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順便也就"是(sein)"和"存在(Sein)"的翻譯問題發表點個人意見。這事情現在弄得很大，幾成一個熱門話題。我個人仍舊同意嘉映兄的處理：把系動詞的sein譯成"是"或者"存在"，把名詞的dasSein和das Seiende譯成"存在"和"存在者"。有的學者一直在呼籲把sein和Sein統一譯為"是"，並且進而主張把Ontologie譯為"是論"。理由有多個，但歸結起來，似乎主要還是因為：西文中的系動詞sein與名詞Sein是有語法上的聯系的，如希臘文on就是系詞不定式einai的分詞形式之一。若以漢語的"存在"譯希臘文名詞on，就難以傳達這種語法聯系，所以應該統一譯作"是"。這固然是有理有據的。不過，對此我仍有如下兩個疑問：其一，這些在字面上統一的譯名(系詞"是"、名詞"是"和"是者"，以及學科名"是論")，是不是就表現了西文中相應詞語之間的語法(形式)聯系呢？其二，追求相關譯名在字形上的一致性，這當然是應該的，但我們也必須看到，即使在希臘文中，系詞不定式einai與名詞on也不是同一個字形，甚至不是相近的字形，何以我們在中文翻譯中一定要強求統一呢？漢語詞類之間沒有明晰的語法形式聯系和相應的轉換關系，詞類的區分更多地依賴於當下語境的構成功能。這一點不能不察，否則我們就只能削足適履了。

另外還有譯文語感的問題。嘉映兄在"附錄一"中提供了一個極好的說明。他問：我們能把Das Ontologisch－sein des Daseins ist......這樣一個句子譯作"此是之是論之是是......"嗎？(參看新版，第495頁)一般研究者也許會壯著膽子同意此類神仙譯法，但翻譯者往往會於心不忍的。對於翻譯者來說，怎麽好意思這樣譯，這樣一種感覺實在是一個觸及到良心深處的問題了。

至於Sorge、Besorgen、Fürsorgen等一組詞語的譯名，紹興會議上的多數人也認為不如不改，還是原先的"煩"、"煩忙"、"煩神"好聽。"人生在世，無非一煩"。這個意思就很好。現在如果改說成"人生在世，無非一操(心)"，就沒有什麽味兒了。

嘉映兄的理由有幾個，大家可以參看他在新版"附錄一"中做的譯名討論。"煩"這個譯名是熊偉先生提供的，"煩忙"和"煩神"則是嘉映兄從熊譯中發展出來的。嘉映兄也承認了熊譯的妙處。但他接著又寫道：從學理上面講，把Sorge譯成為"煩"是有疑問的，因為此譯具有佛教背景，而佛教是從否定的角度來看待煩惱的；在這一點上，海德格爾的用意幾乎與煩惱相反。嘉映兄由此斷言：把Sorge譯成"煩"，就有點把中國思想中對"心學"的註重強加給海德格爾的嫌疑了(參看新版，第503頁)。這大抵是嘉映兄要把"煩"改譯為"操心"的基本理由。但我以為，恰恰他這個理由是值得商榷的。

其一，所謂"煩"、"煩忙"和"煩神"固然有佛教味道，但我們也可能不做過度聯想，仍舊在日常生存面上來設想這個"煩"。無論是世內事物還是人際事務，都是讓人"煩"的；人就是喜歡"煩"，不"煩"還不成，不讓"煩"人還不樂意。"煩"是人的一種"常態"。這有什麽不好的？其二，退一步講，我們可以承認"煩"是消極的、否定的，而且我們也知道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努力把這個sorge說成"中性的"，但在他那裏，什麽不是"中性的"呢？甚至庸庸碌碌的"常人(das Man)"、往下掉的"沈淪(verfallen)"，在他說來，我們也都要把它們當作"中性的"詞語來了解。這是因為海德格爾做的是一種生存論存在學的分析，而不是要做道德學上的判斷。所以，對於海德格爾的詞匯，我們還不可簡單地以積極與消極的標準來加以評判。再說了，"煩(sorge)"還與"畏(angst)"聯系在一起，你可以把後者解作"大無畏"，但其"消極"特性終不可免除。海德格爾在包括《存在與時間》的前期哲學中透露出來一種整體的"陰沈"感，"死"呀"無"呀的，向來為人們所擔心，你總不能把諸如此類貌似"消極的"詞語統統改成"中性的"吧？

最後來說說"領會"。嘉映兄曾有意把它改譯為"理解"。理由也是簡單明了：我們在解釋學(又譯"詮釋學")著作的漢譯中已經習慣於把Verstehen譯為"理解"，但何以一到海德格爾那裏就變成了"領會"呢？按理說，海德格爾是現代解釋學哲學中特別重要的一環，《存在與時間》本來就是一部解釋學經典。反對這種改動的同志認為，"存在之理解"聽起來總沒有"存在之領會"或者"存在之領悟"優美。不過，多數人以為翻譯中有時候是不得不放棄"優美"的。我們現在看到，嘉映兄在新版中並沒有實現他原來的打算，仍舊保留了"領會"這個譯名--是不是終於不願犧牲"優美"了？

但問題依舊存在：若我們來寫一部解釋學史，講到施萊爾馬赫、狄爾泰時用"理解"，而到海德格爾就用"領會"，接著講伽達默爾又用"理解"，這叫什麽道理？所以我是完全理解嘉映兄的苦處的。就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來說，"領會"或"領悟"確實要比"理解"貼切，這時候，譯者要不要向通行的譯法低頭，要不要傷害譯名的統一性原則，無疑是一次非同小可的抉擇。

類似的情形是相當普遍的，這裏只附帶提一下dasein和existenz兩個術語的漢譯。這兩個詞的重要性自不待言，譯成漢語時卻難以維持譯名的統一性和一貫性。嘉映兄把dasein譯為"此在"，我是一向支持著的；他進一步說，我們同樣可以把康德和黑格爾那裏的dasein(已有"定在"、"限有"、"存在"等譯法)統一譯成"此在"，這個想法也甚合我意。只說說這個existenz吧。我們通常譯之為"存在"、"實存"等，嘉映兄在譯本中把它譯為"生存"(因為海德格爾以此詞特指人的存在)，並且說是不得已而為之，"讓原則受了委屈"。不過，我倒是覺得可以推廣"實存"一譯，無論是康德、黑格爾的existenz，還是海德格爾、薩特爾的existenz，我們一概可以處理為"實存"。至於到底是事物"實存"，還是上帝"實存"，還是人"實存"("實際生存")，就可以因人、因文而異做不同解釋了。但這種解釋是翻譯之外或者翻譯之後的工作，翻譯的首要考慮仍是字面--按嘉映兄的美妙說法，是要"守護字面"。這個意見我也在別處說過，這裏可不贅言。

譯事之難，譯無止境，嗚呼！

二○○一年十月一日記於西子湖畔求是村寓所 

(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陳嘉映、王慶節譯，熊偉校，三聯書店一九八七年版，4.20元；《存在與時間》(修訂譯本)，陳嘉映修訂，三聯書店一九九九年版，26.80元)（愛思想網站 2011-1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