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浩崗:生命感傷體驗的詩化表達(下)

三、廢名:日常生趣的發現與生命感傷的超越

在1920年代小說家中,廢名(馮文炳)的創作也是別具一格:有人根據其創作題材的特點,把他歸入鄉土小說派,可又發現他與王魯彥、蹇先艾等人有明顯差異;嚴家炎先生在其《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中將其視為京派小說的創始者與主要代表人物。筆者也曾發表過一篇題為《京派小說:和諧蘊藉的浪漫主義》的論文。但後來的研究使我認識到,廢名與沈從文在創作方法上固然有共同特征,但二人之間的差異也很明顯,有些甚至是關鍵性的,單用一個“主義”來籠而統之地概括廢名的創作方法難以見出廢名本人的創作個性來。如前所述,廢名的初期創作也帶有1920年代中國小說的感傷色彩。然而,這種感傷和哀愁是淡淡的,而且越到後來越淡。到了《橋》和《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後》,感傷基本上消失了。個中緣由,在於廢名人生觀與藝術觀的發展變化。關於自己小說的創作宗旨,廢名沒有專門明確的闡述。解放後在《<廢名小說選>序》中他曾表示,他寫小說“很像古代陶潛、李商隱寫詩”、“同唐人寫絕句一樣”。[7](P393~394)這一是指他取材的逃避現實,二是指他語言的經濟。不過,其中也暗含著他的美學追求,即追求小說的意味和韻味。若拋開作者的自我表白而單看小說文本,我們可以發現,廢名小說其實從始至終都反映了作者對於生命意義與價值的嚴肅思考和艱苦探索。如果把廢名小說與王統照和郁達夫的小說進行對比,可以發現,它們之間存在著頗有意味的關系:王統照突出描寫人物的死亡及其對作者的強烈影響;廢名對人物的死亡則往往輕輕一筆帶過;郁達夫極力寫主人公與環境的沖突以及生之艱難。廢名主要代表作中人物與環境的關系卻都是和諧或基本和諧的,他有些重要篇章突出的是生之樂趣。廢名小說也屢次寫到了人物的死亡。例如,《浣衣母》寫到駝背姑娘的死,《阿妹》寫到年僅7歲的阿妹的夭折,《火神廟的和尚》寫到金喜的死,《竹林的故事》寫到老程的死,《河上柳》寫到駝子媽媽的死,《墓》寫到友人的死。然而,除《阿妹》外,作者都將人物的死亡淡化了,作品的感傷氣氛也隨之淡化了。《浣衣母》中駝背姑娘的死尚使其母李媽“眼淚幹了又有”,《竹林的故事》裏老程的死卻隨著林中竹園中菜的一天比一天綠起來而“一天比一天淡漠起來”,後來其女兒三姑娘“連曾經有個爸爸這件事實幾乎也沒有了”。而《河上柳》寫駝子媽媽的死,只用清明時節陳老爹折下一枝柳,“一枝撇成兩份,挨著媽媽的靈屋放”一句話交代過去。當然,他的這些早期作品雖不寫人物的感傷或不寫其感傷之強烈,卻也讓讀者讀後感嘆人被遺忘之快、人生之倏忽難料。

到了小說集《棗》中,感傷幾乎完全消失了。最後一篇《墓》寫“我”去西山時順便造訪故友歐陽丁武之墓。“我不知因為疲倦了的原故呢還是什麽,對於人世間成立的關係,都頗漠漠然”;當面對死人或其照片時“無論與我什麽關系——死人呵,我又不勝惶恐了,生怕我有什麽罪過似的,但我不能不天真地說,那一下子我簡直地起了一個僥幸的心喜,‘我不管了’一個實實在在的意識”。死了的這位詩人朋友“自有世界,自然應該疏遠了”。這次造訪留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擔水姑娘美好的步態與身影。《毛兒的爸爸》則突出描寫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寫日常生活的快樂。它寫衙吏趙志祥一家的日常天倫之樂,全篇無沖突,也幾乎無情節。內容大致是:毛兒的爸爸趙志祥很疼愛毛兒。毛兒知道爸爸疼他。毛兒的媽媽是個美人,爸爸很欣賞媽媽的美。媽媽也是舐犢情深。如果非要從中尋找“沖突”,那只有毛兒和小夥伴王金火打架,打敗了。但這也並沒有引起兩家大人的糾紛。小說寫到了趙志祥父親的死,可毫無悲哀氣氛。人們註意的是趙孝子穿孝衣的樣子。趙志祥家的也對著鏡子欣賞自己穿孝衣的樣子。作者寫這些時筆調透著讚美而絕無譏諷。趙志祥父子剃頭的場面作者更是著力描寫,用了四分之一的篇幅。且看這段:

爸爸已經在那裏取耳。萬籟無聲。趙志祥實在的享樂,斜了眼,偏著頭,新頭,什麽都不管,等他的耳矢看。趙志祥家的又叫一聲毛兒道:

“你爸爸剃完了。”

她沒有看趙志祥,看見了,正如看見了太陽,雖然沒有去看它。趙志祥,一個新頭,常日碰見的事。只有冷天,趙志祥剃完了頭走到房裏去,她手上做著針線活,擡頭一看,道:

“要戴帽子。”

……兩棵楊柳她看了一棵。慢慢的她掉了頭,她的眉毛,葉子底下顯得更烏黑,似乎真動了一下了,見毛兒那麽的貼住爸爸,道:

“要挨這麽近!——多熱的天!”

趙志祥心頭的舒服不能比擬了。……

30年代的長篇小說《橋》和40年代的《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後》更是發展了這種傾向。蓋因此時的作者在人生觀上已入禪境。廢名對佛教唯識宗狠下過一番鉆研功夫。他不是教條地機械地接受其教義,而是根據自己的生命體驗進行獨立思考。他沒有走向徹底否定或逃避現世之路,而是依據該宗以生老病死的“現在世”為實體的觀點,立足於從人的飲食起居中尋找意義,尋找生之樂趣。《橋》中的小林、琴子、細竹永葆童心,在秀山麗水、亭塔橋樹之間流連忘返。《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後》中莫須有先生的幼子純在戰亂中感到趣味,女兒慈不以忍耐為忍耐;而在其父看來,“忍耐並不是苦,本也就是樂”。抱著這樣一種平和心態,甚至《小五放牛》中寫陳大爺的做“烏龜”、《火神廟的和尚》與《四火》寫鄉村生活與市井生活中的瑣碎(乃至蠅營狗茍)也使人感到妙趣橫生,而不覺其沈悶壓抑。因為“對於莫須有先生只有光明,莫須有先生對於他們只有同情”。

在創作原則方面,廢名筆下的生活與人物雖有一定的現實依據,但他完全是按理想的樣子來寫的。他寫的是自己夢中的生活。正如周作人所言:“這些人與其說是本然的,無寧說是當然的人物;這不是著者所見聞的實人世的,而是所夢想的幻景的寫象。”[8](P227)他1920年代的作品基本如此。至於《莫須有先生傳》特別是《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後》,雖則強調實錄,但作者並不像一般所謂“現實主義”作品那樣再現生活,而是以自己關於生活的某種理念來結構和統帥全篇。不過,廢名作小說時並不像郁達夫那樣讓個人情感泛濫,他始終將情感隱於人物特別是景物之後。《莫須有先生傳》及《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後》常有大段議論,但這種議論都是理勝於情。刻意追求語言的精煉和生澀,有意使小說具有詩的意境與禪趣,造成廢名小說耐人尋味的藝術效果。此正所謂“唐人寫絕句”的寫法。

所以說,在小說詩化的途徑方面,廢名小說與王統照式情感濃郁的“感傷詩”以及郁達夫式的“宣泄詩”不同,它是一種“意境詩”。

若單有類似王統照的《阿妹》和類似郁達夫的《少年阮仁的失蹤》、《去鄉》,廢名尚不足以成為廢名;有了這些超越感傷、展示日常生活中生之樂趣的作品,廢名才有了屬於自己的獨特個性、獨特風格。

我們若把王統照、郁達夫和廢名1920年代創作的小說綜合來看,即可見出中國現代小說家當時在共同的時代氣氛熏染下,對於個體生命價值以及個人創作個性、創作方法艱苦探索的過程和成果。

 

【參考文獻】

[1]錢理群,等.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修訂本)[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2]王統照.王統照文集[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0.

[3]郁達夫.郁達夫文論集[M]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85.

[4]仲密(茅盾).沈淪[N].北京:晨報副鐫,1922-03-26.

[5]成仿吾.《沈淪》的評論[J].創造季刊,1923,1,(4).

[6]蘇雪林.郁達夫論[J].文藝月刊,1934,6,(3).

[7]廢名.馮文炳選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

[8]周作人.周作人批評文集[M].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

(愛思想網站2015-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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