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墾研創]彼得・柏克: 群體經驗的知識

英國文化史家彼得・柏克（Peter Burke）在《知識社會史》（A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兩卷本中，試圖突破傳統思想史將「知識」主要等同於哲學思想、科學理論與經典著作的狹義理解，轉而追問：知識是由誰生產的？透過哪些制度與媒介被保存、分類與傳播？又是哪些社會群體決定什麼可以被稱為「知識」？

第一卷《從古騰堡到狄德羅》（From Gutenberg to Diderot, 2000）以印刷術興起至《百科全書》出版為主要時段；第二卷《從〈百科全書〉到 Wikipedia》（From the Encyclopédie to Wikipedia, 2012）則將視野延伸至現代知識社會。

柏克採取的是一種「知識的社會史」或「知識的社會文化史」取徑，關注的不只是偉大的思想家與科學家，也包括大學、教會、學院、城市、國家、市場、出版業以及各種知識生產者與使用者。換言之，他關心的不是「知識有哪些」，而是知識如何成為知識。

重新評估過去知識史容易忽略的「實用知識」（practical knowledge）。傳統思想史往往以哲學家、神學家、科學家及大學教授為主要研究對象，因而容易將知識理解為書本中的抽象理論。近代歐洲社會的運作，其實同樣依賴大量來自工匠、航海者、商人、農民、家庭照護者等群體的經驗性知識。

知識史若只研究書本與學院，便可能忽略一個重要事實：許多所謂「高級理論知識」的形成，其實與長期累積的實作經驗存在密切關係。

一、知識不只有「理論知識」，也包括大量「實用知識」

柏克的重要貢獻之一，在於重新評估過去知識史容易忽略的「實用知識」（practical knowledge）。傳統思想史往往以哲學家、神學家、科學家及大學教授為主要研究對象，因而容易將知識理解為書本中的抽象理論。近代歐洲社會的運作，其實同樣依賴大量來自工匠、航海者、商人、農民、家庭照護者等群體的經驗性知識。

例如，工匠所掌握的金屬加工、機械操作、測量與製造技術，水手所累積的航海、天候與地理經驗，以及農民對土壤、季節與氣候變化的觀察，都是高度依賴長期實踐所形成的知識。這些知識未必以抽象定律的形式存在，卻能直接解決生產與生活中的實際問題。

知識史若只研究書本與學院，便可能忽略一個重要事實：許多所謂「高級理論知識」的形成，其實與長期累積的實作經驗存在密切關係。

這也使我們可以重新理解「科學革命」。近代科學並非完全由少數天才學者在書齋中獨立創造，而是在學者的數學與理論知識、工匠的製造技術、航海者的經驗、測量技術以及各種實驗實踐之間，形成複雜的互動。實用知識未必直接「變成」科學理論，但它可以提供觀察材料、技術條件、問題意識與操作能力，使新的科學知識得以形成。

更精確地說，柏克所揭示的是：近代知識的形成，是不同知識類型、不同社會群體與不同制度彼此交流、轉譯與重新組織的結果。

二、被忽略的「邊緣知識」也應重新進入知識史

進一步而言，柏克的研究也具有「知識民主化」的意義。所謂知識民主化，並不是主張所有知識都具有完全相同的可靠性，而是要求我們反省：為什麼某些人的經驗可以被記錄為「知識」，另一些人的經驗卻長期被視為無足輕重？

例如，家庭中的醫療經驗、食物保存、育兒、植物利用，以及農民對地方環境的觀察，往往透過口傳、示範與日常實踐傳承，而不像學院知識那樣被寫入正式論文或教科書。，它們容易在傳統知識史中「消失」。

這些知識具有一個重要特徵：它們往往是高度情境化、依賴經驗與操作的知識。其價值不一定體現在抽象理論的精確性，而在於能否有效處理特定環境中的問題。換言之，知識不只存在於書本，也存在於人的身體、技藝、工作流程與社會習慣之中。

研究工匠、水手、農民或家庭照護者的知識，並不是單純「替弱勢群體發聲」，而是重新界定「知識」本身的範圍。

三、知識的形成同時涉及「定義權」與制度權力

若進一步追問「哪些知識最終能夠被社會承認」，便會發現，知識不只是「真實資訊的累積」，還涉及分類、認證與制度化的過程。

在不同歷史時期，教會、大學、學院、國家、出版商與專業團體，都具有一定程度的知識篩選能力。他們不僅生產知識，也決定哪些資訊值得被保存、哪些人具有發言資格，以及哪些說法可以進入正式的知識體系。

同一種經驗可能說話的人、使用的語言、所處的制度與獲得的社會認可不同，而得到不同的知識地位。例如，民間醫療經驗可能長期存在於地方社會，但當醫療逐漸專業化與制度化之後，哪些治療方式可以被視為「正統醫學」，便開始受到醫學教育、專業資格與國家制度的規範。

這裡值得注意的是，不能簡化為「學院知識都是科學，民間知識都是迷信」，也不能反過來認為「民間知識都是真理，只是受到精英壓迫」。柏克更重要的啟示是：我們應該研究知識如何經過選擇、分類、認證與制度化，最後取得不同的社會地位。

換言之，問題不只是「什麼是真的」，還包括「誰有資格定義什麼是真的」。

四、知識的轉型：從地方經驗到公共知識

近代早期歐洲的重要變化，正在於原本分散於不同職業與地方社群中的知識，逐漸被蒐集、記錄、分類、比較並納入更大的知識體系。

在這個過程中，印刷術、百科全書、學會、博物館、圖書館、檔案館與大學等制度，扮演了重要角色。它們使原本依靠口傳、師徒制或地方經驗保存的資訊，得以跨越地域與世代進行傳播。

知識的現代化並不只是「知道得更多」，也是知識組織方式的改變：從個人經驗走向文本化，從地方性走向跨地域交流，從零散技藝走向分類與標準化，最後再進入專業制度。
柏克提醒我們，知識史不能只寫「誰發明了什麼」，還必須追問：這項知識是如何被蒐集、驗證、分類、傳播與制度化的？又有哪些知識在這個過程中被排除、遺忘甚至消失？

五、結論：從「知識的內容」轉向「知識的社會生命」

總而言之，柏克《知識社會史》的重要性，不僅在於把工匠、水手、農民等非精英群體帶進知識史，更在於改變了我們理解知識的方式。

知識並非只存在於偉大思想家的著作或科學家的理論之中，而是分布於社會不同群體的實踐、經驗、技藝與制度之中。知識的形成也不是單純「發現真理」的過程，而同時涉及生產、選擇、分類、記錄、傳播、認證與遺忘。

柏克所提供的視角，是將「知識」放回社會之中理解：一方面，理論知識與實用知識彼此互動；另一方面，不同群體與制度又不斷爭奪知識的定義權與合法性。

要以一句話概括柏克的知識史觀，可以說：我們不只要問「人類知道了什麼」，更要問「誰知道、誰記錄、誰傳播、誰認可，以及誰的知識被遺忘」。

這使知識史從「偉大思想家的思想史」，轉向對知識整體社會生命的考察；也是在這個意義上，柏克重新拓展了「什麼可以成為知識史研究對象」的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