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黨國主義的精英教育

納粹政府為了培養未來的政治官員和政治立場堅定的專業技術幹部，還設立了兩種特殊的納粹精英學校，一種叫“國家政治教育學院“（Napolas），任務是培養高級的政府和軍隊幹部，另一種叫“阿道夫·希特勒學校”，任務是培養未來的政治領導人。

國家政治教育學院繼承的是普魯士士官學校的傳統，優先接受軍官子弟，與國防軍（Wehrmacht）保持全面聯系，但並不是純粹的軍校。1933年開始建立，起初由教育部主管，1936年後接受黨衛軍（SS）管理，進行的是全面納粹化的教育。軍隊是一切極權統治的支柱，軍隊成為實質上的黨軍，納粹化不過是德國軍校高度意識形態教育的一個德國極權版本。

國家政治教育學院的課程基本上參照普通高中，但用政治教育代替了普通中學教育中的宗教課程，並且十分強調與體能和軍事有關的體育教育。學生一般由家長提出申請，再由黨衛隊地區總隊長從中選拔，名義上學校收取每學期1200馬克學費，學生往往能通過不同途徑得到減免。學生在學期間以軍隊式的“排”為單位，學校生活是兵營式的，穿著兵營制服，聽起床號起床，集體生活，早飯前出操。學生每天要學習納粹黨報《人民觀察家報》社論和文章，軍事體育課上主要內容是拳擊、滑翔、射擊、駕駛摩托車和摩托艇，還舉行模擬軍事演習。學生在第6學期要下鄉6到8周，第7學期開始下工礦企業6到8周，畢業前到國內外旅行。1942年全國40所國家政治教育學院全部改名為德意志技術學校，還負責接納陣亡將士的子女以及出外執行任務的官員和科學家子女。[liv]

國家政治教育學院的入學條件是希特勒青年團團員，體格健壯，體育成績優秀，純雅利安血統，並由黨的地區領導推薦。學生的家長也必須經過面談，確保政治可靠。在軍事化的生活環境中，學生的知識成績，連黨衛軍領導人海斯麥爾（August Heissmeyer）也承認，“是低於，而不是超過德國一般中學”。這些學生連課本都不用，只是閱讀由教師聯盟出版的納粹月刊雜志《幫助》（Hilf Mit）。學校教育特別強調的是學生的體能訓練，每次戰鬥演習都持續兩天，在140公裏直徑的範圍內進行。為了提高學生的戰鬥能力，訓練包括學生與狂怒的艾歐沙亞犬（Alsatian,德國牧羊犬）搏鬥的內容，是一種斯巴達式的訓練。[lv]

“阿道夫·希特勒學校”比國家政治教育學院更特殊，國家政治教育學院雖然由黨衛隊主管，但學校畢竟還是下屬於教育部，但希特勒學校則完全自成體系。這種學校於1937年由勞工協會和希特勒青年團建立，六年制，每個行政區建一所，各招收600名12至18歲的男孩,入學的學生被認為是傑出的年輕人。報考的學生不像國家政治教育學院那樣由父母報名，而是由學校推薦並代為報名，家長只有表示同意的權利。這種挑選學生的機制切斷了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的最後聯系，變得更加與斯巴達教育相似。而且，它也更符合納粹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理論，因為學生必須經歷持續的適者生存挑選才能得到入學資格。

這些學生在加入少年隊後第二年就開始初選，經過初選，再經過血統審查，然後送到青年營地二個星期，接受終選，挑選的一個主要標準是身體長相，因為他們將是德國未來的領導人。希特勒學校對一般學校的分數制考試、操守紀錄、留級制度，甚至成績報告單都不予采用，稱呼老師用平等的“Du”（你），而不是敬語的“Sie”（先生）。這些都是為了提升學生的自尊心和優越感。學生編成軍隊式的“班”，班長是從優秀的高班生中選出來擔任的，他們必須英武挺拔，有極好的整潔和衛生習慣。學生的考核以班為單位進行，是集體成績。[lvi]

學校的課程開始是每天5節體育課，1.5節文化課，這還包括每天的報紙學習。1939年，海斯麥爾批評學校文化課程度太差之後，改為每周22節文化課，15節體育課。到1941年，雖然有一半的學生不能通過大學普通入學考試，但學校有權給年滿18歲的畢業生頒發文憑，讓他們直接進入大學。大學並非希特勒學校畢業生的最佳出路，最優等的學生進入“騎士團城堡學校”深造，成為未來的領袖人物。騎士團城堡學校有四處，分別是Sonthofen，Crossinsee, Vogelsang和Marienburg，全都設在非常偏遠、風景浪漫的地方。每個城堡學校有1000名學生，稱“騎士”（容克Junkers），有500名教師、行政人員和仆役（他們身穿制服為騎士服務）。課程中的主課是騎術，騎術有特殊教育作用，用這些學校的總領導、納粹全國勞工組織領袖羅伯特·萊伊的話來說，“是因為騎術可以讓騎士有一種完全駕馭其他生命動物的感受”。騎士團城堡學校的學生都已經二十多歲，他們從12歲至18歲在希特勒學校學習，又經過2年半的勞動和在國防軍裏的鍛煉,再經過4年的專門訓練，已經成為全職的黨國軍官。他們的普遍學業水平都不高，據估計，Vogelsang學校的學生參加大學入學考的只有大約十分之一，而能夠大學畢業的只有百分之一，有一次學校舉行英德關系講座，聽不懂的學生竟然高達百分之九十。[lvii] 和古代斯巴達的戰士教育一樣，納粹所進行的也是一種塑造戰爭機器的教育，這種教育把戰爭當作人類最高的成就表現。但是與斯巴達教育不同的是，這是一種現代的黨化教育，它所培養的戰士，他們的忠誠對象不僅是國家，而且是黨的國家，他們必須自覺地信奉納粹的黨國意識形態，崇拜它的領袖，並心甘情願為之獻出自己的一切。

納粹德國實行的是一種徹底的以國家主義為旗號的黨化教育，這種教育從兒童開始，在課程、教學、教材、師生的每一個環節上都貫徹納粹的極權統治原則。這種教育並不是局限在學校和課堂裏，而是擴大到整個社會，尤其是青年，形成一種黨國教育特有的“青年運動”，為兒童和少年提供了羨慕、崇拜、模仿的榜樣，這就像“文革“時的兒童和紅小兵模仿“紅衛兵”一樣。這種羨慕、崇拜和模仿是機械而且盲目的，而青年運動本身則也是激情沖動和缺乏理性的。許多青年人本來就缺乏理智，思想不成熟，並且有青春期的心理和性格弱點，青年人的這些特點未必一定是黨化教育的結果，但卻使得他們很容易被利用，成為聽憑極權統治操縱的工具和武器。納粹上台的時候所利用的正是那些雖非由他們直接培養，但卻很容易被他們利用和操縱的“熱血青年”。

20、30年代投身到納粹運動中去的德國青年，他們受納粹的“教育”是在超出學校範圍的社會運動和動員中發生的。就學校教育而言，納粹的教育一共只實行了12年，從一個兒童6歲進學校算起，也不過維持到他18歲的時候，無論納粹將它的黨國教育設計和執行得如何徹底，畢竟時間不算太長。然而，就是這12年的教育也已經足以培養出千千萬萬完全不能思想、毫無道德判斷，但卻在極權政體中具有高度作惡能力的一代“新人”。如果納粹的統治不止12年，如果這種教育延續幾十年，它的惡果會更加嚴重到什麼程度，沒有親身經歷的人是無法想象的。

二次大戰結束後，一名年輕的德國上尉因為犯下屠殺無辜的罪行，在法庭上受審，他說：“1943年8月初，我收到了80個囚犯，要我用希爾特給我的毒氣把她們殺死……在幾個黨衛隊人員的協助下，我把那些女人的衣服剝光，並把她們推進毒氣室。門一關上，她們就開始尖聲號叫起來。我通過一條管子把一定數量的毒鹽送入室中……從一個窺視孔看室內發生的情況。這些女人只呼吸了大約半分鐘便栽倒在地上。我開了通風機以後，把門打開。我發現那些女人都已死在地上，渾身都是糞便。” 當檢察官問他當時的感覺時，他的回答是：“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我毫無感覺，因為我是奉命用我已告訴過你的辦法殺死這80個人的。而且，我正是按照這種方式訓練出來的” 。

這位德國上尉接受反人道罪行審判的事，是一位曾經在“文革”時當過“紅衛兵”的中國人在反思自己的過去時敘述的。這位中國人想知道，納粹德國的那一代年輕人是怎麼被教育出來的，就像他想知道自己這一代人是怎麼被教育出來的一樣。他說，“作為這一代中的一員，我不喜歡聽受害者對當時青少年們的‘革命行動’一味地控訴，不喜歡聽諸如‘紅衛英雄’之類的鄙稱，我總是下意識地維護著少年時代的‘聖潔的情感’。但有一次，當我又讀到一位老人在回憶錄中作這種控訴的時候，有一聲長嘆卻觸動了我——‘這些壞人是怎麼教育出來的啊’。我驀地想起那些眼熟的軍用皮帶，那些塗在老師臉上的墨汁，還有，一個出身很好的中學生，把同學綁在木樁上做稻草人，用軍體課上學來的很標準的甚至很優秀的刺殺動作，向同學前胸不斷突刺……快三十年了，我幾乎不再想起這些，這無疑是一種回避。而在讀到別人的歷史和別人對自身的剖析之後，我想我們有必要明白我們這塊土地曾發生的事情，我們有必要回答那個總是被回避著的問題—— 這些壞人究竟是怎麼教育出來的？” [lviii] 這些壞人究竟是怎麼教育出來的？——這正是我們在回顧納粹德國教育的時候也不能不對自己提出的問題。
 

[liv] Richard Grunberger, The 12-Year Reich, p. 297.

[lv] Richard Grunberger, The 12-Year Reich, pp. 296-297; 297.

[lvi] Richard Grunberger, The 12-Year Reich, p. 298.

[lvii] Richard Grunberger, The 12-Year Reich, p. 300.

[lviii] 轉引自筱敏：《這一代以及那一代的理想》，http://www.ht88.com/article/article_4412_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