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已註意到在唐代以前，是不以窮達論詩的，以窮達論詩始於中唐。元代黃溍雲：“古之為詩者，未始以辭之工拙驗夫人之窮達。以窮達言詩，自昌黎韓子、廬陵歐陽子始。昌黎蓋曰：‘窮苦之言易好’，廬陵亦曰：‘非詩能窮人，殆窮而後工耳’。自夫為是言也，好事者或又矯之,以詩能達人之說，此豈近於理也哉?《匪風》、《下泉》誠窮矣，《鳧鹥》、《既醉》，未或有不工者。竊意昌黎、廬陵特指夫秦漢以來，幽人狷士悲呼憤慨之辭以為言，而未暇深論乎古之為詩也。”[19] 為什麽在以詩取士的唐代反而會出現“詩人薄命”之說? 正如上面所論，這種觀念的產生有其悠久的歷史傳統，有其深刻、覆雜的思想文化以及文學內部原因。而在唐代，這種觀念從原先的隱約和個別，變成明晰與系統，則更直接地與政治制度相關。

在未實施科舉制度之前，詩人的前途命運與文學才華並沒有必然的關系，所以人們很少去考慮詩人的窮達問題。正是到了唐代實施以詩取士的科舉制度後，能詩者普遍可平步青雲，取得上流社會的入場劵。而一旦其中有能詩卻窮苦不達的詩人，則與人們原有的期望值形成巨大的反差。雖然是少數，但給人以更為強烈的印象。與貴族政治時代由血緣出身決定人的等級差異不同，科舉制度強調的是對於人才的平等精神。在這樣“平等”的時代，如果傑出的人才還遭遇窮困，其原因大概只能歸之天命了。自唐代以後，詩歌功能出現兩極化：詩歌既是吟詠情性的工具，也是平步青雲的階梯，這就引起人們對不同類別詩歌的審美價值、不同際遇詩人的歷史地位的思考。因此，以詩取士的制度與其他思想文化以及文學內部因素共同構成“詩人薄命”說產生的社會背景。

 二、“詩能窮人”與“詩能達人”

 在研究文學批評史時，我們會把司馬遷的“發憤著書”、韓愈的“不平則鳴”以及歐陽修的“窮而後工”等說法作為文學批評史的一條理論線索。[20] 這其實只是古人說法的一個方面。在古代文論的原始語境中，每種理論往往是和它的對立面相反相成地存在的。宋代以後，“詩能達人”之說正是針對唐代以來“詩人薄命”與“詩能窮人”而提出來的。客觀地看，“詩能窮人”與“詩能達人”是中國文學史史實與理論中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古人既有認為詩能窮人的,也有認為詩能達人的。這原本是兩個自有道理、各有例證的話題。把“詩能窮人”與“詩能達人”兩個話題放到一起考察，相互印證，對中國詩學的理解才比較全面、真實和圓融，也比較深刻。

 在“詩人例愁苦”說流行之時，就有人對此表示懷疑。宋人許棐直截了當地表示，“不信詩人一例窮”。[21] 在宋代，一方面詩人薄命之說更為普遍，另一方面也出現完全相反的說法，那就是“詩能達人”。可是，這種說法並不流行，甚至差不多被後人遺忘。這種遺忘當然有它的道理，但是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如果完全漠視這種說法，可能會顯得片面和膚淺。

 《孟子•盡心上》：“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達”有顯貴﹑顯達之意，“窮”特指不得志。作為詩學命題的“詩能窮人”與“詩能達人”在對舉時，其“窮”、“達”之義大致與此相仿。但在具體語境中，意義卻比較覆雜。“窮”有生活困頓、窮愁潦倒這種物質層面的“窮”，也有理想與現實強烈矛盾的精神層面的“窮”。“達”可指社會地位的顯達，也可指詩名遠揚的顯達。我們要註意到在不同語境中的意義差異。

 在文學批評史上，最早提出“詩能達人”的是宋人陳師道。他在《王平甫文集後序》雲：“歐陽永叔謂梅聖俞曰，世謂詩能窮人，非詩之窮，窮則工也……方平甫之時，其志抑而不伸，其才積而不發，其號位勢力不足動人，而人聞其聲，家有其書，旁行於一時，而下達於千世，雖其怨敵不敢議也，則詩能達人矣，未見其窮也。夫士之行世，窮達不足論，論其所傳而已。”[22]陳師道以王平甫為例，說明“詩能達人，未見其窮”。不過，他所理解的“達”，不是現世的“顯達”，而是詩歌在當下與後世的影響與流傳。元代李繼本也說：“余意詩能達人，則有之，未見其窮也。不有達於今，當有達於後。從古以來，富貴磨滅，與草木同朽腐者，不可勝紀，而詩人若孟郊、賈島之流，往往有傳於後，豈非所謂達人者耶?”[23] 他所謂的“達”，與陳師道同意。這種“詩能達人”之說在理論上與“窮而後工”並沒有本質差別。

 宋代的陳與義就是當時人們認為“詩能達人”的典型。葛勝仲《陳去非詩集序》：“世言詩能窮人……予謂詩不惟不能窮人，且能達人。”[24] 為何以陳與義為“詩能達人”的典型呢? 宋人胡仔說：“簡齋《墨梅》臯字韻一絕，徽廟召對稱賞，自此知名，仕宦亦浸顯。陳無己所以謂之‘詩能達人矣，未見其窮也’。葛魯卿序《簡齋集》，亦用此語，蓋為是也。”[25] 這裏的“達人”,與陳師道所言內涵不同，是指現世的顯貴。這種“詩能達人”的含義更為普遍和流行。在下文中，我們談到“詩能達人”時，便是特指這種含義。

類書是中國古人體系化的“常識”。在宋代的類書中，就有“詩能窮人”與“詩能達人”兩種完全相反的詞條，反映出當時的文學觀念。南宋祝穆《事文類聚》別集卷9 “文章部”有“因詩致窮”類，又有“詩能達人”類。除了類書之外，古代大量的詩話對此也有所記載。如《詩話總龜》中的“知遇”、“稱賞”、“投獻”等門類，也記載了大量詩能達人的故事。

歷來對“詩能達人”之說論述最為全面的是南宋的胡次焱，他在《贈從弟東宇東行序》一文中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