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模式化的“事實”呈現

 接下來需要考察的是，德謨斯提尼針對腓羅克拉底和約向民眾傳達了怎樣的“事實”。為此，我們首先有必要關註他的《第二篇反腓力辭》(PhilippicⅡ)，這是一篇公民大會演說辭，時間上應該屬於公元前344年，稍早於《使團辭》，也是德謨斯提尼演說辭中最早涉及腓羅克拉底和約的一篇。這篇演說辭明確指出所要反駁的觀點：有人對腓力二世的權力表示信任，認為腓力二世的軍事準備並非針對雅典，不會給雅典帶來危險。對此，德謨斯提尼強調自己的觀點是與之“對立”的(tanantia)，並且指出應該將腓力二世視為敵人，進而列舉腓力二世在制訂腓羅克拉底和約之後所攫取的利益：控制溫泉關和摧毀弗基斯。(38)總之，腓力二世的一切行動都是針對雅典的。(39)這些說法體現了德謨斯提尼所要表達的兩種對立關系，其一是馬其頓的腓力二世與雅典及其盟邦之間的敵對，其二則是德謨斯提尼本人與其他親馬其頓政治家之間的對立，而腓羅克拉底和約則成為集中反映這兩種對立關系的典型例證：腓力二世利用該和約欺騙雅典人，危害其利益，並摧毀其盟邦；親馬其頓的政治家又推波助瀾，促成和約的訂立，作為腓力二世的幫兇，共同損害雅典。關於前一種對立，德謨斯提尼給予的極力宣揚幾乎貫穿於其所有涉及馬其頓的演說辭之中，分別從道德、價值觀、政體和意識形態多種角度表述了腓力二世與雅典之間的對立。而德謨斯提尼與親馬其頓政治家之間的對立，則是從腓羅克拉底和約之後才逐步得到強化，《第二篇反腓力辭》反映了這一趨勢的開端。

 對此，這篇演說辭最值得註意的內容明確提出政治家的受賄行為(dōrodokia)。德謨斯提尼在演說的結尾部分嚴厲批評參與制訂腓羅克拉底和約的其他政治家們，指責他們使雅典人放棄了弗基斯和溫泉關，並使腓力二世掌控了通往阿提卡與伯羅奔尼撒的道路。他將這些政治家的行為解釋為他們在出使馬其頓期間收受了腓力二世的賄賂。(40)這裏，德謨斯提尼並未直指這些政治家的名字，但是我們不難看出他重點針對的是腓羅克拉底。(41)不久之後，腓羅克拉底逃亡，公元前343年，德謨斯提尼將矛頭轉向埃斯基尼斯，借助公共訴訟的機會，在《使團辭》中把後者塑造為受賄政治家的典型，給雅典民眾當作一個“範例”(paradeigma)。(42)《使團辭》第102—120節集中證明埃斯基尼斯被腓力二世收買。(43)其中，德謨斯提尼將埃斯基尼斯與腓力二世聯系起來，指出，由於“出賣自己和收取賄銀”，埃斯基尼斯在腓力二世面前是“高尚而正義的”，而在雅典民眾面前則是一個“背信棄義的使節和公民”，(44)是唯一一個讚成腓力二世加入“近鄰城邦同盟議事會”的雅典人。(45)

 德謨斯提尼不僅要證明埃斯基尼斯的受賄及其與腓力二世的同謀，更要闡釋受賄所造成的危害。在他看來，這種危害除了如《第二篇反腓力辭》中所指出的那樣，雅典人因放棄弗基斯和溫泉關而喪失自身利益；更重要的還在於，它妨礙了雅典人履行對所有希臘人所承擔的責任，並且加劇了希臘城邦之間互不團結的局面。德謨斯提尼指出，正是由於受賄，埃斯基尼斯才會在公元前346年埃拉菲博裏翁月19日的公民大會上阻止雅典人向任何其他希臘城邦提供援助，而當時正有其他希臘城邦的使節在場旁聽。(46)事實上，關於是否有使節在場的問題，德謨斯提尼與埃斯基尼斯各執一詞，而埃斯基尼斯所提供的更加令人信服的證據使我們傾向於認為德謨斯提尼“虛構”了使節在場的情節。(47)然而，在這裏我們更應關註這一“虛構”的修辭作用：德謨斯提尼正是用它來突出埃斯基尼斯的受賄者形象，並強化其惡劣影響。在《使團辭》中，他將雅典稱為“希臘人的保衛者”，(48)而通過使節在場的情節設置，他可以更加真切有力地表明，埃斯基尼斯的受賄行為使得雅典人在希臘人面前放棄履行自己所承擔的責任。

 按照這一思路，德謨斯提尼將雅典盟邦弗基斯的滅亡完全歸咎於埃斯基尼斯等政治家的受賄。他非常生動地描繪了弗基斯被滅亡之後的悲慘景象，並且指出，希臘世界中沒有比這更可怕的事情了，雅典曾經作為“希臘人的保衛者”決不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但是由於埃斯基尼斯等政治家，腓力二世卻有力造成如此嚴重的破壞。(49)事實上，這種說法很可能也是德謨斯提尼的某種“虛構”。他指控埃斯基尼斯導致弗基斯滅亡的理由是，後者欺騙雅典人將弗基斯排除於腓羅克拉底和平協定之外，從而使其喪失保護。但是，現代學者哈裏斯從當時雅典與弗基斯的關系進行推斷，指出弗基斯本來即不會被包括在和平協定之內，從而證明埃斯基尼斯並不對弗基斯的滅亡負有責任。(50)這樣，我們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德謨斯提尼試圖利用弗基斯滅亡的事件，通過指控埃斯基尼斯的受賄而為雅典民眾建構出一種政治“事實”的模式：腓力二世賄賂政治家以實現自己的目的；政治家則因為受賄而促成腓力二世的強大，並進一步造成希臘城邦之間彼此出賣，互不團結。

 因此，筆者認為，在德謨斯提尼這裏，“受賄”不只是他指控政敵的實際罪名或借口，(51)而更是用以呈現政治“事實”的重要修辭策略之一。在《使團辭》的後半部分，德謨斯提尼進一步強化“受賄”主題，將受賄的危害引申至整個希臘世界，將它比喻為希臘世界正在流行的一種“可怕的疾病”：希臘城邦中的政治家們出賣自由，招致奴役，並且把這種奴役稱作與腓力二世的友誼；其他希臘人非但不懲罰這些政治家，反而紛紛效尤。(52)在描述了這種“疾病”如何從貼薩利傳至伯羅奔尼撒及其在伯羅奔尼撒各城邦中肆虐的狀況以後，(53)德謨斯提尼特別將奧林圖斯為腓力二世所滅的事件作為一個“明顯而清晰的範例”詳加闡釋：奧林圖斯人曾經有力量抵禦強敵，但是，當政治家“開始受賄”，並且發展至“受賄行為成為強勢力量”的時候，奧林圖斯便被出賣給腓力二世。德謨斯提尼指出，這就是“受賄”所造成的“瘋狂”。(54)

 在之後不久(公元前341年)的公民大會演說《第三篇反腓力辭》(Philippic Ⅲ)中，德謨斯提尼以更加有力的表述重申這一“受賄”主題。德謨斯提尼明確指出，希臘人曾經追求自由，如今卻追求奴役，造成這種不幸的原因正是“受賄”。這裏，德謨斯提尼將受賄的政治家稱為“那些從企圖統治希臘的人手中獲取金錢的人們”，並且對他們予以強烈譴責，稱受賄者應該受到“最嚴厲的指控”，接受“最重的懲罰”。(55)然後，德謨斯提尼重覆了“疾病”的比喻(56)，又更為詳盡地列舉了其他希臘城邦因政治家的受賄而為腓力二世所奴役的事例，其中也包括《使團辭》中曾經論及的奧林圖斯。(57)在敘述這些事例的過程中，他有意突出受賄政治家與忠於城邦的政治家之間的對立，將前者稱為“為腓力進行演說的人”(58)，而將後者稱為“為民眾進行演說的人”和“為了最好的建議進行演說的人”(59)。德謨斯提尼用這一對立關系來表述主戰派和主和派的分歧，他解釋說：民眾之所以傾向於那些“為腓力進行演說的人”而不相信“為民眾進行演說的人”，因為前者倡導和平，後者卻主張與腓力二世進行戰爭。(60)這種表述方式將主戰派與主和派的分歧轉化為受賄者與忠誠於希臘的政治家之間的對立，把錯綜覆雜的政治局勢和政見差異簡化為非此即彼的兩極化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