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能窮人，亦能達人。世率謂詩人多窮，一偏之論也。陳後山序《王平甫集》，雖言窮中有達，止就平甫一身言之。予請推廣而論。世第見郊寒島瘦，卒困厄以死，指為詩人多窮之證。夫以詩窮者固多矣，以詩達者亦不少也。[26]

 胡次焱還舉出許多例子，說明有“以詩擢科第者”、“以詩轉官職者”、“以詩蒙寵賚者”，而且“詩可完眷屬”、“詩可以蠲忿”、“詩可以行患難”。胡次焱以實證的方式用大量的歷史事實（其中不乏小說家言） 來證明“世謂‘詩能窮人’，豈公論哉?”從胡次焱所舉例證來看，詩不僅能使人在現實社會中尊貴與顯達，而且還具有消災解困之功用，所以胡次焱“詩能達人”之說帶有世俗社會強烈的功用色彩。

宋代以後，理論家們開始追溯歷史，以事實證明詩人不必皆窮，亦有達者。姚鼐雲：“夫詩之源必溯於風雅，方周盛時，詩人皆朝廷卿相大臣也，豈愁苦而窮者哉?”[27]…

古人已註意到在唐代以前，是不以窮達論詩的，以窮達論詩始於中唐。元代黃溍雲：“古之為詩者，未始以辭之工拙驗夫人之窮達。以窮達言詩，自昌黎韓子、廬陵歐陽子始。昌黎蓋曰：‘窮苦之言易好’，廬陵亦曰：‘非詩能窮人，殆窮而後工耳’。自夫為是言也，好事者或又矯之,以詩能達人之說，此豈近於理也哉?《匪風》、《下泉》誠窮矣，《鳧鹥》、《既醉》，未或有不工者。竊意昌黎、廬陵特指夫秦漢以來，幽人狷士悲呼憤慨之辭以為言，而未暇深論乎古之為詩也。”[19] 為什麽在以詩取士的唐代反而會出現“詩人薄命”之說? 正如上面所論，這種觀念的產生有其悠久的歷史傳統，有其深刻、覆雜的思想文化以及文學內部原因。而在唐代，這種觀念從原先的隱約和個別，變成明晰與系統，則更直接地與政治制度相關。…

顏之推 《顏氏家訓•文章》也謂“自古文人，多陷輕薄”，並歷數屈原以來許多詩人文人的輕薄與厄運。他談到其原因時說：“每嘗思之，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6] 顏之推是從“文章之體”的特點入手來討論這個問題的。推衍其意旨，文章的特點與本質就是使人“標舉興會，發引性靈”的，所以文章之士難免喜歡自我表現而忽略自我操守。粗看起來，顏之推所言與前人批評文人伐能之說相同，但其實是有所不同的。顏之推認為，文章之士的厄運固然是由於其自身的道德缺陷所造成的，但是更深層的原因，則是由文章之體所決定的。實際上，顏之推已涉及一個深刻的問題，即“文章之體”引發形成文章之士的性格特點，從而又決定了文章之士的某種命運。…

——中國古代對於詩人的集體認同

在古代文論的原始語境中，理論的“生態”往往是平衡的，每種理論常常是和它的對立面相反相成地存在的。但是，經過人們的闡釋與接受之後，“平衡”就被打破了。某些理論凸顯了，某些理論隱沒了。考察相關理論從“平衡”到“失衡”的歷史與原因，不但是有趣的，也是必要的。這往往也是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的一個薄弱環節。司馬遷所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1]是治史之道，亦是治學之道。



我們需要從中國文學批評的內在理路與文獻史料出發，也需要能越超文字之表和慣性思維的悟性與洞察力。本文試圖在還原古代文論原始語境的基礎上,從中國古代對於“詩能窮人”與“詩能達人”的選擇中，考察出中國古人的一種文學觀念，即對“詩”與“詩人”的集體認同。…

同理，存在與Dasein不是兩個本質上相互分離的不同事物。它們根本就不是什麽“事物”。存在是“去蔽-遮蔽”的過程，而Dasein則是存在得以顯現的場域。Dasein是向存在的綻出的開放關系。因而，存在與Dasein都不能在缺少對方的情況下實現自己和獲得自己的本真（eigen）所在。因為存在需要Dasein，Dasein需要存在。只有把自己向存在敞開Dasein才能進入其本質（Wesen）之真理。而存在也只有進入Dasein才能被允許進入其真理。因而當其被存在“居有”之際Dasein才獲得它的本真（eigen）意義。故而後期海德格爾不再談論“本真性”（Eigentlichkeit）而是談起了“居有之事件”（Er-eignis）。 …

為了確定這種表達的意義首先需要關註以下方面。海德格爾曾將他的思想稱作一條“回返根基之路”（Rückgang in den Grund,WM,7-9）。在《存在與時間》的第一部第一篇（§§9-44），他實行了對Dasein的“先行”（vorbereitend）考察，即對Dasein之如何“首先顯現”的考察。這一分析從“日常性”開進到“在之中”和“操心”。在第二篇（§§45-83），對Dasein更“源始的”即更接近其本源和根基的理解得以開展。海德格爾說這一分析將在一個更“本真的存在論基地”之上來“重演”先行的分析（SZ,17）。眾所周知，這一更本真的根基在作為操心與在之中的根據的Dasein的本源時間性中被發現。由此，在第三篇中，[27]我們應該實行更遠的“返回步伐”以探尋作為時間的存在（或者時間作為存在）（SD,46-7）的更深的根基，在其中時間性本身的根據得以說明。對《存在與時間》的這種解讀被講座《時間與存在》中的如下段落所證實：…

如此看來，海德格爾在《根據律》中將Dasein與玫瑰的盛開相提並論確實是困難的。我們將通過考察“玫瑰”在沙夫勒的詩作《格魯賓的漫遊者》——海德格爾引用的詩句就出自它——中的位置來為我們對這種相提並論的理解提供一個立足點。[15]我們之所以這樣做是希望為理解海德格爾的前期工作與後期工作之間的統一性尋獲一條線索。在沙夫勒那裏，玫瑰乃是心靈的隱喻。正像玫瑰由春天溫暖的溫度和陽光所滋養一樣，心靈則要信靠並僅僅信靠上帝的恩典與愛護：

 神秘的玫瑰

 玫瑰宛如我心；刺破

 肉身之樂；…

 J D.卡普托（John D.Caputo）[1]著 吳三喜[2]譯

一

在《存在與時間》的一開始海德格爾就描述了他的工作的總體綱要。存在的問題已然萎靡，只有通過向其在可以發此一問的存在者那裏的起源（Ursprung）的回返才能重被振興。存在之問題植根於這樣的存在者之中，這種存在者問道： …

網絡選民的需求顯示與偏好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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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構成的世界是一個可能的世界。在這個虛擬空間裏，人們盡情享用商務、體育、娛樂、健康、天氣、旅行、新聞等各式各樣的信息套餐。《數字化生存》表明，尼葛洛龐帝定義的信息“比特”正在不斷地制造著“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網絡不僅改變著人們的日常生活，而且也深刻地影響國家和國際的政治生活。同時，網絡的政治營銷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政治精英抑或普通公眾所仰賴的技術武器，奧巴馬的成功便是典範。

“網絡總統”：技術成就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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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傳統為什麼這樣紅

這是我和大家討論的問題，大家身邊非常熱鬧的問題。

前一陣兒有件事，大家都知道，就是“紅心鴨蛋”事件。鴨蛋為什麼這樣紅？事情比較簡單，質監局一查就查出來了，鴨蛋里面放了蘇丹紅。但我們要談的事可不一樣，後邊的背景很覆雜。

台灣有家報紙，登過篇文章，題目是《孔子為什麼這樣紅》。它是學我們的老電影，《冰山上的來客》，雷振邦的插曲《花兒為什麼這樣紅》。…

關於讀古書，魯迅說過逆耳的話，那是忠言。有人說，他自己讀了很多古書，卻反對讀古書；不讓別人讀，自個兒躲起來悄悄讀。我讀過魯迅的書，他的想法沒這麼簡單。

第一，他說，要少看或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主要是為了樹立新學的地位。他並沒有說，絕對不許讀古書，而只是說，新書和舊書，還是以新書為主，舊書最好擱一邊兒，當務之急，還是讀新書。今天的中國，也是這個格局，我看不能反過來。就像中醫，保護中醫我同意，但用中醫代替西醫或領導西醫，我看沒人會同意。

第二，他說，讀經不能救國，這也是對的，今天我也這麼看。…

五四有兩個遺產，和胡適有關。

第一，是以顧頡剛為代表的疑古運動。這個運動，很多人都認為是中國史學現代化的標志。它和胡適的影響直接有關。胡適和顧頡剛，都很重視崔東壁，美國的Arthur W. Hummel也很重視。顧頡剛對崔東壁很佩服，但明確指出，他和崔氏不一樣。崔東壁尊孔衛道，他不是。正因為不是，所以顧先生才敢懷疑聖人，懷疑孔子時代的聖人（堯、舜、禹）。這是了不起的突破。雖然，在方法上，顧先生沿襲了崔氏的方法，沒有反省這類方法的不足，在古書體例的研究上沒有突破。其實，宋以來的辨偽學，辨偽考實乃禁書之策，考據是為了保衛孔子的道，並不是純粹的方法，里面也有意識形態。《古史辨》留下的問題，今天也還是問題。傅斯年、蒙文通、徐旭生，他們的族團說，都破顧說，問題的爭論，一直沒斷，即使今天，也還在爭（如關於斷代工程的爭論），可見影響多麼大。…

（四）國學是國將不國之學

前一陣兒，國學網選國學大師。尹小林問我，哪些人算國學大師。我跟他說，舉國若狂談國學，大師不大師，暫且擱一邊兒，咱們先得問一下，什麼叫國學？

國學是個混亂概念。…

四、現代小說家的誕生 …

三、對敘事意義的探究

對講故事人的形象的自覺，最終使沈從文生成的是“敘事”的自覺意識，也使沈從文小說中敘事者的聲音有時比故事本身更令人難忘。本雅明在《講故事的人》的結尾稱：“講故事的人是能夠用自己的故事的柔和火焰把自己生命的燈撚徹底燃盡的人。”沈從文的敘事也燃盡了自己，因此才技藝卓著。而在沈從文的敘事歷程中，除了這種敘事技藝的展示，最終還表現出一種對生命意義的探究以及某種敘事倫理的生成。…

二、講故事語境的營造以及小說理念的悖論性 

沈從文無疑對自己的這種邊緣化和非主流的小說理念十分清楚，他自己曾經稱：“我還是沒有寫過一篇一般人所謂的小說的小說，是因為我願意在章法外接受失敗，不想在章法內取得成功。”[11]他的講故事的小說或許正是“章法外”的形態。也恰恰是這種“章法外”的小說形態真正使沈從文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上別具一格。…

內容提要：沈從文的故事意識和小說理念從創作初期就交織糾纏在一起，並在他以後的敘事進程中呈現出悖論關系。作為一個“文體家”的定位正體現在沈從文的故事模式及其與小說理念的悖論式的內景中。30年代成熟期的沈從文往往在小說中自覺而且刻意地營造一種講故事的語境。對故事語境的自覺，同時體現的是自覺的小說意識。沈從文的創作，因此既表現出由故事形態向現代小說模式演化的漸進歷程，也表現出對敘事意義的艱難探尋，最終以其對“敘事”的自覺超越了“故事”與“小說”的二分，而呈現出某種本體性。審視30到40年代沈從文的小說創作，可以發現一個鄉下人是怎樣從鄉土闖到都市，逐漸在大學體制中變成一個孤獨的都市現代人，最後作為一個曾經的“講故事的人”走向“死亡”的象征性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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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別人寫好的小說，我們往往很挑剔，總覺得自己比作家要深刻、要高明。可是，當真正動筆要寫點什麼時，常常會憋半天憋不出一小段。我最近正在痛苦地經歷著這種折磨。

任何文藝作品都應當是生命體驗的表達。這是我漸漸形成的文藝觀。但問題是，一種體驗如何表達，尤其是以故事的形式表達，則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這些日子我像幹渴已久的老黃牛飲水那般閱讀長篇小說、短篇小說、學者文藝理論和作家們的文藝隨筆。但好長時間一直沒有找到一種讓我覺得滿意的敘事方式。…

在政治網絡化的過程中，盡管出現混亂、違法與違德的政治行為，引發出新的國際政治爭端，但是虛擬空間政治學對實在政治的超越也是曠古未有的。這個賽博空間所提供的便利與快捷也是空前的，只要“在線上”便能夠迅速互通信息有無，因而政治信息的傳播異常快捷而便利。權力的絕對性在這個虛擬空間中被相對化，絕對控制無法施行，公民不服從權得到維護。那種“同一性”思維被打破，專制與獨裁的觀念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自由和多元的觀念。就連“統一性”思維也被合作共贏思維替換。在這個空間裏平等與差異、自由與責任、相似與多元、合作與共贏，寬容與真誠等各種優良的政治觀念齊聚一室，有利於實現政治正義的價值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