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講故事語境的營造以及小說理念的悖論性 

沈從文無疑對自己的這種邊緣化和非主流的小說理念十分清楚，他自己曾經稱：“我還是沒有寫過一篇一般人所謂的小說的小說，是因為我願意在章法外接受失敗，不想在章法內取得成功。”[11]他的講故事的小說或許正是“章法外”的形態。也恰恰是這種“章法外”的小說形態真正使沈從文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上別具一格。

30年代成熟期的沈從文往往在小說中十分自覺而且刻意地營造一種講故事的語境。如《夜》，《三個男子和一個女人》、《燈》、《第四》、《都市一婦人》等小說，均在講了故事的同時，本身也是關於故事的創生語境的一個自我說明。譬如前引《三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的開頭“因為落雨，朋友逼我說落雨的故事”，其實就是關於故事如何生成的一個元敘述，堪稱蘊含著故事的發生學，在講故事的同時，本身也正是故事所創生的語境的一個形象的自我指涉，營造的是一個為都市讀者講故事的語境。而在1930年的初版本中，這個開頭是相對簡單的：

中尉連附羅義，略略顯得憂郁而又詼諧的說道：

有什麽人知道我們的開差，為什麽要落雨的理由麽？

雖然都涉及的是“落雨”，但相比之下，在1936年的修改中，沈從文更加自覺地對講故事的一種封閉性語境加以營造：“因為落雨，朋友逼我說落雨的故事。”王德威認為：“沈從文把講述整個故事的起因歸於一次落雨，這便暫時把講故事的人和他的理想聽眾都滯留在了日常活動之外。從一開始，沈從文的故事就處在一種無以明狀的懸疑之中。作為讀者，我們也被吸引到這個封閉的環境中來。”[12]因此，讀沈從文這些故事形態的小說，都市讀者往往不是被組織進故事語境分享作者的經驗世界，而是恰恰相反，從接受的角度出發，讀者產生的是王德威所謂的“把講故事的人和他的理想聽眾都滯留在了日常活動之外”的疏離感。這種疏離感之所以產生，正因為沈從文營造的是一個封閉化的講故事語境。這種都市化的封閉語境使敘事者的故事成為一個時間與空間意義上都顯得遙遠了的故事。當讀者所處的都市環境與故事的原生態情境遠離，所讀到的是一個傳奇故事的感受也就由此生成，無論對小說文本內作者設計的特定的隱含讀者還是對文本外的都市現實讀者都是如此。

但是也恰恰是這種讀故事的心態從接受美學的意義上幫助了文本詩意的生成。正如王德威指出的那樣：“詩意的生成不在於沈從文聲稱他的故事有其傳記上的可信性，也不在於他對田園牧歌式的人物和意象的顛覆，而是在於故事的敘事對話狀況。”[13]這就是講故事人所刻意營造的文本中疏離和封閉的環境帶來的詩意效果。詩意生成於距離感，由此可以說，沈從文的小說精心營造的一個個原生態的故事創生語境，都與都市讀者拉開了審美距離。沈從文的小說《夜》中描述的幾個士兵圍著火堆，在漫漫長夜輪流講故事的具體環境即是這種故事創生語境的範例。到了《月下小景》中沈從文更是營造了一個《十日談》式的故事環境，地點在偏僻的西藏金狼旅店，來自遠方的各種各樣的旅客講自己遭遇的或者聽來的千奇百怪的故事。

這種講故事情境的營造，使沈從文虛擬了一個事實上在都市印刷資本主義環境中並不真實存在的、小說中的講故事人和現實中的都市讀者共同分享的講與聽的話語氛圍。

讀者（無論是小說中虛擬的還是現實中真實與具體的）因此成為這個故事語境中重要的因素，有時甚至會制約故事的發展方向和小說結構形式的生成。與某些現代小說對讀者的拒斥相反，沈從文會刻意追求文本中讀者的相伴，正像本雅明所說：“聽故事的人是由講故事的人和他作伴的；即使讀故事的人也是有人陪伴的。”[14]因此沈從文筆下講故事的語境與某些現代小說追求的孤獨語境不同，沈從文強烈要求“聽故事”的讀者的參與度。在《夜》、《旅店》、《三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等小說中，沈從文的敘事者懇切地希望都市人分享他的湘西經驗和故事，明確地在文本內預設和指定了都市化的聽故事人的存在。有幾篇小說在文本中虛擬的隱含讀者之上或者之外，甚至存在一個現實生活中故事的具體傾聽者，《月下小景》在生活中的具體讀者是“張家小五”，[15]《阿麗絲中國遊記》最早的創作初衷則是沈從文為自己的九妹寫故事讀。無論是虛擬的讀者還是現實的讀者，其存在本身都會促進沈從文小說“故事性”的生成，所創作的“小說”至少必須呈現故事的基本元素和樣態。

沈從文20年代末到30年代成熟時期的許多小說，都會在正式進入故事的講述之前，先指涉一下都市語境，其實正是對都市中的讀者發言。如《旅店》：“這裏一件事，就是把中國的中心南京作起點，向南走五千裏，或者再多，因此到了一個異族聚居名為苗窠的內地去。這裏是說那裏某一天的情形的。”敘述中有鮮明的“中心”與“邊緣”意識，而文本語境中敘事視野的出發點明顯是始於中心城市（南京）。又如《說故事人的故事》：

許多人愛說別人的故事，是因為閑著無東西吃，或吃飽了以後，要尋出消化那好酒好肉的方法，所以找出故事來說。在上海地方的幾個我所認識他們臉嘴的文藝覆興人物，就有這種脾氣。……這些人是無故事可說了。若必定有，那也總不外乎拜訪名人，聚會閑談，吃，喝，到後大家在分手時互相道過晚安，再回家去抄一點書當成創作，看看雜志來寫論文而已。

筆尖，走你的路吧，把你認為是故事的故事說完好了。

沈從文對故事語境的這種自覺，也同時體現的是自覺的小說意識。這種自覺性尤其在《燈》中得以凸顯。如同《三個男人和一個女人》表現出的講故事的自覺，《燈》中的形象鮮明的第一人稱敘述者的形象標志著沈從文短篇小說敘事的最終成熟，從而超越了早期小說寫實化的故鄉追憶，體現了小說理念的虛構的自覺性。

如前所述，沈從文小說中的“故事”的講述都由刻意塑造的一個敘事者講出，並且輔以敘事氛圍、敘事環境、敘事契機的交代與描繪，而不是純粹民間故事形態的寫法。即使《月下小景》這類更像故事的小說也是對《十日談》的刻意模仿，這種戲仿本身就顯示出一種現代小說意識。沈從文所營造的講故事語境有一種虛擬性，小說中講故事的現場感在都市中是並不存在的。雖然講出來的是故事，但是對故事語境和框架的精心營造和反覆指涉，已經使筆下的故事不同於傳統意義上的形態。

上引《說故事人的故事》中“筆尖，走你的路吧，把你認為是故事的故事說完好了”這一句，也完全可以看做是作者創作中的自我指涉。這種自指性進而昭示了“講故事”的現代小說的基本悖論：故事不是“講”出來的，而是用“筆尖”“寫”出來的。沈從文對講故事形式產生自覺性的同時，也是對以講故事的方式賦予小說結構模式的自覺，也即是小說意識的自覺。沈從文通過講故事的方式寫的卻是小說，這本身就是對民間故事創生語境的模擬和改寫。而當故事進入了小說的框架，故事的書面講述也必然受小說觀念和敘事模式的影響，這就是“故事”與“小說”兩個概念之間的悖論性圖景。但也恰恰是這種悖論圖景賦予沈從文的小說理念以獨特性。只有當沈從文的小說和故事之間保持悖論的張力關系的時候，他的小說才是最具有生命力的創作。

沈從文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意義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的小說創作所提供的獨特的講故事的敘事圖景，並與文壇其他小說家構成了區別。作為一個“文體家”的定位正體現在沈從文的故事模式及其與小說理念的悖論式的內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