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生的感知並非一成不變。它會在自己堅守的地方超越自己的界限。它是不可預見的，它指向的都是不確定的東西。它會被偶然所搖曳。當它將自己選出時，它的無常會與唯一的可能性相關聯。頭腦里的食指不停地侵入。我們期待著這種侵入，卻從未準備好接受這種侵入。這是自己產生的不安。一種機械般精確的不安。它知道它將和我們去向哪里。我們，只有我們對此一無所知。它是那個辮子邊走邊甩的小姑娘。我們是那個一直被拉在她身後亦步亦趨的小男孩。 …

我還在羅馬尼亞的時候，會有朋友，也有陌生人來訪。我生活在一個處在城市邊緣的由混凝土預制構件建成的住宅區里，整個住宅區傾向一邊，看上去灰蒙蒙的。他們想看我家鄉的那個村子。他們還告訴了我原因：他們讀過我寫的關於那個村子的文章。這個要求讓我很反感，因為我知道他們不是想看我家鄉的那個村子。他們想看的是那個村子里的“窪地”。他們想像訪問者一樣掃一眼，想親眼看到我筆下的那個村子究竟是什麽模樣。實際上，只有從有著頂尖山墻的構造相同的房屋之間逸出的光線照射到他們的面頰上，下午的那種空洞的喑啞的光線。這光線就如同這座村莊：對稱，以及滲透到最後一個角落里的平庸。於是，參觀者的眼神迷茫了。這幾條太寬又太直的街道上就會經常落下這樣的評論：這和我想的一點兒都不一樣。我就不得不再三地對他們解釋，對朋友的解釋和對陌生人的解釋一樣多。後來我便拒絕再帶著那些好奇的人來到這個村莊。我說，這個村子全都處在窪地上。可他們根本不相信我。…

聯邦總理至今在說出“右翼”這個詞時，一定不忘提及“左翼”。他知道，這次的事情與後者無關。恰恰是在左翼鬧事的時候制定了相應法律和條文，而且從那時起還堅持不懈地專門培訓了武裝警察。當年在布若克多夫或克羅伊茨貝格，這支部隊表現出令人驚訝的“勇於行動”。那時僅僅是街道被佔領或超市被點燃，如今活人被焚燒的時候，這些警察哪兒去了？

政治不再采取行動。在每天的各黨競爭之中，政治有時會遇到讓大家都坐蠟的事，這時政治會通過不同的路徑，跛行於所發生的事件之後。政治不是采取對抗右翼的措施，而僅僅是對右翼行為做出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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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忍不住要打個比方，前東德的人在統一後的處境與我相似：他們是說德語的德國人，但盡管如此卻不是西德人。在所有其他方面，比如履歷和社會學意義上他們也是外國人，來自東德的人在生活習慣上與波蘭人、捷克人、匈牙利人和羅馬尼亞人有更多的相似之處，而不是與西德人。東歐的政治體制之相似導致了那里街景和室內的雷同。這種體制有時無意地通過同樣的災難性的經濟政策，有時故意地通過相同結構的鎮壓機器，創造和遺留下了有著類似創傷和傷痕的人與事。

前東德人不是“二等德國人”，從外表看他們是德國人，然而腦子里卻還是東歐人。這不是要把他們從德意志民族中排除出去，這是事情的真相。但在一片排練出的求同的虛偽中這聽上去如同褻瀆。…

為什麽那些從政的人——對他們來說公開演講就像做決斷一樣，是他們職業的組成部分——總是關起門來閱讀？為什麽這些人不多讀點兒書，從而掌握哪些話能說，哪些話不能說的基本火候呢？為什麽他們今天在反新納粹的講話中所使用的語言，從美學意義上講與法西斯慣用的形象語言幾乎毫無二致呢？所有他們使用的形象比喻都與納粹慣用語如出一轍，醜陋不堪：

“挽起袖子來”，統一後曾這麽號召過，然後是“低谷”，先是“還沒有達到”，後來是“達到了”，卻看不到“上坡”的跡象，德國不再是“繁榮的國家”，現在“船上人滿為患”。總理在慶祝其當政十周年時還依舊說：“每個人都是鍛造自己幸福的鐵匠。”所有這些比喻聽了都讓人起雞皮疙瘩。…

能讓我安心的是對1968年出現的代溝作用的信任，我想終於一勞永逸地出現了重大轉折。大多數1968年後出生的人不會再背離當年的反省原則。那時兒女們考察自己的父母們是不是希特勒的幫兇和沈默者，許多人也找到了相應證據。他們提出了罪責問題，特別是個人罪責，我想在這個國家以後應該一直這樣做。

一位漢堡的兒科醫生告訴過我，恰恰是年輕的父母在送孩子住院治療時往往會說：“我不願意讓我的孩子與外國孩子住在一間病房里。”那位醫生說，這些父母的孩子經常是得了很重的病，可他們為孩子擔驚受怕的同時腦子里還有這麽一句話，而且他們一點兒都不羞於把它說出口。…

那位在蘋果樹下憤怒開罵的老婦人指的不是一個尋求避難者，她指的是所有尋求避難者。她怎麽能指一個人呢，那個小偷她又沒看見。她知道一個尋求避難者是沒有房子、沒有屋頂、沒有果樹的，因而他要她那破舊的木梯子是派不上任何用場的。但這並不妨礙她死守著自己的偏見。

這位本地人的指責和誹謗是籠統的，她知道她可以這麽做，因為她不需要為自己所說的提供證據。如果有一個陌生人偷了東西，那麽她就希望所有的陌生人都能從這個村子以及這個國家的所有地方消失。她只是很多人中的一份子，她的所作所為在這一帶屢見不鮮。只要有機會，她天天都誹謗陌生人。她更換談話對象，但談話主題永遠不變。這能讓她和她那個小村子保持活力。…

一個小時以後我走在他身旁，在“回家的路上”再次路過那個村子。那村子與西德上千個別的村子看上去沒有什麽兩樣：到處收拾得井井有條，就好像天上既沒颳過風、也沒下過雨、沒有一次霜凍或是酷暑損害過房屋的顏色似的。就好像時間僅僅在人們的臉上留下了痕跡，而對房屋卻高擡貴手了。與貧窮國家相比，這里的人也老得晚，而且老的方式也不同。我能夠想像，誰住在有桁架房屋、觀賞性灌木叢和晚秋植物的街上，是不願意聽貧窮這個詞的。上了年紀的人知道，戰後他們貧窮，人口也銳減了一半。因為他們知道，是希特勒挑起這場戰爭的。

他們打輸了這場戰爭，失去了房屋和家園，他們的民歌和習俗也被用來為這場戰爭服務。所以他們沒有權利抱怨。在希特勒以他們的名義蹂躪過的世界各地，人們視他們為怪物。他們拼命做苦工，為了逃避這滿目瘡痍的一切。…

在羅馬尼亞每個被說出的威脅都是羅馬尼亞語。一個國家使用的語言轉眼間就變成了官方語言。這麽看來德語在羅馬尼亞還算運氣不錯，比在東德走運，比在第三帝國也走運。我被迫看到，我生活過的那個國家的語言和我的母語，盡管二者觀察世界的角度如此不同，都可以成為兇手的語言。我也被迫看到，世界各處各國的所有語言都可以成為兇手的語言。我親身經歷了，這種事一旦開了頭，其進展會多麽神速。

彼此熟悉的人們在談話時也會談到德國的排外主義。他們會說：在別的國家也存在排外主義。是的，但我們生活在德國這里。還沒有一個這里的德國人對我說過：我不是這樣的人，而且你也認識很多別的不排外的人。…

這首詩囊括了很長時間的恐懼——詩中的貝蒂娜指的是貝蒂娜岱·阿尼姆——從下兩分鐘直到今後十年。許多人都有他們的詩。東歐人對抒情詩的熱愛不是什麽美好的神話，這種愛是從恐懼中產生的。貨真價實的實用抒情詩。這里沒有貶義，因為恐懼是一種可靠的標準。用話語來打情罵俏是徒勞的，恐懼完全能夠感覺到每個詞是如何被說出來的。真情與假意是水火不相容的。許多人都有他們的詩，他們會一段接一段地背誦，而且自己會沈醉於所背誦的詩。不信上帝的人這麽背詩時會讓人想到禱告。

恐懼這個詞兩種語言中都有：在我的母語中是一個音節，在羅馬尼亞語中是兩個音節：frica.…

那時我對柏林的朋友們說，為了能在這麽空蕩蕩的住房里生活，人的內心得特別堅強。 

我在羅馬尼亞的房間——即使我不在，安全局的主仆們也在那里進進出出——里的冰箱上多年貼著一首詩。這首詩是薩拉·基爾施在東德寫的，當我把它貼到冰箱上的時候，基爾施早已被從東德趕到西德去了。

今夜，一如往日

貝蒂娜，我們的心依舊孤寂

筆尖滑落信箋，為他們…

有一天報紙上登了一條消息：“下大雪時房主沒有義務掃雪和撒石頭子防滑。雪下得不那麽急時才需要拿起雪鏟和沙石桶。鑒於這一理由，紐倫堡-菲爾特地區法院在星期三公布的判例中駁回了一名過路人的賠償訴訟。這位婦女要求房主賠償5000馬克，因為她在大雪天摔倒在房主的房子前，股骨骨折。法官們卻認為，房主‘只有在所采取的措施能奏效，具體到這里是能起防滑作用時’，才有義務鏟雪和撒防滑石子。”

誰要是來自獨裁體制和一貧如洗的國家，他就很難想像這種對公正的追求。我讀這則消息時無意間覺得像模仿式的諷刺滑稽小品，然而我卻出於害怕笑了起來。就像我看到以下場面會害怕得笑起來一樣：有兩位老太太在柏林散步，她們要去人民公園，在路過某後排房屋的籬笆墻前她們站住了。在一片草地上有個小池塘，像扇門那麽大，上面遊著三隻鴨子。其中一位老太太說：那是人民公園的鴨子。另一位說：那我們得報告。…

人們經常聽到一種論點，有幸在西德出生和長大的人不應該進行批判。在以下情況下有關國家安全部的辯論就無法結束：只要受傷害者還在尋找他們那遭到竊用的生活，只要局外人還在對此進行思索，而且他們和受害者一樣擁有這種權利。誰每天了解世界各地的新聞，那他就無論如何每天都在做出評判。

在藝術方面也是如此。應該允許提出這樣的問題：一位藝術家是否生活在其作品的後果中？我們有理由期待他這樣做，就像我們期待其他人這樣做一樣。…

我的書在德國總會遇到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是：我什麽時候才能寫寫德國的事。另一個問題是：我為什麽要寫德國。第一個問題認為我看德國的角度不對，因為它與眾人習慣的角度不一致。那陌生的視角刺激了某些人，讓人嗅到一種非法的幹涉。第二個問題給我明確規定了寫作範圍：我從什麽地方來，就應該寫那里的人和事。在我的第二種較好的生活中，我雖然有權利啃一角德國麵包並咽下去，但我這張從前空著、現在塞滿了、但依然是陌生的嘴至少應做到食而不語。…

外交部長雖然說政治和政治家需要家鄉，實際上他卻是在應用地方主義，這種地方主義把昂納克歸入薩爾州。人們很難反駁金克爾的地方主義，金克爾在德國確實很有根基。盡管如此，為了談論家鄉，他還是要用航海方面的隱喻，這樣他的語言就滑向了失去家園的方向。航海的畫面給了他詩意的感動，因為他從來沒有無家可歸過。羅馬尼亞對這個國家剛剛發生在我眼前的事來說意味著更深含義。

德語是我的母語，但與這里的語言相比，它是我帶來的語言。在我學會它的地方，政治上隱喻的乏味是類似的。那里和這里一樣，這類詞匯同樣經過人為的過度牽強而不可避免地變得滑稽，從而詞不達意。雖然這樣還是有區別：那邊的意圖更陰暗，目標直指生活本身。…

在這家店里我一點機會都沒有，我做什麽都不對。因為我不是一個個人，而僅僅是引起他對糟糕往事回憶的契機。我是德國人生的，他說話的聲調讓我無法給予任何反駁。為了能承受這一切，我必須在腦子里想出點兒什麽，以證明受傷害者有權這樣做。我想到普里·莫萊維，腦子里想著他我總能再次走進那家店。然而每次去那兒買東西我都想帶上赫爾穆特·科爾，以便他不會再說：戰後的歷史已經結束了。科爾這麽說是想抹去戰爭受害者那不斷湧現的回憶。德國人沒有權利宣布戰爭造成的傷害已經結束。…

1970年烏韋·約翰遜在《試圖解釋一種心態：論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一類東德公民》的文章中寫道：

誰離開，不需要一種具體的當前政治原因，甚至不需要所有原因。他與東德斷絕了關係，他不再相信她的話，他不能再繼續和她過下去了，聽到她的聲音他就受不了，他對她不再信任，現狀不能再繼續下去了。所有這些說法都是人們用來描述私人關係解體時的狀況的。因為走的人完全清楚，用俗話說是他遺棄了她，就像一位太頤指氣使的新娘，有朝一日也該讓她嚐嚐受傷害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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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外國人在各種官方辦事機構先要公開自己的履歷，不是再次出於信任把履歷交付出去，也不是講述，而是公開。這與講述截然相反。鑒於公開之後或者能獲得機會，或者將失去機會，這種公開已經意味著置疑。我回憶自己在難民營度過的時光。新來的人得手里拿著一張紙穿過一扇扇門去辦手續，先去哪里後去哪里的順序是規定好了的。最初要進的兩扇門是聯邦情報局的辦事處，不，門上當然沒有這麽寫，門上寫著：測試機構a和測試機構b。手里那張紙叫檢驗單，這名字起碼還誠實。當時有的門上貼著紙條，上面寫著：我德語無懂。德國辦事員覺得這句語法不通的句子很滑稽，但又不允許他們明著說，所以他們就用這種辦法來表達。…

“……我必須承認，我當時確實想把埃里希·昂納克描繪成我的同鄉，他身上有薩爾人的各種印跡和特點。我甚至於把他的邊防想法診斷為薩爾人誤入歧途的象征。我錯誤地做出了執拗的斷言，一個人如果對自己的家鄉累積了太多的感受，是會把它們當做國際間的兄弟情感釋放出來的。這會導致神經病患者的失誤，這種失誤緣於被壓抑的反抗意志，鑒於有人想逃跑就會拉起鐵絲網，鑒於有人渴望回家就會建起一堵墻。”…

羅馬尼亞體操世界冠軍納迪婭

科馬內奇把自己的匈牙利名字改成羅馬尼亞名字，並上了獨裁者小兒子的床，為的是能在國外站在平衡木上。獨裁者的影子跟著她在平衡木上一起晃動。她在外國的體育館成為勝出者，但在自己國家她仍舊是個臣仆。贏得世界冠軍賽的歡呼聲一結束，她在“家里”就去獨裁者那里表示感謝。她說，她在平衡木上獲得的勝利全要歸功於他的領導和智慧。齊奧塞斯庫微笑著吻了她。當獨裁者的兒子早就躺在別人的床上之後，她去了美國。後來人們聽說她在那兒給內衣做廣告。

無論人們向哪里看，來自民主國家的人和來自獨裁國家的人的命運是根本不同的。因為前者是民族國家的孩子，而後者是政體國家的孩子。如果民族國家和政體國家的孩子在同一個地方做同一件事，只有政體國家的孩子腦中才會有陰影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