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五月日記》、《梅雨日記》、《秋霖日記》、《冬余日記》、《濃春日記》等以季節命名。像《勞生日記》、《病閑日記》、《回程日記》等則以事件命名。郁達夫的這些日記作品雖然沒有連續性，但都是作者實生活的真實記錄，對於了解一個作家的生活和情感具有不可低估的價值。書信與日記同屬一類，主要記述個人間的交流，郁達夫保存下來的書信不算太多，《文集》九卷所收共184封。從時間上看，從1915年到1943年都有書信留下，其中1927年致王映霞的信最多達50封，這與其同時的日記寫作一樣屬最多的一年。郁達夫書信的內容有家信，如致郁華、陳碧珍、孫荃的信等；有致同時代文友的信，如周作人、胡適、郭沫若、趙家壁、戴望舒等；有致外國友人的信，如致佐藤春夫，佐藤智慧子，小田岳夫等。這些書信記錄了郁達夫家事、國事和文壇的風雲。尤其是那些致王映霞的信，文筆優美，感情真摯，讀來有身臨其境，如見其人之感。郁達夫記日記不具有理性的強制性，當生活沒有波浪而平靜如水時，他就不記。只有當他被一種新的生活、新的事物和新的感情激活時，他才會不知不覺地寫起日記、書信，以此來記錄他的思想、情感、甚至是並不那麽高尚的沖動，郁達夫每到一個新的地方，開始一段新的生活時，總會有日記留下，如1921年10月2日半夜到了蕪城安慶時，新的環境，教書的生活使他有了新感受，於是他就用日記寫下了他初到此地的印象，而一旦這些新鮮的印象變成熟悉的生活模式後，他就停止了日記寫作。其它以地點命名的日記大都如此。1926年初到廣州寫成《勞生日記》、1934年8月到北平寫下《故都日記》等等。從郁達夫記日記的年份看，1927年是他日記文學寫作的豐收年，寫有《村居日記》、《窮冬日記》、《新生日記》、《閑情日記》、《五月日記》、《客杭日記》和《厭炎日記》等，雖其中有間斷，但是其日記中最全的一年。為什麽這一年會留下這麽多日記？唯一的解釋是這一年是郁達夫個人生活史上最重要的一頁，杭州美女王映霞的出現激活了他的創作熱情，使他每天都有新的情感體驗可以留下，尤其是他與王女士的書信往來，與王女士的時好時壞，不斷地使他處在希望與絕望，興奮與悲哀，幸福與痛苦的情感波動中，而記下這種波動最便捷的形式就是日記了。所以，讀1927年的日記，對於理解郁達夫具有不可忽視的價值。

貢獻之四：現代傳記理論的獨特創造

如果說傳記文學的創作是郁達夫對中國現代傳記文學的主要貢獻的話，那麽他的現代傳記文學理論更具有不可忽視的學術價值。在現代作家中，從事傳記文學創作的人數實在不少，但對現代傳記理論作過潛心研究的人並不多見，而郁達夫卻是較早探討現代傳記理論並有所收獲的不多的幾個作家中的一個，他對中國現代傳記理論的獨特貢獻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郁達夫回答了“什麽是現代傳記文學”這個帶有根本性質的理論問題，並對中國現代傳記文學的基本特征，以及與中國古代傳記、外國傳記的聯系和區別等問題，作了精當的論述和準確的概括。他在1935年發表的《什麽是傳記文學？》一文中，曾明確指出，傳統傳記文學自太史公《史記》開“列傳”一體以來，1千余年非但沒有“新樣”出現，而且還範圍“日窄”，終於成了千篇一律，歌功頌德，死氣沈沈的照例文字；“所以我們現在要求有一種新的解放的傳記文學出現，來代替這刻板的舊式的行傳之類。”那麽，“新的解放的傳記文學”應是什麽樣的呢？請看郁達夫的高見：

“新的傳記，是在記一個活潑潑的人的一生，記述他的思想與言行，記述他與時代的關系。他的美點，自然應當寫出，但他的缺點與特點，因為要傳述一個活潑而且整個的人，尤其不可不書。所以若要寫出新的有文學價值的傳記，我們應當將外面的起伏事實與內心的變革過程同時抒寫出來，長處短處，公生活與私生活，一顰一笑，一死一生，擇其要者，盡量寫來，才可以見得真，說得像。”

郁達夫的這段論述，很準確地概括了現代傳記文學的主要藝術品格，即要寫出一個“活潑潑而且整個的人”，而要做到這一點則必須將傳主的長處與短處，公生活與私生活，外在的事跡與內心情感的變化同時抒寫出來。從郁達夫傳記文學創作的實際看，這種藝術上的要求基本上落實到了他的傳記作品中。郁達夫的自傳、日記和書信，基本上是“己身的經驗尤其是本人內心的起伏變革的記錄”。其自我情感的投入特別濃厚，主體特征的顯現自不待言。就是他費力較多的文人傳記，也同樣表現出這種特征。郁達夫雖在理性上強調應全面真實地寫出傳主的思想性格，但他一旦進入創作心境，便不由自主地任憑情感和興趣的驅使，塑造出極具自我情感色彩的傳主形象，他筆下的施篤姆、盧梭、屠格涅夫、道森、魯迅、徐志摩、蔣光慈等傳主，其一生的主要事跡大致不差，但他們的思想性格、情感心理就未必完全貼近傳主。而更主要的是“浪漫詩人郁達夫眼中的傳主”。由於創作主體濃濃的自我情感的註入，使那些已成為歷史的傳主獲得了新的生命，給人們提供了既真實豐厚又親切感人的審美對象。

其次，郁達夫的日記文學理論也是他對現代傳記理論的重要貢獻之一。這一方面是因為日記是傳記文學的一種樣式，另一方面也因為日記具有鮮明的個人性和隱私性，通過它可以窺探日記作者的內心世界，進而準確把握其思想特點和氣質性格，歷來為傳記作家們所重視。郁達夫不僅有日記作品的創作實踐，而且有對日記文學理論的探討，曾寫下《日記文學》與《再談日記》兩篇專論，對日記的分類、特點及西洋日記的創作概況等問題作過精辟的論述。郁達夫認為，日記主要用來“記交遊的往來，敘俗尚的遷移；遇見了偉人，發生了怎麽的感想，留下如何的印象，逢著了大事，受到了些怎麽的刺激，寫下了怎麽樣的批評，也是日記中常有的事情；所謂社交與文藝的日記，就是指的這一類日記而言”。當然，郁達夫的這種分類並不完整，因為除了社交與文藝日記之外，更大量的是生活日記，他自己的日記作品也大致可分為這三大類。對於日記的特點，郁達夫的理解和把握也是深刻而獨到的，他認為日記體屬散文的一種，它的重要特點是具有真實性，“無論什麽話，什麽幻想，什麽不近人情的事情，全可以自由地記敘下來，人家不會說你在說謊，不會說你在做小說，因為日記的目的，本來是在給你自己一個人看，為減輕你自己一個人的苦悶，或預防你一個人的私事被遺忘而寫的”。而讀者有一種探究作家和私事的閱讀心理，所以，日記與書信便成為人們愛讀的作品了。郁達夫自己很愛讀作家的日記，並在該文中詳細介紹了亞米愛爾（Amiel）的日記，說他：“三十年如一日，中間日日在自己解剖自己，日日在批評文化，日日在窮究哲理。”亞米愛爾既懷疑自己與世界，又信仰神的存在，這種矛盾心理既使他一生苦悶，而同時又拯救了他的靈魂，這一切都可從他的日記裏看出。在《再談日記》一文中，郁達夫就前文所說的真實性問題再作補充說明，說“讀日記時，若記載虛偽，讀者也同樣可以感到幻滅”，“好的日記作家，要養成一種消除自我意識的習慣，只為解除自己心中的重負而寫，萬不要存在一縷除自己外更有一個讀者存在的心”。並進一步說好的日記作者，不一定是文人或名人。同時凡舉西洋日記文學史以論證這一觀點。郁達夫的這一論述就從創作心理的角度要求日記作者保持純一的自主意識，不應在寫作時存有戒心而故意掩飾自己的真情實感，這種深層次的心理真實觀體現了現代傳記文學創作的本質要求，不僅對日記文學而且對整個現代傳記文學的繁榮都有重要的理論指導意義。

第三，郁達夫在傳記體式的創新方面也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他受中國古代文人喜歡在詩後加註這種形式的啟發，創新和發展了一種新的“詩註體”形式，即用詩後加註的形式來完成傳記的內容。如他17歲以前寫的一組《自述詩》，其詩後所記內容與他的9篇自傳基本相同。而曾轟動一時的、發表在1939年3月5日香港《大風》上的那組《毀家詩紀》（詩19首，詞一闋），也是用這種“詩註體”來記錄他與王映霞感情破裂、家庭被毀的經過的。為使人們對郁達夫的“詩註體”有一個直感的印象，現引錄《毀家詩紀》第四首詩及註於後，以供欣賞：

寒風陣陣雨瀟瀟，千里行人去路遙。

不是有家歸未得，鳴鳩已占鳳凰巢。

原註：這是我在福州王天君殿裏求得的一張簽詩。正當年終接政治部電促，將動身去武漢之前夜。詩句奇突，我一路上的心境，當然可以不言而喻。1938年1月初，果然大雨連朝；我自福州而延平，而龍泉、麗水。到了寓居的頭一夜，映霞就拒絕我同房，因許君這幾日不去辦公，仍在麗水留宿的緣故。第二天許君去金華開會，我也去方巖，會見了許多友人。入晚回來，映霞仍拒絕和我同宿，謂月事方來，分宿為佳，我亦含糊應之。但到了第三天，許君自金華回來，將於下午6時去碧湖，映霞突附車同去，與許君在碧湖過了一晚，次日午後，始返麗水。我這才想到了人言之噴，想到了我自己的糊塗，於是就請她自決，或隨我去武漢，或跟許君永久同居下去。在這中間，映霞亦似曾與許君交涉了很久，許君似不肯正式行結婚手續，所以過了二天，映霞終於揮淚別了許君，和我一同上武漢。

這種“詩註體”形式，在郁達夫的詩中有30多首，不能說是隨意為之，而是一種自覺的創新。這種形式，既具有傳記的功能又有詩體的審美價值，兩者的和諧統一，相得益彰，使其放射出獨特的藝術光芒。

本文所引用的作品和引文均引自《郁達夫文集》（1—13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83年1月第一版。（愛思想網站2015-1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