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個體記憶與集體記憶的共謀關系

我們可以從布迪厄的解放社會學那裏得到啟示：個體記憶與集體記憶之間的關聯可能是共謀的。

在布迪厄等看來，社會學的解放性和慈悲性在於，“使那種未被闡述、倍受壓抑的話語昭然若揭……協助被訪者發現和表述他們生活中所存在的慘痛的悲劇或日常的不幸背後所潛藏的規律，幫助他們擺脫這些外在現實的禁錮和襲擾，驅散外在現實對他們的內在占有，克服以‘異已’的怪獸面目出現的外在現實對人們自身存在之中的創造力的剝奪”(布迪厄、華康德，1998：263－278)。…

5、記憶微光的倫理學意義

記憶微光的提出，亦可以使我們反思對記憶研究的一貫的政治學解讀，記憶的倫理學得到強調，即從理解自身人手，有一些呈現為心智的活動，抑或情感的表達。在細化和深化記憶微光的時候，我們可以從這個路徑人手，如同柏格森以不同於塗爾幹的方式去認識圖騰制度一樣。

我們認為，隱隱的記憶微光揭示了可能被遮蔽的痛苦或感受。如同方惠容研究中“無事件境”下的那些西村婦女的生活痛楚，知青ZSS並沒有作為主要事件表述的個人病痛，以及普魯斯特對“小瑪德萊娜”點心茶的奇跡般感受等等。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記憶微光是射進來的一束光，是認識世界的一條線索。…

(三)社會學範式之外的啟示

心理學研究的記憶問題給社會學的記憶研究帶來了直接的啟示，恰如哈布瓦赫對心理學記憶研究的體悟。有關記憶問題，不僅存在心理學研究傳統、哲學思辨傳統等，文學也有其思考。當然，文學領域內關於記憶的體察大多體現在作家們的小說中，其之細碎足夠稱得上“微光”，其細微更可能被認為瑣碎，不過，其對現實的洞察是不容忽視的。也就是說，面對記憶這一人類共同的體驗(經驗)，其他學科，包括文學的理論洞見甚至感悟，不應該排除在社會學研究素材的之外。

社會學文本的固定格式往往局限了研究者和閱讀者的視野。…

摘要：本文立足干哈布瓦赫傳統下的集體記憶研究範式，重點反思社會記憶的權力觀和社會決定論問題，並試圖將研究重心轉移到對個體記憶的關注上。在此，遭遇到記憶的微光，它多存在於個體記憶之中，往往出現在個體記憶與集體記憶的縫隙之間，一般而言，是社會決定論與能動個體之間碰撞的產物。記憶的微光之於強勢的社會記憶研究範式，其力量之微弱甚至暫時不能構成一種獨立的記憶類型，但它描摹了另一種記憶的存在狀態，提示著被忽視的現實洞察。

就是有那麽一些經歷，它們是無法交流和無法傳達的。我們雖然能將它們加以互相比較，但只能從外部進行比較。從一定經驗自身來看，它們件件都是一次性的……原始經歷知識的不可交流性，卻是無法超越的。 ——賴因哈特·科澤勒克(轉引自阿斯曼，2007：7)…

(二)權力觀照下的社會記憶研究

1、社會記憶研究的權力觀

關於社會記憶研究，台灣學界的傳統大多圍繞著“族群”展開，因此，這一脈研究明顯帶有政治身份色彩，如王明珂等的一些研究。大陸的社會記憶研究，基本上也拷貝了這樣一種模式，即做社會記憶的研究者往往將記憶的政治問題置於核心地位，研究者關註的問題主要有：歷史與記憶之間的聯系、記憶的選擇與組織、傳授歷史和保存記憶、“記憶的責任”問題： 記憶為誰服務等等。這些主要問題中包含了一個基礎而核心的問題，即記憶中的權力問題。因此，關於記憶的權力範式是最需重提和反思的範式。…

(四)個體策略的作用

在談到知青一紅衛兵經歷的時候，知青ZSS具有非常清醒的意識，即意識到自己講的內容可能不客觀，並指出，幾乎所有的人都站在自己的角度給自己正名。

ZSS：等你聽幾百個人談文化大革命的事，你才能得到比較客觀的結論，要不每個人都從自己的角度來看文化大革命。 也許當時不是這樣的，其實當時也許就是覺得該“破四舊”，現在看來都認為自己受壓。…

三、有關記憶微光的解釋

(一)“記憶微光”的提出

在關註宏大歷史與個人遭遇的記憶研究思路中， 我們可以看見記憶的微光，它或存在於集體記憶之外，或與集體記憶交織在一起而不被註意，如個人的病痛記憶。在知青記憶研究中，知青ZSS對於下鄉經歷中的個人病痛的記憶栩栩如生。問題是，這些記憶並沒有單獨出現，而是與能夠引起關註的某類事件關聯在一起，如在談到是否能“回鄉”看看的時候，ZSS講到了自己的病痛障礙。…

2、權力觀的繼續：一種對立視角的批判

(1)民間記憶與官方記憶對立的虛假成分。在權力觀下，存在著民間記憶與官方記憶的對抗性視角，在一些情況下，其表現為大眾和精英的區分，筆者認為這樣的對抗或者區分有時候是虛假的。在做知青記憶研究的時候， 當提到“青春無悔”是知青的一個主流記憶模式時，很多人會提出這樣的問題，這是否是一個知青中的精英記憶模式?我們認為，這樣的提問方式，事實上，也是在覆制精英與民眾(抑或所謂國家視野和民間視野)的對立立場。

可以看到，這樣的區分明顯受到所謂“常人視角”的影響。例如，口述史研究者往往認為他／她是站在了底層民眾的立場上，…

2.結語

這些節奏上的字詞與結構復沓和內部旋律的使用上，其實都保留了詩經、樂府詩、古詩十九首中將字詞進行復沓的現象。換言之，其都具備了「民歌」的性質，如此一來我們可以歸納分析出吳晟的詩作因為其大量使用疊字詞與結構復沓的關係，使其產生如民歌的效果，於是便讓音樂人更感興趣譜成現代民歌，如須文蔚教授所說：

詩與歌會不斷的拌嘴下去，因為詩與音樂的內在都不斷變化中，在散文化的語言環境中，未來的詩人或許可以追求新的韻律，也或許走向更為前衛的音樂聲調中。22 而這也就是吳晟的詩作為何有其積極入樂的條件了。

四、結語…

在都市隨地可見的電線桿卻成了伸入農村掠奪的大爪，電線桿所帶給鄉人的電卻掩蓋了農村恬淡的星光和月亮。詩中「探入」、「叫囂」、「押」等動態的字詞，以擬人化寫出了現代化對於農村的衝擊。「路」，原本應該是一種溝通、趨前的意象，但是當它成為「現代」和「吾鄉」的溝通者時，「進步」就失去了想當然耳的觀念，而成為「反思」的符號：「一一引向吾鄉的公墓」，吾鄉的路，是否是一條「末路」？現代化文明的進入改變了吾鄉人們的價值觀，在這方面，吳晟在〈入夜之後〉就有適切的描寫：

入夜之後，遠方城市的萬次燈火

便一一亮起

亮起萬千魅惑的姿態…

1

一、前言

 從《泥土》到《吾鄉印象》，被譽為「農村詩人」的吳晟以自己獨有的筆調寫下一首首「農村詩」，他曾說：「私底下有人向我悄悄探問，那些風起雲湧的結社造勢，怎麼不見我蹤影。……

我坦然相告，……我既無主義也無派別，只有靠雙腳踩踏田地，靠雙手握住農具。……如果必須探究我的詩作有什麼鮮明的意識，我只知每一份詩情，都是連接臺灣島嶼每一寸土地。」…

戴錦華：對這個問題我很矛盾，一方面，我認為所有加前綴稱謂的都帶有某種歧視性：青年作家、少數民族作家、女性作家，這意味著他們是某種弱勢群體。似乎我們應該給他們一些更寬容的標準，不能用統一的標準衡量他們。事實上，就女作家而言，古往今來，有太多的女人是她們自己時代最優秀的作家，無需前綴。我自己也一向反對文學藝術上的雙重標準。這算是我的文學藝術立場吧。但換一個角度，我也始終讚成女性文學的命名。感謝你舉了米蘭·昆德拉的例子，他也是我喜愛的作家——因為他的睿智和幽默。但是我一向不喜歡昆德拉塑造的女性角色。…

——解構女性主義悖論

對話嘉賓：戴錦華：北京大學教授、北京大學電影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高興：《世界文學》主編、翻譯家

作為性別研究、女性文學研究專家，電影與文化研究學者，戴錦華一直有著超高的人氣。她還是新時期中國女性主義文化思潮的先驅和推動者，因而有“中國的蘇珊·桑塔格”之美譽。其智慧與鋒芒已成學界“傳奇”。…

五

有一種關於譯經的俗見，拖了中文舊譯的後腿：寧肯犧牲閱讀的順暢，也不要“以辭害義”。

此話乍一聽似乎有理。經書乃先知聖人傳世的啟示，套用中世紀猶太密宗（Kabbalah）學說，便是一筆一畫，每一個字母，都蘊涵著上帝創世的無窮奧秘，怎好意譯、變通或有所取舍呢？然而以西文經典譯本的實踐觀之，稍加比較，這密宗式的教條就行不通了。嚴格的直譯，須是“遣詞用字”“準確劃一”（呂振中牧師語），詞序與句式盡量照搬。但那是機器的活計，“準確”得讓人哭笑不得——盡管翻譯軟件日新月異，目前還沒法拿來譯經。…

我現在很難再重新建立“你們男人”“我們女人”的敘述模式，因為“我們女人”自身碎裂了

 你們可能會註意到，除了《簡·愛》的對話，或者包括《簡·愛》的對話當中，我近年來很少單獨去處理性別議題，或者熱衷於出席性別研究或者是女性主義研究這樣的會議。我也很久沒有以性別為單一議題撰寫我的學術論文或者學術著作。原因是我難於回答這個問題。因為幾個面向，一個面向是我個人認為我最近一直在對自己說，是時候了，該再一次地站在性別的議題當中，用女性主義者的身份去言說或者回應。但是我一再猶豫，一再延宕這個時間，是因為很多的原因，或者因為很多的層面。而這些原因就是說，也就是孫柏提出的這個問題和我不能回答這個問題的所在。…

我們今天回到那個歷史的節點上，其實是為了讓大家重新獲得那個歷史的感知和體認。35年前還沒有人去討論《簡·愛》是不是一部女性主義著作。35年前，大家認為《簡·愛》就是哥特羅曼斯，這是一種評價。今天有更刻薄的評價，說那不就是瑪麗蘇的開山之作麽?還有人說那不就是“霸道總裁愛上我”嘛!嚴肅的說法：《簡·愛》是歐洲文學史上第一部現代主義小說，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奠基之作。盡管有這樣高的評價或者那樣低的評價，它在那之前完全沒有被從女性、女性的生命、女性的生命體驗、女性在特定的歷史結構當中所可能產生的表達方式來解讀。…

 摘編自戴錦華6月6日在雨楓書館·百盛館的講座，和孫柏談《那些膽敢握筆的女人——“閣樓上的瘋女人”與性別意識》，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我為什麽會變成一個女性主義者…

不僅如此，在公元前330年的這次公共訴訟中，作為起訴方的埃斯基尼斯似乎也深受德謨斯提尼所建構的“事實”模式的影響。哈裏斯驚訝地發現，在起訴演說《訴科忒西豐》中，埃斯基尼斯關於腓羅克拉底和約責任問題的表述竟然與德謨斯提尼《使團辭》(公元前343年)中的模式相同，都試圖表明自己在制訂和約期間並未損害雅典盟邦，而是承擔了雅典對希臘人所負的責任，維護了其他城邦的利益。(74)這與前文所述德謨斯提尼將弗基斯因和約而致滅亡的事實歸咎於埃斯基尼斯如出一轍。可以想見，當雅典民眾普遍運用德謨斯提尼所建構的模式來認識和判斷政治事務的時候，作為德謨斯提尼政敵的埃斯基尼斯也只得服從於這一“事實”模式。…

對於德謨斯提尼所呈現的這種模式，現代學者已經意識到它所產生的誤導作用。例如，哈裏斯曾明確指出，德謨斯提尼的說法會造成我們認識上的盲區，使我們過於簡單地理解馬其頓取得希臘統治權的原因；實際情況比德謨斯提尼的說法遠為覆雜，並非所有親馬其頓派都是被腓力二世賄賂收買的政治家，而腓力二世其實也從未表現出真要摧毀雅典的意圖。(61)無論現代學者對當時歷史事實的推斷是否準確，或者現代學者對德謨斯提尼的批評是否公允，我們都不妨認為，德謨斯提尼所呈現的模式是他在某種程度上對政治“事實”進行建構的結果。這種建構的目的則在於影響當時雅典民眾的政治認知，引導民眾按照這種兩極化的模式對各位政治家的主張和立場進行歸類，而“忠實於民眾”還是“忠實於暴君(指腓力二世)”之類具有明顯道德與意識形態色彩的評價標準又很容易使民眾在兩極對立中選擇一方，摒棄另一方。…

三、模式化的“事實”呈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