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能窮人，亦能達人。世率謂詩人多窮，一偏之論也。陳後山序《王平甫集》，雖言窮中有達，止就平甫一身言之。予請推廣而論。世第見郊寒島瘦，卒困厄以死，指為詩人多窮之證。夫以詩窮者固多矣，以詩達者亦不少也。[26]

 胡次焱還舉出許多例子，說明有“以詩擢科第者”、“以詩轉官職者”、“以詩蒙寵賚者”，而且“詩可完眷屬”、“詩可以蠲忿”、“詩可以行患難”。胡次焱以實證的方式用大量的歷史事實（其中不乏小說家言） 來證明“世謂‘詩能窮人’，豈公論哉?”從胡次焱所舉例證來看，詩不僅能使人在現實社會中尊貴與顯達，而且還具有消災解困之功用，所以胡次焱“詩能達人”之說帶有世俗社會強烈的功用色彩。

宋代以後，理論家們開始追溯歷史，以事實證明詩人不必皆窮，亦有達者。姚鼐雲：“夫詩之源必溯於風雅，方周盛時，詩人皆朝廷卿相大臣也，豈愁苦而窮者哉?”[27] 徐世昌《讀梅宛陵詩集書後》：“人謂詩以窮而工，我謂工詩而後窮。自古詩人多富貴,《雅》《頌》作者何雍容。”[28]他們都指出早期中國詩史,《雅》《頌》的作者多為達者。此外，也有人指出，唐代以來的詩人，也多有命運不薄、福壽雙全者。清程晉芳《申拂珊副憲七十壽序》：“人鹹言詩人少達而多窮,又或謂嘔心肝，擢胃腎，非益算延年術也，是特就一二人言之耳，烏足概其全哉? 由唐以來，詩大家香山、放翁，官未嘗不達，而年近耇耆，廬陵、臨川，皆至宰輔。近人朱竹垞、查他山輩，官雖不高，壽皆至七、八十歲。蓋天欲厚其傳，非使之長年則撰著不富。”[29] 他們指出，無論是歷史還是現實，詩人窮苦，只是極個別現象而已。他們所說的“達”，又是指福、祿、壽齊全式的世俗社會幸福生活。

 清代嚴首升針對“窮而後工”之說，引諸史實，特別指出“達”更有利於創作：

 自古詩人，若陳拾遺、孟襄陽等輩，皆相望於窮，或遂以為詩能窮人，或以為窮而後工，皆不然之論也。王文穆、楊徽之皆以一字、數聯立致要路，詩何嘗不能達人? 摩詰佳處什九在開元以後，蘇明允既遊京師，落筆敏於山中時，又安在不達而後工哉? 夫抱心者身也，身實有苦樂，而心安得不有艱易? 先民有言，惟福生慧，窮尚工矣，何況達乎? 予因以是細數古今詞賦之事，自人主為之，鮮不加於民問數等，其次則諸王宗室與幕府賓客,倡和園林，亦必有群中鶴立之美，往往然也。陳隋之主無道已，文皇、明皇獨步三唐。若乃淮南、陳思、昭明、謫仙、長吉諸君子，一時作者，鹹遜為弗如，此曷故哉? 大約本支百世，氤氳已久，且其色聲香味，既與人殊，宜其心之所思，亦莫得同也。[30]

 嚴首升說的“達”則不僅指有高貴的社會地位，還指具有能為藝術審美活動提供充分條件的物質生活基礎。他既認為“詩何嘗不能達人”，又進一步明確提出詩人“達而後工”之說，似乎有故作翻案，譎詭怪誕之嫌。古人認為，“居移氣，養移體” （《孟子•盡心上》） 。社會地位高者,可以廣泛交流，轉益多師，視野開闊，居高臨下，故“達”者亦可“工”也，正如“窮”而未必皆“工”。社會地位高貴的“達”者也是可以有憂患的，也可能產生理想與現實矛盾的苦悶,“達”者亦有“窮”時。事實上，有些好詩確是“達”者才能寫出來的，像劉邦《大風歌》：“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31] 像曹操《短歌行》：“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32] 退一步講，這種詩就算“窮”者能寫出來，也是矯情而不實的。“窮而後工”之“窮”應該是特指那些具有突出的藝術才華，有理想，有抱負而遭遇挫折者。許多處於社會底層的“窮”者卻可能是平庸的，或“窮”不思變的。就詩人而言，古代有大量三家村之詩人，困於生計，限於交際，獨學無友，孤陋寡聞，雖窮之甚，而詩多不工。嚴首升所論，或有偏頗。然而，他認為詩人由於“窮”，受到物質條件與主觀條件的限制，其交際和閱歷、眼界和胸襟都可能受到影響。此說從創作心理的角度，強調詩人的社會地位、物質基礎與創作的關系，強調詩人良好的環境與心境對於創作的正面影響，力破傳統“詩窮而後工”之說的某種思維定勢，不為無見。

 明清時期，出現與“詩能窮人”、“詩能達人”密切相關又有所引申的另一對命題，即“文章九命”與“更定文章九命”。“文章九命”是明代王世貞提出來的。“薄命”的內涵頗為含混,古人泛指窮愁不達之類的生活際遇。王世貞則把“薄命”的內涵明確細化，並以“文章九命”進行分門別類。

 古人雲：“詩能窮人。”究其質情，誠有合者。今夫貧老愁病，流竄滯留，人所不謂佳者也，然而入詩則佳。富貴榮顯，人所謂佳者也，然而入詩則不佳。是一合也。泄造化之秘，則真宰默讎； 擅人群之譽，則眾心未厭。故呻佔椎琢，幾於伐性之斧，豪吟縱揮，自傅爰書之竹。矛刃起於兔鋒，羅網布於雁池。是二合也。循覽往匠，良少完終，為之愴然以慨，肅然以恐。曩與同人戲為文章九命，一曰貧困，二曰嫌忌，三曰玷缺，四曰偃蹇,五曰流竄，六曰刑辱，七曰夭折，八曰無終，九曰無後……吾於丙寅歲，以瘡瘍在床褥者逾半歲，幾殆。殷都秀才過而戲曰：“當加十命矣。”蓋謂惡疾也。[33]

 王世貞“九命”一詞，或為一時興到之言，或為換骨脫胎之語。周代的官爵分為九個等級，稱“九命”。王世貞可能仿古代官制而“戲為”調侃之詞，亦諧亦莊。所謂文章“九命”，是指文章給人帶來的各種厄運。這裏的“文章”，所指甚廣，但也包括了詩歌。王世貞分析“詩能窮人”的兩大原因：一是從審美來看，詩中表現窮苦之言比表現富貴之言更有價值； 二是從詩的社會效應來看，詩歌揭露了造化的秘密，引發上天的暗恨； 詩人的聲譽又挑起眾人的妒忌。王世貞力圖從文學與社會學的角度，從內部與外部揭示“詩能窮人”之秘密，雖略有誇張，然頗有道理。

 王世貞“文章九命”之說一出，即成為當時文人熱議的話題。胡震亨《唐音癸簽》卷28 ：“王弇州嘗為‘文章九命’之說，備載古今文人窮者，今摘唐詩人，稍加訂定錄後。”[34] 他又列舉唐詩人為例，加以補充。胡應麟《詩藪》雲：“若陶嬰、紫玉、班婕妤、曹大家、王明君、蔡文姬、蘇若蘭、劉令嫻、上宮昭容、薛濤、李冶、花蕊夫人、易安居士，古今女子能文，無出此十數輩，率皆寥落不偶，或夭折當年，或沈淪晚歲，或伉儷參商，或名檢玷闕，信造物於才,無所不忌也。王長公作《文章九命》，每讀《卮言》，輒為掩卷太息，於戲! 寧獨丈夫然哉?”[35]胡應麟從歷代女詩人之厄運的角度補充“文章九命”之說：不獨男子如此，女子也是如此，可見此說具有普遍性。明沈長卿雲：“王元美戲為《文章九命》，傷才士數奇也……予謂‘十命’當分‘天刑’、‘人禍’兩則。綺語誣誑者，遭陰殛之報，天刑之； 憤世怨懟者，羅陽網之報，人禍之。然平坦之腸，必無警句。光塵之品，寧有奇文? 即欲抑其才以自韜而不能，此數奇之由也。若曰：享名太過，銷折其福，依然忌者之口也。更有說焉，文入於妙，不必更作他業,即此已為世所深恨。猶入宮之女，豈嘗詈諸嬪嬙，而反唇側目者趾相接也。”[36] 此則是對王世貞“文章九命”之補充，以之分為“天刑”、“人禍”兩種，謂文人之“數奇”，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