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面上，雖然有不少郁達夫作品選集，但是很少見到全集。讀書看選集，固然未嘗不可，但選集的缺點，是使讀者不僅無法窺得作者全貌，而且，就連一幅片面的肖像，也往往因為選錄的作品大同小異，而難免繪得千篇一律。《沈淪》是郁達夫的成名作，因為在此以前，中國文學史上沒有過這樣的作品。但是，一個作家的成名作不一定是其思想和藝術上最成熟的作品，因此，也就不一定當得起代表作。至若《春風沈醉的晚上》、《遲桂花》，雖然都是佳制，但是，倘使沒有讀過《迷羊》、《過去》、《逃走》、《茫茫夜》、《血淚》，或者，他的風格出眾的舊體詩詞，也就無法了解這位病態的天才的精髓。…

我家有兩個小孩子，他們都喜歡“揀柴”。每當大風天，他們兩個，一個姊姊，一個弟弟，真是像火一般的喜悅，要母親拿籃子給他們到外面樹林裏去拾枯枝。一會兒都是滿籃的柴回來了，這時乃是成績報告的喜悅，指著自己的籃子問母親道：“母親，我揀的多不多？”如果問我：“小孩子頂喜歡做什麼事情？”據我觀察之所得，我便答道：“小孩子頂喜歡揀柴。”我這樣說時，我是十分的滿足，因為我真道出我家小孩子的歡喜，沒有附會和曲解的地方。天下的答案誰能像我的正確呢！…

郭老在《郁達夫詩詞鈔》序文中說他的舊詩詞比他的新小說好。如果如此，他的詩名為他小說之名所掩蓋了。（文學史上常有這類現象：如周邦彥的詩賦之名為他的詞名所掩蓋。）之所以發生這類現象，我以為大概因為他的小說文筆流暢，感情奔放，最為青年人所欣賞，也容易為失意的讀者所同情。而他的舊詩詞則不同了。因為他熟讀古人作品，寫舊詩時不免有許多典故陸繹筆下，輻湊毫端，對許多讀者——即使是三十年代的讀者——有時也只能一知半解或囫圇吞棗，未必深知其味。因此難怪愛他小說的讀者，遠遠超過愛他詩詞的讀者了。何況他本無意作詩人，生前並未輯印詩文集子，連愛好舊詩者也不容易見到他的詩，那就難怪世人不知有詩人郁達夫其人了。…

在性觀念變遷史上，歐洲和中國有過相似的變化軌跡——都從非常開放的古代開始，中間經歷了一段高度禁錮的時期，然後不可避免地走向現代的開放。

由於社會文化背景的不同，公眾對古代性觀念的變遷常多誤解。例如很多中國公眾以為，中國古代長期是在禮教禁錮之下的，是“三從四德”、“男女授受不親”的，而西方社會則是“淫亂”和“性解放”的世界。卻不知歐洲在經歷了文藝覆興的洗禮之後，竟也有過比中國宋明禮學當道時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性禁錮，而中國古代在性觀念的開放程度上，甚至超過了今天。

達伯霍瓦拉在《性的起源——第一次性革命的歷史》（The Origins of Sex: A History of the First Sexual…

——《性的起源：第一次性革命的歷史》

元稹的詩句“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通常被人們用來表達已經經歷過了驚心動魄的事件（比如戰鬥、富貴、困苦等等，更多的情況下是愛情），再面對類似情形就能淡然處之了。當然，文學比喻通常都經不起邏輯上的糾纏，某日在午後斜陽的咖啡館中，好友忽然問道：“要是滄海之後又是滄海，會如何呢？”我知道這是開玩笑擡杠，卻不禁喜形於色——正愁這篇書評找不到標題黨色彩的標題呢，這句話倒相當合適。…

李銀河在現實中是柔軟的，不是鬥士，不像她發表的那些先鋒的觀點一樣沖擊人眼球。

性學家、同性戀、虐戀、王小波的妻子、女權主義、公知......這些詞中的每一個都曾讓她陷入爭議。然而，在外人看來極具紛擾的事，對李銀河來說，似乎從來就不是困擾。

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記者日前與她交談發現，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個與王小波一樣擁有浪漫情懷的女性，除了她的研究領域和本身經歷的不尋常之外，仍像個懷著赤誠之心的孩子。…

把女性文學當作熱門話題，這一點自八九十年代以來，幾乎是商家和學者的共識。文學期刊、圖書出版都有“女性文學”、“女性寫作”，甚至“美女作家”這樣的選題；學術刊物也有女性主義研究和女性主義批評這樣的欄目。

一般說來，商家以市場效益為主，而學者看重的是研究對象的學術內涵。大家追求有所不同，趣味也軒輊有別，但對女性文學都感興趣，這種看似奇特的現象，實際上密切聯系著當今時代的文化語境。具體地說，就是在經濟急速發展的社會環境，試圖對人和人性予以更熱忱的關註；對多元文化取向予以更多的尊重和理解；對文化身份認同問題予以更深刻的思考，以及對歷史和傳統予以更為多樣化的重新解讀。處在這樣一種文化語境，女作家和她們筆下的女性形象，長期以來是一個並非占據社會和文學主導地位、相對邊緣而特殊的群體，她們對人性的想象與要求，她們的內心情感，思辨與行為方式，以及社會價值取向等，受到社會各界越來越多關註，便是看似偶然中的必然了。…

三、主體建構被抹煞 

“大數據崇拜者”很可能不知道，或者不敢承認：在人類生活中還有一種現象，叫做“主體建構”。即人們對於自己的行為所做出的解釋，很可能與監測者的解釋大相徑庭，甚至背道而馳。最常見的就是，一切人際的誤會，蓋源於此。…

——大數據套用到研究人類的“原罪” 

摘要：目前對於大數據已經出現了盲目崇拜，“一切皆可量化”是其核心口號和基本理論。但是在量化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四種情況：剪裁現實生活、忽視社會情境、抹煞主體建構、取消生活意義。這種“原罪”並不能由於數據規模的無限增大而被消除。因此，大數據不能質疑，更不能取代各種非量化的人文社會研究。大數據只有對其“原罪”進行深刻反思，並且予以充分展示，才有資格在人文社會研究中保留一席之地。 …

最近以來，對於“大數據”的崇拜，來勢洶洶，甚囂塵上。

但是，崇拜者和鼓吹者，多少也應該有一點做研究的起碼常識吧？

無論在自然科學裏，還是社會科學裏，還是文本分析中，凡是進行數據分析，只有兩種辦法：

第一種方法是：研究者自己首先提出某個或者某些假設，然後去收集數據，然後進行統計檢驗，以便對於自己的假設做出適當的評價，主要結論應該是：該假設是否得以成立。也就是說，“沒有假設，就沒有研究”或者“好的假設就是成功的一半”。這，對於任何一種遵循“科學主義”的研究來說，不但是金科玉律，而且根本就是不可突破的底線啊。…

春節聯歡晚會不僅重組了已經發生的“集體記憶”，它本身也將迅速成為“集體記憶”的一部分，王小丫的問題已經證明了這一點。觀眾“邊罵邊看”，並不是因為它如何精彩而是因為它將成為“集體記憶”。拒絕觀看等於喪失了公共記憶，意味著第二天在餐桌上保持沈默，意味著對一些人和事的“驚人無知”，意味著經常在報紙上碰到一些不知所雲的詞語。春節聯歡晚會作為一個不可回避的存在，即使節目糟糕也無法用“不值一提”來形容，因為它擁有“供批判用”的價值。觀眾“邊罵邊看”，正是為了“看了再罵”。演出之前撲朔迷離的節目預測和之後劍拔弩張的節目評論，使得你無法繞開春節聯歡晚會這個話題。如果不想被話題排斥，只能觀看節目，哪怕你並不喜歡。除此之外，它還以重播和傳播的方式形成“集體記憶”。…

（三） 

市場化發展使得中央電視台的壟斷地位與地方電視台的利益產生了越來越大的摩擦和緊張，[9]…

——再讀2006年“春節聯歡晚會”

中央電視台的春節聯歡晚會從1983年開始創辦至今，覆蓋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最重要的時期。全家團聚，在除夕晚上守歲的時候看晚會，已經成為中國一個獨特的電視事件，也被稱為中國人的“新民俗”。無論是對於今天中國的文化研究還是傳媒研究來說，它都是值得重視的課題。

（一）

趙斌在《春節聯歡晚會：大眾家庭電視與黨的意識形態》[1]…

你知道現行的春節，（到2015年）其實只有102年的歷史麼? 左派史家霍布斯鮑姆曾提出“被發明的傳統”一詞，意指許多人們自以為“古已有之”的傳統，其實是當代人活生生的創造，而春節無疑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2015年2月1日下午，由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交通大學城市社會研究中心和區域·都市法治研究中心共同策劃的“我們的城市論壇”第十一期“回家過年?!——城鄉之間的春節難題”在季風書園舉行，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羅小茗主持的城市論壇第十一期在季風書園舉行，該系的三位博士研究生鄧劍、張珊珊和王磊光共同講述在迅速城市化的過程中，人們是怎樣參與了春節這個節日的改造，國家政策和個人生活經驗的參與又是如何形成了新的習俗。…

1983年除夕，擁有黑白電視機（更不用說彩色電視機了）這一物質奢侈品的家庭享受到另一種精神奢侈品：李谷一演唱的歌曲《鄉戀》、王景愚表演的啞劇小品《吃雞》等等——這就是第一屆春節聯歡晚會三十多年來，春節聯歡晚會在中國民眾精神生活中如此重要，以至於我們根本無需論證這種重要性。如果說最初“沒有春節便沒有春節聯歡晚會”，後來則逐漸發展為“沒有春節聯歡晚會便沒有春節”。…

自打懂事起，農歷新年就一直是一個充滿鞭炮聲和歡樂的節日。記憶中，母親曾經為了給我們買新衣服而發愁的側影總是模模糊糊的，倒是清楚記得，每年一次，她老人家都會像變戲法似的，在大年初一給我套上新衣服。雖然好幾年裏，那“新衣服” 是哥哥們穿小後留下來的，又或者只不過是打上新補丁的“新衣服”，但那有什麼關系呢？反正，我最多會生幾分鐘的悶氣，然後用凍紅的小手遮遮掩掩地蓋住補丁，沖進春節的歡聲笑語和鞭炮聲裏……

四十二年過去了，四十二個春節，都是歡樂的，我哪裏想到，這世間的春節，竟然不都是歡樂的，我更不曾想到，這世間的春節，竟然也會充滿悲傷，悲傷得讓人落淚，讓人心碎………

春節將至，有幾許思歸。偶爾傳來的一兩聲鞭炮，更是加重了回家的念頭。那鞭炮聲，正是伴隨我成長的聲音。記得25年前的春節，我大學畢業負籍北上工作。歲月匆匆，我只能在每年春節的鞭炮聲中，感受到年輪走過的轟鳴…… 

春節來了，這是中國人的集體無意識的瞬間呈現。中國人過春節歷史已有４千多年了。全家團圓吃年糕水餃和豐盛的飯菜，書寫春聯，張燈結彩，燃放鞭炮，舞獅耍龍，互相祝福，祈求新的一年風調雨順，表達了東方人獨有了天人合一、和諧發展的精神。 …

美國歷史學家布拉特（David W.Blight）說，從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世界範圍內正在經歷人類歷史的第二次“記憶潮”（memory boom）。第一次記憶潮發生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是一種普遍的“世紀末”（Fin desiècle）心態。與上一次記憶潮相比，這一次記憶潮的特點是，許多記憶都與20世紀發生的歷史災難、創傷和“社會罪惡”有關，因此也都涉及是否應該和如何補償受害者的問題。然而，與此同時，商業利益正在與民族主義結成不神聖同盟，積極地對災難、創傷記憶進行“無害處理”，並將這種記憶轉化為一種光明神話。災難記憶與光明神話的並存和沖突因此成為第二次記憶潮的一個主要特點。 …

要過年了，我這裏卻一點年味也沒有。前兩天，看到別人家貼春聯，我說：我自己寫一副。但還沒有寫出來——沒買到紅紙。其實，中國的年味，全在春運的路途上。你如果不心裏想著那個不去想得要死，去了也不想留下來的地方，不在電腦前死守上幾天，或者托有權力的朋友搞一張火車票，不在人山人海中被擁擠著爬上火車，然後聽長長的汽笛拉響，心裏砰然一動，流下一滴感動的眼淚，你是絕不會感受到被央視渲染出來的濃濃的中國年味的。我去年感受了一下那種久違的年味，也羞愧地為別人的春運故事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