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順便也就"是(sein)"和"存在(Sein)"的翻譯問題發表點個人意見。這事情現在弄得很大,幾成一個熱門話題。我個人仍舊同意嘉映兄的處理:把系動詞的sein譯成"是"或者"存在",把名詞的dasSein和das Seiende譯成"存在"和"存在者"。有的學者一直在呼籲把sein和Sein統一譯為"是",並且進而主張把Ontologie譯為"是論"。理由有多個,但歸結起來,似乎主要還是因為:西文中的系動詞sein與名詞Sein是有語法上的聯系的,如希臘文on就是系詞不定式einai的分詞形式之一。若以漢語的"存在"譯希臘文名詞on,就難以傳達這種語法聯系,所以應該統一譯作"是"。這固然是有理有據的。不過,對此我仍有如下兩個疑問:其一,這些在字面上統一的譯名(系詞"是"、名詞"是"和"是者",以及學科名"是論"),是不是就表現了西文中相應詞語之間的語法(形式)聯系呢?其二,追求相關譯名在字形上的一致性,這當然是應該的,但我們也必須看到,即使在希臘文中,系詞不定式einai與名詞on也不是同一個字形,甚至不是相近的字形,何以我們在中文翻譯中一定要強求統一呢?漢語詞類之間沒有明晰的語法形式聯系和相應的轉換關系,詞類的區分更多地依賴於當下語境的構成功能。這一點不能不察,否則我們就只能削足適履了。

另外還有譯文語感的問題。嘉映兄在"附錄一"中提供了一個極好的說明。他問:我們能把Das Ontologisch-sein des Daseins ist......這樣一個句子譯作"此是之是論之是是......"嗎?(參看新版,第495頁)一般研究者也許會壯著膽子同意此類神仙譯法,但翻譯者往往會於心不忍的。對於翻譯者來說,怎麽好意思這樣譯,這樣一種感覺實在是一個觸及到良心深處的問題了。

至於Sorge、Besorgen、Fürsorgen等一組詞語的譯名,紹興會議上的多數人也認為不如不改,還是原先的"煩"、"煩忙"、"煩神"好聽。"人生在世,無非一煩"。這個意思就很好。現在如果改說成"人生在世,無非一操(心)",就沒有什麽味兒了。

嘉映兄的理由有幾個,大家可以參看他在新版"附錄一"中做的譯名討論。"煩"這個譯名是熊偉先生提供的,"煩忙"和"煩神"則是嘉映兄從熊譯中發展出來的。嘉映兄也承認了熊譯的妙處。但他接著又寫道:從學理上面講,把Sorge譯成為"煩"是有疑問的,因為此譯具有佛教背景,而佛教是從否定的角度來看待煩惱的;在這一點上,海德格爾的用意幾乎與煩惱相反。嘉映兄由此斷言:把Sorge譯成"煩",就有點把中國思想中對"心學"的註重強加給海德格爾的嫌疑了(參看新版,第503頁)。這大抵是嘉映兄要把"煩"改譯為"操心"的基本理由。但我以為,恰恰他這個理由是值得商榷的。

其一,所謂"煩"、"煩忙"和"煩神"固然有佛教味道,但我們也可能不做過度聯想,仍舊在日常生存面上來設想這個"煩"。無論是世內事物還是人際事務,都是讓人"煩"的;人就是喜歡"煩",不"煩"還不成,不讓"煩"人還不樂意。"煩"是人的一種"常態"。這有什麽不好的?其二,退一步講,我們可以承認"煩"是消極的、否定的,而且我們也知道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努力把這個sorge說成"中性的",但在他那裏,什麽不是"中性的"呢?甚至庸庸碌碌的"常人(das Man)"、往下掉的"沈淪(verfallen)",在他說來,我們也都要把它們當作"中性的"詞語來了解。這是因為海德格爾做的是一種生存論存在學的分析,而不是要做道德學上的判斷。所以,對於海德格爾的詞匯,我們還不可簡單地以積極與消極的標準來加以評判。再說了,"煩(sorge)"還與"畏(angst)"聯系在一起,你可以把後者解作"大無畏",但其"消極"特性終不可免除。海德格爾在包括《存在與時間》的前期哲學中透露出來一種整體的"陰沈"感,"死"呀"無"呀的,向來為人們所擔心,你總不能把諸如此類貌似"消極的"詞語統統改成"中性的"吧?

最後來說說"領會"。嘉映兄曾有意把它改譯為"理解"。理由也是簡單明了:我們在解釋學(又譯"詮釋學")著作的漢譯中已經習慣於把Verstehen譯為"理解",但何以一到海德格爾那裏就變成了"領會"呢?按理說,海德格爾是現代解釋學哲學中特別重要的一環,《存在與時間》本來就是一部解釋學經典。反對這種改動的同志認為,"存在之理解"聽起來總沒有"存在之領會"或者"存在之領悟"優美。不過,多數人以為翻譯中有時候是不得不放棄"優美"的。我們現在看到,嘉映兄在新版中並沒有實現他原來的打算,仍舊保留了"領會"這個譯名--是不是終於不願犧牲"優美"了?

但問題依舊存在:若我們來寫一部解釋學史,講到施萊爾馬赫、狄爾泰時用"理解",而到海德格爾就用"領會",接著講伽達默爾又用"理解",這叫什麽道理?所以我是完全理解嘉映兄的苦處的。就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來說,"領會"或"領悟"確實要比"理解"貼切,這時候,譯者要不要向通行的譯法低頭,要不要傷害譯名的統一性原則,無疑是一次非同小可的抉擇。

類似的情形是相當普遍的,這裏只附帶提一下dasein和existenz兩個術語的漢譯。這兩個詞的重要性自不待言,譯成漢語時卻難以維持譯名的統一性和一貫性。嘉映兄把dasein譯為"此在",我是一向支持著的;他進一步說,我們同樣可以把康德和黑格爾那裏的dasein(已有"定在"、"限有"、"存在"等譯法)統一譯成"此在",這個想法也甚合我意。只說說這個existenz吧。我們通常譯之為"存在"、"實存"等,嘉映兄在譯本中把它譯為"生存"(因為海德格爾以此詞特指人的存在),並且說是不得已而為之,"讓原則受了委屈"。不過,我倒是覺得可以推廣"實存"一譯,無論是康德、黑格爾的existenz,還是海德格爾、薩特爾的existenz,我們一概可以處理為"實存"。至於到底是事物"實存",還是上帝"實存",還是人"實存"("實際生存"),就可以因人、因文而異做不同解釋了。但這種解釋是翻譯之外或者翻譯之後的工作,翻譯的首要考慮仍是字面--按嘉映兄的美妙說法,是要"守護字面"。這個意見我也在別處說過,這裏可不贅言。

譯事之難,譯無止境,嗚呼!

 

二○○一年十月一日記於西子湖畔求是村寓所 

(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陳嘉映、王慶節譯,熊偉校,三聯書店一九八七年版,4.20元;《存在與時間》(修訂譯本),陳嘉映修訂,三聯書店一九九九年版,26.80元)(愛思想網站 2011-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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