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來說，那個村子就像關於那場戰爭的一宗,早已被束之高閣且無人問津的檔案。一個塵封已久的裝滿了當時的記憶的抽屜。 

就這樣，我突然站在了外面，想站在外面。我忍受不了這些人民的節日，忍受不了那些黑皮靴的光澤。也忍受不了村子街道上的進行曲。

當母親在冬季的夜里織毛衣時，我感到自己的咽喉被扼住了。因為我知道，當她還是個姑娘時，在那些打仗的冬天里一邊編織毛衣，一邊哼唱著“黑棕色的是榛子”。那是“家鄉之夜”。在哼唱的時候，她想的不是那些擺動的灌木，不是那些或綠或黃或光禿禿地立在花園里的灌木。她想的是“元首”，想的是那些離開村子奔向戰場的和她同樣年紀的男子們。在這樣的夜里，毛衣針成了她的步槍。編織，棉線上的行軍。 

這是一種行為，群體的行為。當她們獨處時，是另一種行為：她們認真地遵守著那個告誡“魔鬼坐在鏡子里”。

當她們走向櫃子時，為了不看到自己的裸體，她們就朝天花板上看，因為每個房間里都可能會發生一些被人們稱為“恥辱”和“不貞”的事情。人們必須得裸著身子朝鏡子里看或是在穿長筒襪的時候想，別人觸碰到自己的皮膚。穿著衣服的時候，是個人，不穿的時候就不是。那張龐大的皮膚啊。 

鏡子是有毀滅性的。祖母的告誡和格言都知曉這一點。

關於感知自己的禁令在與物品打交道時也起了作用：木頭摸起來很舒服。我在上面來回摩挲著，可當我發現我摩挲的是一扇門時，便不寒而栗。 

那隻德意志蛙的禁令盤桓在那些讓人感覺親近的行為方式之間：

父親允許我給他分頭路，紮領結，金屬的壓髮扣緊緊貼到頭皮上。父親允許我解開他的頭巾，給他披上三角形的披肩，戴上項鏈。他只是不允許我把手伸到他的臉上。如果我有意或無意地這樣做了，他會把領結和壓髮扣還有頭巾和項鏈統統扯下來，用胳膊肘兒把我推開，大聲喊道：走開！通過一次，我便永遠地記住了，他不能忍受別人把手伸到他臉上去。 

我們總是手足無措地站在這些東西面前。每當我們做點兒什麽事情，它們就出現在那里。我們永遠也不會知道，我們做的事什麽時候在哪里會把我們分開。只是這就已經讓我們變得可以被忍受了。只有當我們比折磨著我們的東西更無助的時候，我們才是可以被忍受的。

令人不解的是，我們不停地在改變自己，恰恰是因為我們對此一無所知，而改變了自己。我們在無數次重復後依然沒有領會到這一點，這樣，我們就變成了另外的人。 

仔細的觀察意味著毀滅，這個印象變得越來越深刻。“魔鬼坐在鏡子里”，這句話也知道這種印象。當人們去接近去關注別人的時候，人們便肆無忌憚起來。人們把他們肢解開來。細節會比整體更加龐大。人們洞察著他們。人們什麽都沒看到，但感覺到了里面有什麽。因為只能停留在感覺上，感覺就成了完全自生的看見。那麽，必定是自生的感知就會比當人們朝里張望時更加殘酷無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