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中還有一些東西：對句子的驚恐和句子的誘惑。總是害怕找不到句子本身的樣子，或者是當寫下的句子接近句子本身的樣子時產生的驚慌感。這種驚恐來自於不安和過度。作者需要用這種驚恐去調整想法，為承上啟下，支撐前後的寫下的句子及沈默句。對句子的驚恐變成句子的驚恐即是句子的誘惑。寫作的人把對句子的驚恐帶入到句子中就形成了句子的誘惑。句子的驚恐和句子的誘惑是調整思考的沖動，也是寫作的沖動。 

文章有引入也有出口。出口由文章確定，思考調整多久，句子的驚恐和對句子的驚恐作用多久，句子的誘惑效果多久，寫作的狀態持續多長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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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句我想寫的話，我想要知道它本來是怎樣的，並運用自如。為了知道它本來是如何的，我不能只從外面打量它，而必須向它里面觀察。我只能尋找過度，通過過度找到它的詞匯。寫下的句子和沈默的句子具有同樣的過度。 

寫作是將思想從一個句子分支成另一個句子且沒有路線可循，因為這不是流於表面的。調整句子是將思想掏空。人們想找到聯系和路線，因而稱之為中斷和彎路。在文章中連成一體的東西顯得偏僻而不重要。它是表象，從所有情感色彩的細微處匯集起來便形成反面。它不在我們的手臂之間，不能觸摸，而在我們的太陽穴之間，用顱蓋下的大腦去領會。它清晰地存在於它完美的非現實中，掩蓋著或用其他方式顯現著我們能用手去碰觸的具體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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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人們把一本很久之前讀過的書幾乎全忘了，而只記得一些單獨的勇敢的句子時，其實只擁有表達，而忘了整本書。我想，人們通過記憶這些單獨的勇敢的句子而把所有書記住。勇敢的句子就像食指以限制的形式指向所有的書。因為它們是勇敢的，它們承載著人們不再記得的所有其他的句子。 

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們毫無覺察地將這些勇敢的句子改變了，它們也改變了我們。它們變得和我們自己一樣，正巧，它們也改變了我們。它們用它們的不安改變了我們，碰上我們自己的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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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許多沈默的句子中，寫下的句子是一個具有證明能力的句子。只有它的可證明性能將它與沈默的句子區別開來。因為它具有證明性，人們可以認為，它比沈默的句子來得重要。然而它並非更重要些。它只是能夠證明，因為它通過承前啟後包含了沈默的句子。寫下的句子必須小心謹慎地處理與沈默句子的關係。沈默句子或者說使其安靜的句子必須有和寫下的句子一樣的音量。如果寫下的句子比沈默的句子要響亮，那它就尖銳刺耳了，會蓋過沈默句子的聲音。它也會因為太刺耳而破碎。它的音量成為贗品，而真實就不存在了。它的整個真實不復存在。寫下的句子的真實總是完全真實的，因為是非現實的。 

只有當寫下的句子保留了它的真實，只有當它謹慎地對待沈默句子時，它才能創造出下一個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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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句子的恐懼，對寫作的不滿，甚至幾乎是憎惡，是我這樣做的唯一理由。寫作總是我最後一件仍能做應該說必須做的事，當我不能再做其他事時。當我寫作時，總會到達一個點，使我無法對待自己，或者說無法對待自己的周遭。我再也忍受不了我的感官了，我再也沒法忍受我的思考了。一切事物如此糾結，我再也分不清外面的事物哪里開始，哪里結束。它們是否在我的內部，或者我在它們之中。一片片世界被拆分出來，仿佛我吞下了不能承受的所有。 …

後來我寫了一篇文章，文章里沒有提到那隻眼睛。然而，文章里的每句話都是從獨裁者的那隻眼睛里生發出來的：

藍眼睛的小姑娘，這麽一大早你皺著眉頭走在瀝青路上，你要去哪。這麽多年來總是穿過那個黑的公園。你說夏天來了，可是之前根本沒想到過夏天。現在你覺得秋天怎麽樣呢，好像這個城市不是由石頭構成的，好像城市里的每一片葉子都枯黃了。你朋友們的頭髮里藏著影子，他們看到你多麽的悲傷，他們習慣了你這樣，也學會了忍受你這樣。你就是你。不論人們談到什麽，就算人們談論你走丟了也好，人們能做些什麽呢。當酒杯中的恐懼能夠抵禦恐懼，而瓶子越來越空的時候，這還有什麽用呢。當笑聲回蕩，當他們捧腹大笑，當他們笑到發狂，這有什麽用呢。我們尚且年輕。 …

照片同樣也是鏡子。在照片上的我們的面孔，很少與我們想要的效果相同。我們好像都受了驚被嚇走了。臉上的每一個部分都保持了原貌。可整體來看的時候，臉上的每個部分又都像臨時拼湊起來的。有著自己的面孔的照片仿佛一隻別人摁在自己臉上的手。有著自己面孔的照片好像在對我說，就像當我無意間把手伸向父親臉上的時候他說的話：“那是我的大限”。 

當我們在照片上看到別人的臉的時候，魔鬼也坐在鏡子里。我們越是分解那張臉，我們就越是滑向自己的臉，直到面頰顫動起來，直到我們不經意地開始提防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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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來說，那個村子就像關於那場戰爭的一宗,早已被束之高閣且無人問津的檔案。一個塵封已久的裝滿了當時的記憶的抽屜。 

就這樣，我突然站在了外面，想站在外面。我忍受不了這些人民的節日，忍受不了那些黑皮靴的光澤。也忍受不了村子街道上的進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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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隻德意志蛙把每個大家庭都朝外地束在一起。在里面，通過各種聯系，暗湧著傷害、剝奪權利，還有細小的骯髒的報復和仇恨。那隻德意志蛙把親戚和鄰居都束縛在冰冷的附近，人們躲避和尋找著的附近。那隻德意志蛙把整個顫抖著的村子緊緊綁在一起。互相吸引和互相排斥，相互交替著，從腦袋上方的多愁善感和憤憤不平構成的坡度上滋長著。 

那隻德意志蛙是我所認識的第一個獨裁者。在幼兒園，在學校里，它就已經開始從村子里向外乜視了。它的瞳孔從那里就轉向了那些還將保持一陣子抽象，但後來又變得具體的東西：那個種族中心主義的國家，無處不在的秘密警察，那個因為不在人的頭腦里而把每個人都變成自己的大怪物的“自覺意識”。於是欺騙的工作繼續完美地進行著，帶著表象的勞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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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生的感知並非一成不變。它會在自己堅守的地方超越自己的界限。它是不可預見的，它指向的都是不確定的東西。它會被偶然所搖曳。當它將自己選出時，它的無常會與唯一的可能性相關聯。頭腦里的食指不停地侵入。我們期待著這種侵入，卻從未準備好接受這種侵入。這是自己產生的不安。一種機械般精確的不安。它知道它將和我們去向哪里。我們，只有我們對此一無所知。它是那個辮子邊走邊甩的小姑娘。我們是那個一直被拉在她身後亦步亦趨的小男孩。 …

我還在羅馬尼亞的時候，會有朋友，也有陌生人來訪。我生活在一個處在城市邊緣的由混凝土預制構件建成的住宅區里，整個住宅區傾向一邊，看上去灰蒙蒙的。他們想看我家鄉的那個村子。他們還告訴了我原因：他們讀過我寫的關於那個村子的文章。這個要求讓我很反感，因為我知道他們不是想看我家鄉的那個村子。他們想看的是那個村子里的“窪地”。他們想像訪問者一樣掃一眼，想親眼看到我筆下的那個村子究竟是什麽模樣。實際上，只有從有著頂尖山墻的構造相同的房屋之間逸出的光線照射到他們的面頰上，下午的那種空洞的喑啞的光線。這光線就如同這座村莊：對稱，以及滲透到最後一個角落里的平庸。於是，參觀者的眼神迷茫了。這幾條太寬又太直的街道上就會經常落下這樣的評論：這和我想的一點兒都不一樣。我就不得不再三地對他們解釋，對朋友的解釋和對陌生人的解釋一樣多。後來我便拒絕再帶著那些好奇的人來到這個村莊。我說，這個村子全都處在窪地上。可他們根本不相信我。…

聯邦總理至今在說出“右翼”這個詞時，一定不忘提及“左翼”。他知道，這次的事情與後者無關。恰恰是在左翼鬧事的時候制定了相應法律和條文，而且從那時起還堅持不懈地專門培訓了武裝警察。當年在布若克多夫或克羅伊茨貝格，這支部隊表現出令人驚訝的“勇於行動”。那時僅僅是街道被佔領或超市被點燃，如今活人被焚燒的時候，這些警察哪兒去了？

政治不再采取行動。在每天的各黨競爭之中，政治有時會遇到讓大家都坐蠟的事，這時政治會通過不同的路徑，跛行於所發生的事件之後。政治不是采取對抗右翼的措施，而僅僅是對右翼行為做出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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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忍不住要打個比方，前東德的人在統一後的處境與我相似：他們是說德語的德國人，但盡管如此卻不是西德人。在所有其他方面，比如履歷和社會學意義上他們也是外國人，來自東德的人在生活習慣上與波蘭人、捷克人、匈牙利人和羅馬尼亞人有更多的相似之處，而不是與西德人。東歐的政治體制之相似導致了那里街景和室內的雷同。這種體制有時無意地通過同樣的災難性的經濟政策，有時故意地通過相同結構的鎮壓機器，創造和遺留下了有著類似創傷和傷痕的人與事。

前東德人不是“二等德國人”，從外表看他們是德國人，然而腦子里卻還是東歐人。這不是要把他們從德意志民族中排除出去，這是事情的真相。但在一片排練出的求同的虛偽中這聽上去如同褻瀆。…

為什麽那些從政的人——對他們來說公開演講就像做決斷一樣，是他們職業的組成部分——總是關起門來閱讀？為什麽這些人不多讀點兒書，從而掌握哪些話能說，哪些話不能說的基本火候呢？為什麽他們今天在反新納粹的講話中所使用的語言，從美學意義上講與法西斯慣用的形象語言幾乎毫無二致呢？所有他們使用的形象比喻都與納粹慣用語如出一轍，醜陋不堪：

“挽起袖子來”，統一後曾這麽號召過，然後是“低谷”，先是“還沒有達到”，後來是“達到了”，卻看不到“上坡”的跡象，德國不再是“繁榮的國家”，現在“船上人滿為患”。總理在慶祝其當政十周年時還依舊說：“每個人都是鍛造自己幸福的鐵匠。”所有這些比喻聽了都讓人起雞皮疙瘩。…

能讓我安心的是對1968年出現的代溝作用的信任，我想終於一勞永逸地出現了重大轉折。大多數1968年後出生的人不會再背離當年的反省原則。那時兒女們考察自己的父母們是不是希特勒的幫兇和沈默者，許多人也找到了相應證據。他們提出了罪責問題，特別是個人罪責，我想在這個國家以後應該一直這樣做。

一位漢堡的兒科醫生告訴過我，恰恰是年輕的父母在送孩子住院治療時往往會說：“我不願意讓我的孩子與外國孩子住在一間病房里。”那位醫生說，這些父母的孩子經常是得了很重的病，可他們為孩子擔驚受怕的同時腦子里還有這麽一句話，而且他們一點兒都不羞於把它說出口。…

那位在蘋果樹下憤怒開罵的老婦人指的不是一個尋求避難者，她指的是所有尋求避難者。她怎麽能指一個人呢，那個小偷她又沒看見。她知道一個尋求避難者是沒有房子、沒有屋頂、沒有果樹的，因而他要她那破舊的木梯子是派不上任何用場的。但這並不妨礙她死守著自己的偏見。

這位本地人的指責和誹謗是籠統的，她知道她可以這麽做，因為她不需要為自己所說的提供證據。如果有一個陌生人偷了東西，那麽她就希望所有的陌生人都能從這個村子以及這個國家的所有地方消失。她只是很多人中的一份子，她的所作所為在這一帶屢見不鮮。只要有機會，她天天都誹謗陌生人。她更換談話對象，但談話主題永遠不變。這能讓她和她那個小村子保持活力。…

一個小時以後我走在他身旁，在“回家的路上”再次路過那個村子。那村子與西德上千個別的村子看上去沒有什麽兩樣：到處收拾得井井有條，就好像天上既沒颳過風、也沒下過雨、沒有一次霜凍或是酷暑損害過房屋的顏色似的。就好像時間僅僅在人們的臉上留下了痕跡，而對房屋卻高擡貴手了。與貧窮國家相比，這里的人也老得晚，而且老的方式也不同。我能夠想像，誰住在有桁架房屋、觀賞性灌木叢和晚秋植物的街上，是不願意聽貧窮這個詞的。上了年紀的人知道，戰後他們貧窮，人口也銳減了一半。因為他們知道，是希特勒挑起這場戰爭的。

他們打輸了這場戰爭，失去了房屋和家園，他們的民歌和習俗也被用來為這場戰爭服務。所以他們沒有權利抱怨。在希特勒以他們的名義蹂躪過的世界各地，人們視他們為怪物。他們拼命做苦工，為了逃避這滿目瘡痍的一切。…

在羅馬尼亞每個被說出的威脅都是羅馬尼亞語。一個國家使用的語言轉眼間就變成了官方語言。這麽看來德語在羅馬尼亞還算運氣不錯，比在東德走運，比在第三帝國也走運。我被迫看到，我生活過的那個國家的語言和我的母語，盡管二者觀察世界的角度如此不同，都可以成為兇手的語言。我也被迫看到，世界各處各國的所有語言都可以成為兇手的語言。我親身經歷了，這種事一旦開了頭，其進展會多麽神速。

彼此熟悉的人們在談話時也會談到德國的排外主義。他們會說：在別的國家也存在排外主義。是的，但我們生活在德國這里。還沒有一個這里的德國人對我說過：我不是這樣的人，而且你也認識很多別的不排外的人。…

這首詩囊括了很長時間的恐懼——詩中的貝蒂娜指的是貝蒂娜岱·阿尼姆——從下兩分鐘直到今後十年。許多人都有他們的詩。東歐人對抒情詩的熱愛不是什麽美好的神話，這種愛是從恐懼中產生的。貨真價實的實用抒情詩。這里沒有貶義，因為恐懼是一種可靠的標準。用話語來打情罵俏是徒勞的，恐懼完全能夠感覺到每個詞是如何被說出來的。真情與假意是水火不相容的。許多人都有他們的詩，他們會一段接一段地背誦，而且自己會沈醉於所背誦的詩。不信上帝的人這麽背詩時會讓人想到禱告。

恐懼這個詞兩種語言中都有：在我的母語中是一個音節，在羅馬尼亞語中是兩個音節：frica.…

那時我對柏林的朋友們說，為了能在這麽空蕩蕩的住房里生活，人的內心得特別堅強。 

我在羅馬尼亞的房間——即使我不在，安全局的主仆們也在那里進進出出——里的冰箱上多年貼著一首詩。這首詩是薩拉·基爾施在東德寫的，當我把它貼到冰箱上的時候，基爾施早已被從東德趕到西德去了。

今夜，一如往日

貝蒂娜，我們的心依舊孤寂

筆尖滑落信箋，為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