櫥櫃裏的衣服，有一半不用穿了，

一天天大半的時光

我們都是在家中度過。

偌大的飯桌，一半就夠了。孩子兩週回家一次。

冰箱減去魚肉， 飯桌減去杯盤，

一天兩餐， 我們活得足夠輕鬆。…

1

黎明的平原上沒有風。小滿剛過，

正是麥子灌漿的季節。

我看見，遼闊的原野上，只有一個農人

彎腰在麥田裏，

用鐵鍬平整著壟溝，在他的身後，

機井裏抽出的水，沿著溝渠

正清亮地向著這邊流來。…

我走累了，坐於叢林之畔歇息，

沒有什麽事，值得我

在這樣一個美好的清晨

憂慮和奔忙。

黎明的爽風攜來花草的清香，

楸樹結出如絲的豆莢，松樹加深著

濃密的綠意。

 …

陽光被細密的枝葉

又過濾了一遍，斑駁的光影

讓穿過林間的小徑

像繡上了明暗閃爍的花紋。

地上這些謙卑的花草，開了，謝了，

才不在乎有沒有人欣賞。

我的腳步，在晨風中乾淨，輕盈，…

時間進入六月，晨光早早透過窗簾

把我喚醒，哦，當然，還有

那些由稀疏到密集的鳥鳴。

我起身到陽臺上給花澆水，剪掉敗葉，

從我的五樓，眺望一下

不遠處的田野，白楊大道和靜謐的村落。

又是一年，麥子收割盡了，…

葬禮致辭人的紐扣眼里別著一支巴掌大的玫瑰。花朵纖柔如絲。他站到我身邊，從上衣口袋里抽出一隻手。手握成拳頭。他想把手指抻直，卻沒成功。痛苦讓他的眼睛腫脹。他自顧自地低聲哭泣起來。

戰爭中和老鄉沒法合得來，他說。那些人不聽命令。 

然後，葬禮致辭人搬起塊沈重的石頭，壓在棺材上面。

現在，一個胖男人站到我身邊。他長了顆水囊袋一樣的腦袋，看不到臉。…

站臺上，火車噴著蒸氣，親人們追著它跑過來。每一步，他們都高高揚起胳膊，揮舞。 

一個年輕的男人站在車窗後。窗玻璃的下沿到他的腋下。他在胸前持著一束白色碎花，神情呆滯。 

一個年輕女人把一個臉色蒼白的孩子從火車站拽出去。女人是個駝背。

火車開進戰爭。 …

我的母親是個一聲不吭的女人。 

我的外祖母患有白內障。她一隻眼睛有白內障，另一隻得了青光眼。 

我的外祖父患有陰囊疝。

我的父親和另一個女人還有另一個孩子。我不認識那另一個女人和另一個孩子。那另一個孩子比我年長，所以人們說，我才是另一個男人的孩子。 …

第二天早上四點我去了火車站，要回市里去。天漆黑，狗汪汪叫著，好像這個村子就是一個賊。候車室里點著燈。壁報上獨裁者的臉望著我。臉上沾滿了蒼蠅屎。他有太陽斑。從夏天開始壁報就沒換過了。我坐在一條長凳上。我有段時間停在獨裁者的雀斑前，也曾穿過這房間。現在我坐在長凳上，看見地上有好多好多青蛙。它們不是安安靜靜地蹲著，而是淫蕩地把後腿擺在身後。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隻青蛙。在我的記憶中差不多有數百隻。數目肯定是很多的，我坐在長凳上都感到噁心。我看見青蛙從我自己寫的句子中鑽出來。我聽到這些話：“每個移民來的人都帶了青蛙”、“我聽到媽媽的德國青蛙。它在我睡著後呱呱叫著”。我想虛構已經追趕上了我。現在青蛙從我的句子中鑽出來，在我的生活中緩緩爬動。我的恐懼大過了我自己，因為我確信我所虛構的都是真實的，會變成現實，會堵死我的生活。我寫下的每句話會給我畫上條紋。我知道我無法忍受。

 …

垃圾簍又髒又高。我多想要這個蘋果，可以為此花費一整天或是半天的時間。我把蘋果咬過的那面朝下，小心翼翼地放在長椅上，有時如果沒人瞧見我，還會放在外窗臺上。我把蘋果咬過的那面朝下放，就像把手稿有字的那面朝下放一樣。是偶然嗎？現在沒有想起比較咬過的蘋果和寫了字的稿紙。我頭腦里已經開始作這個比較了，當我把蘋果咬過的那面朝下放時。如果我不把紙的臉朝下放，又會讓我想起這些句子來，就如我不把蘋果的臉朝下放，又會想起它。很顯然，我把稿紙有字的那一面稱為它的臉，也把蘋果被咬過的那面叫做臉。我作用的那一部分通過不安和過度改變了事物。就這點而言，它是臉，也可以說給了它們另外的表達。給臉總也意味著破壞。 …

寫作中還有一些東西：對句子的驚恐和句子的誘惑。總是害怕找不到句子本身的樣子，或者是當寫下的句子接近句子本身的樣子時產生的驚慌感。這種驚恐來自於不安和過度。作者需要用這種驚恐去調整想法，為承上啟下，支撐前後的寫下的句子及沈默句。對句子的驚恐變成句子的驚恐即是句子的誘惑。寫作的人把對句子的驚恐帶入到句子中就形成了句子的誘惑。句子的驚恐和句子的誘惑是調整思考的沖動，也是寫作的沖動。 

文章有引入也有出口。出口由文章確定，思考調整多久，句子的驚恐和對句子的驚恐作用多久，句子的誘惑效果多久，寫作的狀態持續多長時間。

 …

每句我想寫的話，我想要知道它本來是怎樣的，並運用自如。為了知道它本來是如何的，我不能只從外面打量它，而必須向它里面觀察。我只能尋找過度，通過過度找到它的詞匯。寫下的句子和沈默的句子具有同樣的過度。 

寫作是將思想從一個句子分支成另一個句子且沒有路線可循，因為這不是流於表面的。調整句子是將思想掏空。人們想找到聯系和路線，因而稱之為中斷和彎路。在文章中連成一體的東西顯得偏僻而不重要。它是表象，從所有情感色彩的細微處匯集起來便形成反面。它不在我們的手臂之間，不能觸摸，而在我們的太陽穴之間，用顱蓋下的大腦去領會。它清晰地存在於它完美的非現實中，掩蓋著或用其他方式顯現著我們能用手去碰觸的具體的現實。

 …

當人們把一本很久之前讀過的書幾乎全忘了，而只記得一些單獨的勇敢的句子時，其實只擁有表達，而忘了整本書。我想，人們通過記憶這些單獨的勇敢的句子而把所有書記住。勇敢的句子就像食指以限制的形式指向所有的書。因為它們是勇敢的，它們承載著人們不再記得的所有其他的句子。 

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們毫無覺察地將這些勇敢的句子改變了，它們也改變了我們。它們變得和我們自己一樣，正巧，它們也改變了我們。它們用它們的不安改變了我們，碰上我們自己的不安。

 …

在許多沈默的句子中，寫下的句子是一個具有證明能力的句子。只有它的可證明性能將它與沈默的句子區別開來。因為它具有證明性，人們可以認為，它比沈默的句子來得重要。然而它並非更重要些。它只是能夠證明，因為它通過承前啟後包含了沈默的句子。寫下的句子必須小心謹慎地處理與沈默句子的關係。沈默句子或者說使其安靜的句子必須有和寫下的句子一樣的音量。如果寫下的句子比沈默的句子要響亮，那它就尖銳刺耳了，會蓋過沈默句子的聲音。它也會因為太刺耳而破碎。它的音量成為贗品，而真實就不存在了。它的整個真實不復存在。寫下的句子的真實總是完全真實的，因為是非現實的。 

只有當寫下的句子保留了它的真實，只有當它謹慎地對待沈默句子時，它才能創造出下一個句子。

 …

對句子的恐懼，對寫作的不滿，甚至幾乎是憎惡，是我這樣做的唯一理由。寫作總是我最後一件仍能做應該說必須做的事，當我不能再做其他事時。當我寫作時，總會到達一個點，使我無法對待自己，或者說無法對待自己的周遭。我再也忍受不了我的感官了，我再也沒法忍受我的思考了。一切事物如此糾結，我再也分不清外面的事物哪里開始，哪里結束。它們是否在我的內部，或者我在它們之中。一片片世界被拆分出來，仿佛我吞下了不能承受的所有。 …

後來我寫了一篇文章，文章里沒有提到那隻眼睛。然而，文章里的每句話都是從獨裁者的那隻眼睛里生發出來的：

藍眼睛的小姑娘，這麽一大早你皺著眉頭走在瀝青路上，你要去哪。這麽多年來總是穿過那個黑的公園。你說夏天來了，可是之前根本沒想到過夏天。現在你覺得秋天怎麽樣呢，好像這個城市不是由石頭構成的，好像城市里的每一片葉子都枯黃了。你朋友們的頭髮里藏著影子，他們看到你多麽的悲傷，他們習慣了你這樣，也學會了忍受你這樣。你就是你。不論人們談到什麽，就算人們談論你走丟了也好，人們能做些什麽呢。當酒杯中的恐懼能夠抵禦恐懼，而瓶子越來越空的時候，這還有什麽用呢。當笑聲回蕩，當他們捧腹大笑，當他們笑到發狂，這有什麽用呢。我們尚且年輕。 …

照片同樣也是鏡子。在照片上的我們的面孔，很少與我們想要的效果相同。我們好像都受了驚被嚇走了。臉上的每一個部分都保持了原貌。可整體來看的時候，臉上的每個部分又都像臨時拼湊起來的。有著自己的面孔的照片仿佛一隻別人摁在自己臉上的手。有著自己面孔的照片好像在對我說，就像當我無意間把手伸向父親臉上的時候他說的話：“那是我的大限”。 

當我們在照片上看到別人的臉的時候，魔鬼也坐在鏡子里。我們越是分解那張臉，我們就越是滑向自己的臉，直到面頰顫動起來，直到我們不經意地開始提防自己。

 …

對我來說，那個村子就像關於那場戰爭的一宗,早已被束之高閣且無人問津的檔案。一個塵封已久的裝滿了當時的記憶的抽屜。 

就這樣，我突然站在了外面，想站在外面。我忍受不了這些人民的節日，忍受不了那些黑皮靴的光澤。也忍受不了村子街道上的進行曲。

 …

那隻德意志蛙把每個大家庭都朝外地束在一起。在里面，通過各種聯系，暗湧著傷害、剝奪權利，還有細小的骯髒的報復和仇恨。那隻德意志蛙把親戚和鄰居都束縛在冰冷的附近，人們躲避和尋找著的附近。那隻德意志蛙把整個顫抖著的村子緊緊綁在一起。互相吸引和互相排斥，相互交替著，從腦袋上方的多愁善感和憤憤不平構成的坡度上滋長著。 

那隻德意志蛙是我所認識的第一個獨裁者。在幼兒園，在學校里，它就已經開始從村子里向外乜視了。它的瞳孔從那里就轉向了那些還將保持一陣子抽象，但後來又變得具體的東西：那個種族中心主義的國家，無處不在的秘密警察，那個因為不在人的頭腦里而把每個人都變成自己的大怪物的“自覺意識”。於是欺騙的工作繼續完美地進行著，帶著表象的勞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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