況下將比在公開的情況下更容易由於貪欲、惡意、嘔氣、個人的對抗，甚至由於階級或黨派的利益或偏見，作不公正的或不正當的投票。”人在公開行事的時候，比較註重自己的形象，比較願意講理，展現自己好的一面，也比較會為自己的立場提出某種說得出口、拿得上台面的理由。行事的公開本身就是對行為的一種制約。

但是，密爾並沒有把公開投票的優越性絕對化，他承認在某些情況下秘密投票更可取。在多數人被少數人支配，因而覺得不安全的時候，“投票者不怕得罪眾人卻唯恐得罪長官，不是向眾人負責而是向權勢者負責”。在這種情況下，秘密投票最具有說服力。如果選舉人不充分自由，那麽秘密也就變得可以容忍了。類似的情況也使網絡匿名的秘密變得可以容忍。

人們在網絡上發言，不匿名是“明”，匿名是“暗”，明比暗好，這是因為惡行出自暗處。但是，月黑風高時和朗朗乾坤下所行的不端並沒有區別。明處也會有惡行，而出自暗處的並非都是惡行，因為畢竟還有不欺暗室的人存在。這就像投票表決，明有明的好處，暗有暗的需要。關鍵是要了解暗處對惡行的誘惑，並能自覺抵制這種誘惑，惟有如此，暗中與明裏的行為才可能在善的原則下盡量一致起來。 

（徐賁(Xu Ben)，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畢業於復旦大學，獲麻薩諸塞大學文學博士。曾任教於蘇州大學外文系，現任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提倡民主、法制、公民教育等普世價值。著作包括Situational Tensions of Critic－Intellectuals（1992）、Disenchanted Democracy（1999）、《走向後現代和後殖民》（1996）、《文化批評往何處去》（1998）、《知識分子和公共政治》、《人以什麼理由來記憶》（2008）、《統治與教育：從國民到公民》（牛津大學出版社，2012）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