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綏銘:性社會學性的“虛擬現實”性文學(下)

<四>

時至20世紀末,從天上給性生物學掉下一個大餡餅來。可惜知者不多,且細細道來。

當全世界被“克隆”鬧得沸沸揚揚的時候(不過我總是懷疑,至少在中國,這恐怕與傳媒的“炒作”有很大關系),人們並沒有註意到一些電腦制造商的豪言壯語。他們宣稱:現在已經可以用電腦創造出一個視覺上和聽覺上的性的“虛擬現實”,就是利用多媒體技術,不僅使人看到和聽到栩栩如生的性生活場面,而且可以由觀聽者自己來指揮屏幕上的“性演員”,你讓她(他)怎樣,她(他)就會怎樣,即所謂“互動表演”(interactive show)。這會使人一如身臨其境。如果再給人穿上特制的緊身衣,通過它,使電流適當地刺激到人體表面的大約100萬個感覺神經的神經元;那麼,人就會產生相應的觸覺。在這樣一個虛擬現實裏,人不僅會如入其境,而且會更加美不勝收。這是因為,多媒體表演以及電流的適當刺激,在強度上、可調節度上和持續時間上,都遠遠超過真人。

尤其是,如果把天下的性感明星們都制成虛擬現實的軟件;那麼隨便什麼人,只要花錢買來這種軟件,就可以與那個明星在虛擬現實裏尋歡作樂,而且其美好程度,會遠遠超過真的與那個明星做愛。

電腦大亨宣稱:這一切,不僅在技術上是可行的,在經濟上也越來越可行了,很快就有可能以此暴富橫發了。

那時,人類還需要婚姻嗎?還需要真人之間的性生活嗎?天啊,對於希望保持傳統道德和生活方式的人們來說,這難道不比“克隆人”更具有現實的威脅嗎?

從學術上說,如果此事成真,性生物學就將反攻成功,甚至把性社會學一筆勾銷。因為按照電腦大亨的說法,甭管你白人黑人窮人富人男人女人,只要你進入虛擬現實,你就會見異思遷、忘恩負義,來上一段“鏡中緣”;還會飄飄欲仙、如醉如癡,勝過“人間煙火”。什麼社會教化,什麼忠貞情愛,統統都會煙消雲散。

其實,在性社會學看來,即使此事成真,且不論有多少人會用它來取代真實的性生活,就是僅僅在生理上,也只會有一部分人產生這樣的效果。這是因為,人類對於外界的性刺激會做出什麼樣的反應,這其實也是一種社會行為。甚至於可以說,人類的哪些部位對於外界的性刺激更敏感,也是被社會化過的。

舉些盡人皆知的例子:有的男人一有外遇就陽痿;可另一些男人卻是只跟老婆才陽痿。過去的一些女人,奶過10個孩子,也沒發現自己的乳頭跟性有什麼關系;可現在的一些女性,青春期剛到就會自己摩擦乳頭以便獲得性高潮。這些,能說是生理的必然嗎?

歸根結底,那些一直被認為是生理本能的現象,那些被生理學甚至解剖學反覆證明過的“性器官”,其實也是社會存在的產物,從廣義上說,也是一種社會行為。

這個命題,從學術上來說,石破天驚的意義並不亞於“虛擬現實”給人類實際性生活所造成的沖擊。它已經是性社會學在向生物學“侵略”了,將使得人類不得不重新認識自己的肉體,不得不更深刻地質疑(純自然科學意義上的)“科學”。這將是比波普的“科學哲學”更大的一個進步。

當然,現在這還是一種虛擬。可是,在全世界已經擁有數百名研究者的性社會學,下一步的目標,不也正在於此嗎?如果獲得突破,它的根本價值,還會有多少人懷疑呢?


<五>


如果扯到半題外半題內的話頭上來,那麼我們現在在討論一切有關“性文學”和“性描寫”的問題時,是不是應該首先了解一下性社會學的大致歷史與前景呢?

我們在判斷一個作品、一段文字的時候,就不應該僅僅看它的細節程度;不應該僅僅看它美不美、自然不自然;也需要看看,它是把性行為描寫成純粹生物現象,還是描寫成社會行為。

這是因為,如果是前者,我認為還不如去讀性生理學的實驗報告或者性行為學的調查報告,例如《海特性學報告》(註:《海特性學報告》,(美)海特著,張月等人譯,中原農民出版社,1994年12月。類似的還有《女人的見證-美國十萬婦女性生活的調查報告》,(美)黛夫利絲等著,李潔譯,海潮出版社,1989年1月。),那裏的細節描寫更多、更細。這樣的文學恐怕是鉆了“無性可看”的空子,或者是趁了人們不知道還有性學報告之機。這顯然並不是人們通常所理解的文學,而且,不管它“黃”不“黃”,註定是長不了的。

反之,如果把性行為按照社會行為來描寫,那麼細節再多,也仍然是在文學的範圍與功能之內的,仍然是文學與學術之間最主要的相通之處。對於這樣的文學的非難,其實僅僅是一個可以給什麼樣的人看的問題,並不是因為它本身有什麼“不夠文學”的地方。

所以,我這個文學的門外漢實在不明白,在某些小說裏,男男女女個個都是“十八般武藝俱全”,甚至不得不用□□□來描寫;可是他們的性行為(甚至很罕見的性行為),卻都沒有背景與環境,沒有發展過程,沒有促進因素和制約因素,甚至連性別差異都沒有,好象人人天生就會,天生就喜歡;而且橫看豎看都看不出前因後果。這,也叫文學嗎?

可別跟《金瓶梅》比。在《金瓶梅》的純粹性行為描寫中,你能看出西門慶到底真愛誰,能看出數個女人之間的爭奪,能看出所有性行為方式的原因和局限,能明白為什麼偏偏要用潘金蓮、李瓶兒和春梅的名字來作書名,而不用別人的名字(例如,《西門慶風流記》多好)。

能說的是:性社會學也好,性文學也好,總要有一個深刻和長遠的價值,才會逐漸有人認你的帳。性社會學以前被看低,與現在性文學(甚至整個文學)被看低,都是出於同一個原因:從業人員們沒有去發掘自己的飯碗對於別人的意義,弄成了“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結果當然是“曲低和寡”。

我相信,80年代以來性學在中國的傳播,已經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判定標準。我們在議論一切與性有關的現象時,不再僅僅依據倫理的標準和愛情的標準,還要看看性學是怎麼說的。今後,性方面可能會更加多姿多彩(或者叫做光怪陸離)。我希望,性社會學能夠很快地成為人們的新的判定標準之一。(愛首先2016-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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