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德謨斯提尼所呈現的這種模式，現代學者已經意識到它所產生的誤導作用。例如，哈裏斯曾明確指出，德謨斯提尼的說法會造成我們認識上的盲區，使我們過於簡單地理解馬其頓取得希臘統治權的原因；實際情況比德謨斯提尼的說法遠為覆雜，並非所有親馬其頓派都是被腓力二世賄賂收買的政治家，而腓力二世其實也從未表現出真要摧毀雅典的意圖。(61)無論現代學者對當時歷史事實的推斷是否準確，或者現代學者對德謨斯提尼的批評是否公允，我們都不妨認為，德謨斯提尼所呈現的模式是他在某種程度上對政治“事實”進行建構的結果。這種建構的目的則在於影響當時雅典民眾的政治認知，引導民眾按照這種兩極化的模式對各位政治家的主張和立場進行歸類，而“忠實於民眾”還是“忠實於暴君(指腓力二世)”之類具有明顯道德與意識形態色彩的評價標準又很容易使民眾在兩極對立中選擇一方，摒棄另一方。

同時，德謨斯提尼還特別強調了民眾的認知能力在這種選擇中所應發揮的作用。在《使團辭》中敘述奧林圖斯的事例時，他就曾指出：面對受賄的政治家，奧林圖斯民眾“由於愚蠢”(di’abelterian)而相信他們的欺騙；(62)相反，雅典民眾則“應該是明智的”(eu phronein deitous pollous)。(63)他以此提醒雅典民眾，要“明智”(eu phronein)地認識政治事務，便不能相信受賄者。在《第三篇反腓力辭》中，德謨斯提尼則進一步指出，對受賄者的信任將給民眾認識政治事務的能力造成巨大損害：民眾最終屈從於自己的結局，不是因為他們的“漠不關心”(agonian)，而是由於他們認為(enomizon)自己比所有人都軟弱。(64)這是更加深刻的提醒，在他看來，民眾如果相信受賄者，就會完全喪失正確認識政治事務和認識自我的能力，這比“漠不關心”遠為嚴重。於是，德謨斯提尼將“受賄”主題與政治家對政治事務的呈現以及民眾對政治事務的認知緊密聯系起來，他在攻擊政敵受賄的同時，更是借助“受賄”主題來反駁政敵所呈現的政治事務，讓民眾接受他自己所建構的“事實”。

四、余論

綜前所述，在民主制的雅典，演說對民眾政治認知的影響是在一個動態過程中，借助對民眾集體記憶的訴求與建構，並通過對政治“事實”的模式化呈現而逐步實現的。

 德謨斯提尼和埃斯基尼斯圍繞腓羅克拉底和約所進行的訴訟演說為我們提供了典型的分析案例，展現出本文所謂從公民大會演說到政治家的“述職審查”這一動態過程的具體運作方式。它在演說中的直接體現是演說者對之前演說場景的不斷回顧。公民大會作為雅典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決策機構，實際上也就是民眾獲取政治信息、形成政治認知並使認知結果以法令形式影響政治現實的主要場所。因此，公民大會演說的內容及其場景便自然成為最常見的回顧對象。

 這種回顧不僅出現在本文分析的訴訟演說當中，也同樣運用於公民大會演說。例如，德謨斯提尼在其公民大會演說辭《第三篇奧林圖斯辭》(Olynthiac Ⅲ)中就曾要求聽眾回憶(hupomnēsai)三四年前的一次公民大會場景，當時發布了關於腓力二世的哪些消息，“你們”是如何通過法令，結果又是因為什麽消息而錯失了抵抗腓力二世的機會的。(65)在《第二篇反腓力辭》中，德謨斯提尼要求傳喚參與制定腓羅克拉底和約的其他使節，並且向聽眾指出，“你們記得”(mnēmoneuete)這些人曾經在公民大會中向民眾提供的腓力二世的欺騙性許諾，同時，德謨斯提尼還聲明自己重提此事的目的是告訴聽眾事實真相(talēthē)，讓雅典人今後不再遭受腓力二世的侵害。(66)在另一篇公民大會演說辭《論和平》中，德謨斯提尼也曾向聽眾強調，“你們記得”(mnēmoneuete)，在雅典民眾為虛假的希望所欺騙而放棄弗基斯時，他本人並未參與欺騙，甚至不曾保持沈默，而是“預先向你們提出警告”。(67)他在這裏指出，記得(mnēmoneusantas)他之前的公民大會演說是為了讓聽眾更好地評判他現在的演說。(68)這顯然意味著，成功地說服並不是通過某一次演說而單獨實現的，相反，正是在一個不斷回顧和再現之前的演說內容與演說場景的持續過程中，政治家才能逐步呈現政治事務、闡述政策和說服民眾。經由這一動態過程，德謨斯提尼成為一位成功的說服者，雅典民眾最終認可了他的反馬其頓政策。德謨斯提尼在《金冠辭》中自信地指出，雅典與忒拜的反馬其頓同盟在喀羅尼亞戰役中失敗之後，他本人雖然作為主戰派政治領袖經歷了多次公共訴訟的審判，但是均判無罪，這足以證明其政治行為的正確以及民眾對其政策的讚成。(69)

 民眾對反馬其頓政策的廣泛認可，必然是建立在他們全面接受德謨斯提尼所呈現的政治“事實”的認知基礎之上的。這種“事實”呈現的完整形式由於受到腓羅克拉底和約的影響而得以形成。在和約之前的演說中，德謨斯提尼主要強調了腓力二世與雅典以及其他希臘城邦之間的敵對關系，到和約之後，則進一步增加了“受賄”主題，著重指出腓力二世通過賄賂來實現自己的侵略目的，希臘各城邦中的許多政治家為其收買，欺騙民眾，助長了腓力的勢力和野心。這樣便構成了“受賄者”與忠誠於雅典和希臘的政治家之間的對立關系，在此兩極模式中，德謨斯提尼將埃斯基尼斯等政敵在腓羅克拉底和約中的表現塑造為“受賄者”的典型，把雅典和其他希臘城邦的失敗以及腓力的強大歸咎於這些“受賄者”。

 然而，最初在公元前343年針對腓羅克拉底和約的訴訟中，這種模式的“事實”呈現似乎並沒有為民眾所接受。我們看到的《使團辭》如果的確是當時德謨斯提尼控告埃斯基尼斯時的起訴演說，那麽從訴訟結果來看，它實際是一篇失敗的演說辭。不過有必要指出，某次個別訴訟的審判結果是由多種覆雜的現實因素共同造成的，單純演說本身對其並不具有決定作用，但是在對民眾政治認知產生長期影響的方面，演說的作用卻可以逐漸顯現出來。在十余年後的訴訟演說《金冠辭》(公元前330年)中，德謨斯提尼依然以同樣地模式呈現政治事務，並將自己、政敵埃斯基尼斯和雅典民眾分別安排在他所建構的“事實”模式的相應位置上。他重申對埃斯基尼斯的攻擊，稱後者被腓力二世“收買”(misthoutai)，誘導“近鄰城邦同盟”發動對安菲薩(Amphissa)的戰爭。(70)德謨斯提尼還指出，當雅典人在聽從他本人的建議援助忒拜並取得成功之後，舉行慶祝活動，而埃斯基尼斯卻獨自在家，悶悶不樂。(71)在這些表述中，埃斯基尼斯依然被塑造為損害希臘的“受賄者”形象，並被排除於雅典民眾共同的責任、成功與榮譽之外，而德謨斯提尼則與民眾一起成為希臘的捍衛者。到《金冠辭》接近結尾的地方，德謨斯提尼再次譴責了其他希臘城邦中的“受賄者”，將腓力二世的強大與希臘人所受奴役歸咎於他們，並且將雅典民眾表現為這些人的對立面：“我們在警告，在號召，在闡釋最好的建議”(prolegontōn hēmōn kai parakalountōn kai didaskontōn ta beltista)。(72)尤尼斯認為，這裏的“我們”(hēmōn)是指德謨斯提尼和雅典民眾。(73)可見，德謨斯提尼試圖以此表明，自己與民眾共同承擔了對全體希臘人的責任，而政敵埃斯基尼斯則屬於“受賄者”之列，給希臘人帶來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