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句我想寫的話，我想要知道它本來是怎樣的，並運用自如。為了知道它本來是如何的，我不能只從外面打量它，而必須向它里面觀察。我只能尋找過度，通過過度找到它的詞匯。寫下的句子和沈默的句子具有同樣的過度。 

寫作是將思想從一個句子分支成另一個句子且沒有路線可循，因為這不是流於表面的。調整句子是將思想掏空。人們想找到聯系和路線，因而稱之為中斷和彎路。在文章中連成一體的東西顯得偏僻而不重要。它是表象，從所有情感色彩的細微處匯集起來便形成反面。它不在我們的手臂之間，不能觸摸，而在我們的太陽穴之間，用顱蓋下的大腦去領會。它清晰地存在於它完美的非現實中，掩蓋著或用其他方式顯現著我們能用手去碰觸的具體的現實。

文學中常表達“事業心”這個概念。當人們沒有那麽大的雄心抱負或者表達得更謹慎一點兒，就會說“請求”。是的，每篇文章都必有一個請求，就像我們做什麽事不做什麽事都會有一個請求。從這個詞的廣義上來說即使我們不願承認或不知道，每篇文章和我們的所為所不為都有一個請求。因為人們總是賦予所寫的東西一個意義，它本身的意義。 

調整會掏空思想，成為彎路，偏僻的和所謂不重要的，寫作會這樣運作，因此在寫作時請求必須徹底消失。它必須被肢解，還原到最小的原來的部分，再組裝實現自己。

當這種分散完美地發生後，能夠從文章里，從每個角落把請求重新組裝起來。對每個句子都很必要的過度將請求炸開，均勻地驅趕到文章中單個的詞里。 

在寫作時插入的完美的非現實，隨著引入進入文章，只有通過與過度的完美對抗來實現。人們並沒有和句子靠得更近，就像它本身那樣。

即使我描繪真實的感知，我也必須處理好真實感知和虛構感知之間的差距。在我曾經的經驗上，把詩意的偏離導入過度。因此狹義上來說，自傳性的自己的東西被介紹，廣義上來說與我的自傳有關。當我寫到自己時，我介紹關於自己的東西。 

電影導演大衛·黑爾在一次關於寫作和傳記的采訪中說：“寫作與經驗的關係是如此的複雜，沒人能將它識破。而經驗從被轉換成文字或電影的那刻起，就再也分辨不出了……我不是寫作的人。我不能解釋，為什麽夏洛特·蘭普林在‘夜巴黎’里40分鐘一直穿著一件紅色大衣……”

一個人在寫作時，他就已經不是平日里讀報，購物，逛公園，與熟人或陌生人交談，乘坐地鐵和從站臺上火車的那個人了。在上述情況中的那個人因為沒有進行寫作，是一個能夠達到自己，能夠估量自己的人。而寫作時他卻是一個無法達到自己的人。人們可以說，寫作中的人是一個虛構的人，對自己也是虛構的。 

為什麽呢？當這個問題與寫作和文章有關時是無法解答的。如果讀者以為作者與完成的結局是對峙的，這是一個錯誤的假設。作者什麽都無法隱藏。沒有一篇文章允許如此。讀者在閱讀時也能看到寫作的過程：彎路，中斷。他也能感受到作者思想的多面地。他讀著白紙黑字，看尋找是如何進行的。他看出了詩意的偏離，感知中的虛構。他還看到這些是用什麽方法寫出來的。一篇文章展現出了一切。它沒有展現的也不會隱藏。“為什麽”也不會存在。即使一篇文章返回到出發點也與這個問題無關。即使有一個起因，也會隱藏起來。就像我所說的，我把寫作理解為思考的反面，生活的對立面。每個句子從不可能開始被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